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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有合作的能力，也有竞争的能力。关注和强化哪一点取决于我们自己、家人和生活的社会。在西方最近50年的文化里，竞争已经成了统治和坚持的象征，并被日益增多的图书、工具、应用软件、课程、私人教练和无数的计分卡所强化，使得我们成为更大、更难缠也更成功的竞争者。置身于睾丸素含量决胜负的文化中，我们的信条是：如果当不了凤头，那就是鸡尾；如果不是赢家，便是输家。我们知道问题就在那里，我们只是没有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改善。竞争而不合作是一种选择，不过它不是进化的必然结果，这种选择会让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只是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关系，而且会影响我们的友谊、组织、机构和我们创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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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里·霍布斯来说，竞争意味着什么？他的好胜心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吗？让父母疲惫不堪的冲突会让他的心胸慢慢变得宽广吗？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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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鼓起勇气申请之后，哈里进入了伊顿公学。“家里没有人去那里上学，”艾丽斯告诉我，“我们没有联系，我们只是随他去。但当他知道自己被录取了，也就是说他‘赢’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我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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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黑人女作家、诗人，著有《紫色》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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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二章 分数高低：当知识变成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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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悲剧比生活受阻更悲惨，很少有不公比失去奋斗的机会甚至希望更痛切，它们源于外部强加的限制，却被错误地认为出自人的内心。我们居住在一个人各有别、各有所爱的世界，但半真半假的偏颇理论却成了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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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人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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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大楼旁边，依次坐落着三个办公大楼，它们最近刚刚进行过整修，透过窗户你就能判断只有部分房间被租用。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比作一个巨大的3D拼图，那么，这些钢铁外饰闪亮、大理石泛光的大楼就是其中的拼块。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和槙文彦（Fumihiko Maki）设计的这些华丽大楼相比，700科技广场（700 Technology Square）就像是站在那里的一匹驮马，但是，这个低调的地方才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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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楼之上，查尔斯·舒伯特（Charles Shubert）主持教育创新和技术办公室的一项研究项目。舒伯特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圣诞老人，而不是一个搞研究的书呆子，他长得又高又胖，目光温暖而友善，说话带有悠闲的中西部语调和不形于色的幽默感。如果说他是一位低调的大师，等于把他的诙谐打了折扣。尽管表面上看来轻松，但舒伯特及其团队正在应对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利用大型计算系统和生物信息学促进对微生物生态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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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并不仅仅在于这门学科，难的是舒伯特及其团队所做的模拟，为此，他们运用了大量的处理能力、多个计算机系统和一系列计算机语言。然而，他们的研究非常复杂，软件必须能让这些尖端科学家理解和使用。这项研究包含了众多领域的技术：语言、学科、系统、基础设施、学识水平和个性等全都包含在各种排列组合中，使得舒伯特的研究项目极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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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这些研究项目的困难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负责研发的这些人。能够轻松地跨越尖端生物学和最前沿技术并能兼容并蓄的人不容易找到。领导这一项目的伊凡·赛拉伊（Ivan Ceraj）是克罗地亚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说大多数科学家做不了这个水平的计算机编程，而大多数计算机程序员又理解不了这一水平的生物学。即使你真的发现了两方面都能做好的人，往往是他们在其他地方赚大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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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关键是舒伯特的“发现”：他在不太可能的地方挖掘出人才，这些人让他备感骄傲。和舒伯特一样，贾斯廷·赖利（Justin Riley）来自密苏里州，他是个25岁左右、满脸雀斑的高个儿男孩，棕色的头发、尖鼻子，步态放松，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身份，或许会以为他是个悠闲、随意的农民。赖利很高兴离开密苏里，但没有想到他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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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三四岁时真的很厌恶数学，”他告诉我，“幸运的话，我会得C或B。