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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悔恨的声音似乎有点慌乱？我思考着。我看着托尼。他们专门排练过这个吗？是为了在我面前表演吗？如果他真的感到悔恨，他也不会说，“我的反省是，我不仅搞砸了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家人的生活，也搞砸了受害者的生活？”会不会是他悔恨的发言也有顺序？或者，这正是正确的顺序而我却不知道。我应该希望他被释放吗？我不应该吗？我怎么才能知道呢？这些想法正肆虐地贯穿着我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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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己眯起了眼睛，仿佛我试图在托尼和他的同伴的头骨上戳个窟窿。我现在因极大的好奇心而看起来怪异的面部表情，让我不得不回忆起在咖世家咖啡的时候，黛博拉第一次将《存在或虚无》递给我的情景。托尼和布莱恩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在失望中，这两名男子靠在椅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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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坐在那里，就像一个业余侦探试图在字里行间找出什么讯息来。”布莱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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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正是这样。”我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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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所有精神科医生正在做的！”布莱恩说，“看见了吧？他们不过是业余侦探！但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影响假释议会的权力：为了使得别人像托尼一样被锁定在此——如果他们也不幸地在鲍勃·黑尔的心理变态测试表这项测试中失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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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心理学：发现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疯狂 [:170130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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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心理学：发现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疯狂 第三章 被书写的精神病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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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国精神病学家菲利浦·皮内尔（Philippe Pinel）早在19世纪提出的建议：有一种疯狂的行为，却不涉及躁狂症（mania）或抑郁症（depression）或者精神病（psychosis）。他把它称作是“无妄想的精神错乱（manie sans delire）”。他说，表面上看起来，患者十分正常，但他们缺乏对于冲动的抑制，也容易出现暴力行为。直到1891年，德国医生J.L.A.科赫（J.L.A.Koch）发表了他的书籍《自卑的精神变态》（Die psychopathischen Minderwertigkeiten）；自此，这种行为才得到了它的名称：精神变态（Psych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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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早些时候，回到鲍勃·黑尔之前的时代看一看，那时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真是十分简陋。在195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精神卫生法将精神病患者简单地定义为“一个持久的障碍或心灵的残疾（不论是否包括低于正常或者智弱），部分患者导致了侵略性的结果或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时常要求医疗治疗或易受医疗治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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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的一致共识是，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会患上这样的疾病，但他们造成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实际上，它可能以完全错误的方式重塑社会。就像一个人摔断了他的腿，伤得很严重，骨头也折到了奇怪的方向。于是，迫切的问题成为了，怎么样才能够治愈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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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加拿大精神病医生认为，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末找到了答案。他的名字是艾略特·巴克（Elliott Barker）。现在，他奇怪的故事几乎已经被淡忘了，除了客串过的事件或人物，一个曾经美丽的但现在早已过气的20世纪60年代的明星，一些无望的加拿大连环杀手的讣告；但当时，他的同辈们在观看他的实验时表现得非常兴奋。他站在不寻常的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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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星期后，我碰巧读到托尼和艾茜·维丁在布罗德莫的学术论文中引用了他的观点，并试图理解精神变态的意义。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他的热烈精神、他的稚气、他不寻常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对于他想治愈想象中的精神病患者的热情。也许是因为我从未在其它任何报道中，看到过对于精神失常在刑法上的主动庇护，于是我给他以及他的朋友们发了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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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的状态非常不好，不接受任何采访，”这是他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前同事回复的：“他是个很好的人，这些天来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来帮助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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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艾略特·巴克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这是另外一封邮件，来自理查德·韦斯曼（Richard Weisman），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in Toronto）的社会科学教授，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艾略特的精彩论文：《反思橡树岭实验中的精神病患者罪犯》（Reflections on the Oak Ridge Experiment with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发表于《国际法律和精神病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他提到，“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进行的对于不同文化趋势的综合分析是独一无二的；而艾略特非常幸运，他拥有极大的自由度，可以随意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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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得非常痴迷于拼凑橡树岭（Oak Ridge）的故事。我向艾略特提了一连串不得要领的问题：“亲爱的艾略特，我从来没有这样坚持过，请接受我的道歉。”以及，“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来说服你跟我说话吗？”还有，“我承诺这将是我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如果我依然等不来您的来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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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便开始走运了。虽然其他准受访者可能会发现，我有着近乎狂热的猎奇心理，甚至是有点令人不安的，艾略特和他以前的同事——橡树岭精神科医生们发现了它的吸引力，而我越是滋扰他们，他们就越是悄然地对我倍感兴趣。最后，他们开始敞开心扉，回复了我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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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始于60年代中期。艾略特·巴克当时是一个处于萌芽时期的精神科医生，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正试图决定要朝那个职业道路发展，便开始阅读一些精神病学杂志，读到包括有着高层次的明智的治疗师，以及没有能力的病人的根治性治疗机构都已被摧毁，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的实验。出于好奇心理，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向银行贷款，在他们经济的允许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世界环游，漫游、访问了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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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棕榈泉，他听到过在心理治疗师监护下发生的裸体心理辅导这样的事件，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叫保罗·本德林（Paul Bindrim）。（如广告上所说）这所酒店将“大量的树木和野生动物”，以及“超一流度假胜地”的设施完美地结为一体。在那里，本德林会首先询问他衣冠楚楚的客户，后者通常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大多是加利福尼亚州中上层阶级的自由思想家和电影明星们。他首先“观察”对方，接着便拥抱、搏斗，然后，等天黑了，在新时代（New Age）音乐的伴奏下，他便解除他们的“衣服塔”。他们将裸体坐着，围成一圈，发出“沉思状的嗡嗡声”，然后一头扎进这场马拉松式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裸体心理治疗会议，这是一场情绪化的、神秘的惊险旅程，其中的参与者会尖叫、叫喊和呜咽，并承认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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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上的裸露，”本德林向来访的记者解释道：“有利于心灵和感情上的释放，因此加快了心理治疗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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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德林最具争议的说法便是他所谓的“裆目测”。他示意几名参与者围成一圈坐好，腿部不穿任何衣物，再让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坐在圈子的中间。然后他命令别人盯着那人的生殖器和肛门看，有时甚至长达几个小时，而他则是偶尔大叫一声，“就是那里！这是我们该死的负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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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保罗·本德林的裸体心理治疗会议。拉尔夫·克兰（Ralph Crane）摄于196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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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还让他的参与者们直接地解决他们的生理问题。《生活》（Life）杂志的记者简·霍华德（Jane Howard）参加过一段时间。1970年，她在出版的书籍《请触摸》（Please Touch）中写到：这是一场关于人类潜能运动的指导，是本德林与一名叫洛娜（Lorna）的参与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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