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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韦写道：“处理同胞竞争的策略和唤起同胞合作的策略属于主要的功能机制，它们可以确保适应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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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本生物学上的差异受到经历和出生顺序的影响，可能变得极端或适度。这既是一个影响大脑神经连接的生化过程（“神经塑造”），也是保护每一位家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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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韦认为：“‘小生境’的概念源自生态学领域，它说明了不同的物种如何利用其所在环境中的有用资源。家庭小生境的概念与此类似。为了获得父母身体、情感和智力的资源，同胞之间彼此会展开竞争。根据出生顺序、性别、身体特征和性情的差异，在家庭这个系统中，兄弟姐妹自行创造了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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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争夺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会认领还没有被他们占领的领域。萨洛韦指出，在寻求资源方面，头生子女总是最容易。在一定时期内，他们绝对拥有父母，不管他们的父母在后来的生活中如何力求公平合理，他们仍然会比晚出生的孩子多得到10%的关爱。通常他们还比晚出生的孩子在智商上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萨洛韦认为，因为得到更多的照顾，而且没有兄弟姐妹与之竞争，家中第一个孩子倾向于与他们父母的兴趣和态度联系更加密切。这让他们对现状更加保守，更想维护，因为他们是占领者，现状充分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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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最早出生的和最后出生的孩子，中间出生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总是较少。年幼的孩子接种疫苗的可能性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更小，每生一个孩子接种的比例会下降20%~30%，即使最好的父母努力做到公平，情况也是这样，何况或许做不到公平。因此，晚出生的孩子面临一个挑战：因为得到的关照和养育较少，以及家庭所采取的保守“立场”，年幼的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引起父母的注意，并获得资源。他们不会获得父母独有的关照，某种小生境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且因为较小和发育较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要比年长的兄弟姐妹少。能力上的相对不足迫使他们要成为更独特、更引人注意的角色。他们必须多样化，这就使得晚出生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和赞成新的、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思想。能力相对较弱也迫使他们更愿意合作，因为大多数晚出生的孩子很早就知道通过结盟会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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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韦用大量的历史数据来检验他的理论，比如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的科学革命。他指出，晚出生的孩子会采用和谋取新的激进立场，头生子女则选择更保守的立场，甚至是极为保守的立场，每个案例都是如此。他利用相同的观点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分歧：早出生的所持政见更传统和更温和，而年轻的同胞则会发起激进的行动。萨洛韦也对当今世界进行了研究，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也确认了同样的趋势。通过分析参加大联盟比赛中的同胞，比如乔和多姆·迪马吉奥（Joe and Dom DiMaggio）兄弟以及卡尔和比利·瑞普肯（Cal and Billy Ripken）兄弟，萨洛韦发现弟弟更经常偷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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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顺序的影响仍然有争议，但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不存在争议，而且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纳德四兄弟决定分别研究世界的不同区域：沙菲克（Shafeek）选择了南美，克莱尔（Claire）声称去中东，劳拉（Laura）重点关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留给四弟拉尔夫的是中国和远东，他们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世界各地（显然，他们感觉没有必要选择欧洲，因为在学校里已经教得太多了）。与之类似，摇滚乐队莱昂国王（Kings of Leon）则由三兄弟组成：安东尼·福洛威尔（Anthony Followill）是乐队主唱，伊凡（Ivan）演奏鼓和打击乐器，而迈克尔（Michael）则弹低音吉他，他们的表弟卡梅伦（Cameron）临时补缺，顶替主唱和弹吉他。这个乐队是以他们爷爷的名字命名的，因此他们的努力和自豪感超乎寻常，这种感觉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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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同胞竞争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并且有自己的术语，尽管兄弟姐妹之间的合作可以有很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却没有太多的人研究它。很多家庭既培养出极富天赋的个人，也培养出合作者。沃卓斯基（Wachowskis）兄弟（后来哥哥变性，现为姐弟）拍摄了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和《云图》（Cloud Atlas），马里奥特（Marriott）兄弟创建了跟他们同名的连锁宾馆，克拉拉（Klara）和约翰娜·索德伯格（Johanna Soderberg）姐妹创建了急救箱集团（First Aid Kit），电台司令乐队的格林伍德兄弟（Greenwood）、勃朗特三姐妹（Brontes）、莱特兄弟（Wright）、伊曼纽尔兄弟……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却成效显著的同胞合作事例，它们证实家庭具有培养积极合作者的能力，他们的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控制或独享成功。兄弟姐妹一起工作并且取得成功并不表示他们会非常平静、消极或相互讨好，事实恰恰相反。威尔伯·莱特（Wibur Wright）说，他喜欢弟弟奥维尔（Orville）的许多方面，包括奥维尔是一个“有益的吵架者”。他们经常激烈地争论，但在制作飞机时，却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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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本能，合作是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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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认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故事中，”托尼·比卡特（Tony Bicat）告诉我，“母亲是它的中心，是她建立了这个家。她想给我父亲提供一个不受打扰的工作地点。爸爸是一位艺术家，他觉得我们在一起是有意义的。他们强烈地认为，要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家，让我们都生活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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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是三兄妹中的老大。今天再看他们三人，能明显看到血缘关系，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比如鬈发和热情而沉陷的眼睛，他们说起话来也全都是平静而且深思熟虑的，对彼此和对世界是豁达的，而且他们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毫不奇怪，3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从事了艺术，而且是需要高度合作的戏剧、电影和音乐，这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人共事。让人吃惊的是：比卡特三兄妹描述他们的童年时，每个人都承认没有为争夺控制权而争斗，取胜也不会产生问题。