我是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喜欢瞎摆弄。但我对理学课程[1]没有概念，也没想要从事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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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和因特网问世的初期，赖利会拆装计算机，并以此为乐。他自学建网站，并因此赚了一点小钱。高中之后，他考上了密苏里州立大学，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大学4年他就这么混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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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一些人的故事，他们将计算机连接起来做出一些很酷的东西。这方面的事情似乎非常有趣。”他笑着告诉我，“业余时间，我决定研究一下，最终搞了一个学生项目，叫胡图图（HoToTo），名字起得有点傻，它的意思是半熊半人。我朋友和我去了一家大零售店的拍卖会，买了一些廉价抛售的旧设备，想试验一下。我和四五个伙计坐在地板上，拆开计算机，再把它们装起来，烧毁了几个电路，但还是让它们运转了起来，并装上了Linux系统。它就像是一个趴在硬木板上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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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舒伯特到密苏里看望家人，并决定顺便转转密苏里州立大学，他认识那里的理学院院长。在计算机实验中心的角落里，他发现了赖利，问他在忙活什么。他们交谈了一会儿，舒伯特就走了，赖利也没多说什么。第二天，院长却告诉赖利，舒伯特非常喜欢跟他的谈话，并问是否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舒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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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我当然会感兴趣！”赖利回忆道，“在这一年里，查尔斯费了不少劲把我弄到这里。甚至我没有拿到学位就开始在麻省理工工作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我喜欢编程，但在来之前我没怎么做过。我确实担心自己的能力，我对脚本语言知之甚少，只了解一些循环程序，学过用C语言编程，只是研究了一本书而已。查尔斯和伊凡让我用不熟悉的Java语言。回想起来，我确实对自己能来到这里感到相当吃惊！如果当时我恰好不在电脑房里，我可能就永远碰不到他，也就绝不会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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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利的工作让舒伯特感到兴奋，不只是因为他做得很出色，还因为他的工作证明了舒伯特一直相信的事：普通人的才华要比人们想象或看到的多，他们只是需要伯乐。赖利有一位同事叫萨拉·邦纳（Sara Bonner），舒伯特发现她时，她一边上大学，一边担任行政助理。她过得不愉快，因为她好与人争辩，这样的名声使她在同事中间颇受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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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查尔斯带我出去吃饭，问我是否喜欢做软件开发！我说，你知道我不会编码，我只是写过几个Perl脚本。但他说没关系，他有一笔款项，只要我不在乎工资不高，他就可以教我。我说我不在乎任何钞票，只要它是绿的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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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了解到舒伯特已经观察她一年了，他对她在研究上的努力和用心准备印象深刻。这些正是他要寻找的特质。邦纳说她喜欢麦吉弗（MacGyver）那种人，这个人是一部电视剧中的男主角[2]，他能用日常生活用具解决复杂的问题，主要是利用布基胶带和一把瑞士军刀。这种智慧的思维和实用主义正是舒伯特需要的，他在萨拉·邦纳身上发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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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我不喜欢高谈阔论，但我在会议中与高级开发者交谈之后，吃惊地发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查尔斯说我作为用户和程序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不会因为反驳他的意见而不舒服。在我问一个问题之前，我喜欢知道可能的答案，这样我才能准备好谈话。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有创见的交流。我们不用来回攻击彼此，这又不是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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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贾斯廷和萨拉并非出色的竞争者，他们不擅长甚至没有兴趣猜测正确的答案，但都保持着对学习和探索的热爱，这是舒伯特所赞赏的特质。在他们求学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进入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里工作，或者表明贾斯廷会写出一篇有关软件开发的论文，并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把他们带到麻省理工学院的不是竞争性的教育体制。现在，他们取得成功的潜力则显露无遗，但最后眷顾他们的是幸运。设想赖利不巧去了浴室，或者邦纳不是那么好争论，情况会怎样呢？查尔斯不是神仙，他只是碰巧注意到了他们，碰巧帮助了他们，并且碰巧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成功取决于在每个教育阶段的竞争能力。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失败是持续、紧迫而可怕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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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不适应这个系统呢？如果你的孩子上错了学校，他现在就可能在什么地方用筐子装煤呢。”贝齐·拉波波特（Betsy Rapaport）告诉我说，“他们的人生已经被设定了一个进程图，读适当的学校，然后得到适合的工作，赚到恰当的工资，最后，你就会快乐，得到提升，直达管理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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