托尼是电影制作人和剧作家，他知道母亲最宠爱他，其他人也都同意，但是似乎没有人特别在意，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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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Tina）和我弹钢琴、拉小提琴，”托尼回忆说，“尼克（Nick）出生以后，显然他要么是个神童，要么就是很有天赋，这个从小他就表现了出来。如果比赛的话，我们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们从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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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的老小，我向来不是很擅长语言，”尼克·比卡特回忆说，“但我总是能用我的绝技赢得哥哥的尊重：我能从一楼的窗户翻出去，或者跳到楼下。当然，音乐对我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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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尼克·比卡特是一位获奖作曲家。他为好莱坞的电影、伦敦室内交响乐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菲利普·里德利（Philip Ridley）、戴维·黑尔（David Hare）、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谱曲，从电视版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到色情音乐剧《蕾丝》（Lace）都能听到他的音乐。如果没有合作者，他的作品就不可能存在，而他很早就从与家人的合作中深刻地学到了这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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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最大，什么事情都比我懂得多。他聪明机智而且感觉敏锐。我想得到他的认可，想让他喜欢我做的事情，想要他快乐。我想要他喜欢我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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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在两个男孩之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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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随口就能讲故事，他很擅长这个，有时还会把我们俩加入故事。”蒂娜记得，“尼克精通音乐，而我要管的是道具和戏装。我要让场景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我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在很早的时候就定了。这可能得益于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一个大花园。大人就在周围，但我好像没注意他们。只要我们需要，父母总是随时伸手相助。但是，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自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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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设计师，蒂娜与一些世界上最擅长即兴表演的剧团合作，比如眩晕（Punchdrunk）、奥卡姆剃刀和螺旋等剧团。对比卡特兄妹来说，这一切都很自然，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为这个集体贡献出自己重要而独特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独一无二的才能，没有人能够抢走。这使得合作很安全。他们的童年并非没有矛盾，钱常常不够花，而且关系紧张的时候也很多，但据托尼说，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而且非常擅长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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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才能会跟随他们一生。当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兄妹三人共同管理他收藏的绘画，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履行这一责任。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比卡特兄妹有时会彼此合作，但更多的是跟其他人合作。每个人都经历过胜利和失败，但他们的职业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由感和公平感，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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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幸福的家庭才会如此。在神经病学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看来，同胞对儿童早年的重大贡献是他们学到了一个基本的生活经验，这个经验始于家庭，但最终得以扩展，应用到了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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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孤单，”伯顿告诉我，“如果你有兄弟姐妹，你不会孤单，不会有被抛弃、被孤立的感觉。但同时，你也不能孤芳自赏，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你。虽然这可能让人感觉糟糕，但它有益于友谊的发展。它意味着你会认识到牺牲的价值，认识到输掉争论你也能存活，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可以独树一帜：这些对于理解社会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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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生活是从摇篮到坟墓的长期竞争，以至于忘记了生活还有另外一面：琐碎、感伤、平淡。这让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很是困惑，也非常烦恼，于是，他倾其40年的职业生涯探索竞争对人类灵长类表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生活和行为有多大影响。他说，黑猩猩特别有趣，因为它们非常在乎权力，但权力并不是它们唯一关注的东西。在争斗之后，它们会有精心安排的调解仪式，因为它们看重彼此之间的关系，懂得维护这种关系。黑猩猩、倭黑猩猩、狼、鸟、鬣狗和海豚全都懂得平息冲突和调解分歧。德·瓦尔写道：“如果社会生活完全被统治和竞争所操纵，（这些行为）将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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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动物的表现清楚地表明，它们明白得到帮助才能完成目标，单打独斗无法做很多事情。它们擅长建立联盟和调解冲突，它们对亲社会的选择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偏爱。在其最知名的一个实验中，德·瓦尔证明黑猩猩讨厌不公平，某些情况下，如果不是公平分配的话，它们会拒绝奖赏。即使在与博弈实验不一样的环境中，猿也会在彼此需要时开展合作。人类2岁到7岁之间的孩子也会合作，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后来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影响到了合作的能力？德·瓦尔的许多实验激起了经济学家的义愤，他们无法接受竞争和自私自利竟然并不奏效。不过，他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进化出了一种避免残酷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能力，因为这样做赋予我们一种持续进化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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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威尔逊姐妹、我父亲及其兄弟，还有电视制作人蒂姆，我交谈过的许多有兄弟姐妹的人承认同胞之间存在竞争，但都不愿再次体验其所带来的痛苦，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充满竞争的生活质量是多么低劣。踏着别人的失败取得成功，就像实验中的那只小猫的眼睛，是一种无法修复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但是，还有纳德兄弟、比卡特兄妹、沃卓斯基兄弟（现姐弟）以及无数的同胞手足，他们超越了竞争，在彼此身上发现了团结的来源和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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