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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了，但她让两个孩子顺利通过了纽约州教育体制的测评，现在，她则给很多孩子在大学申请阶段提供指导。从那些孩子及其父母身上，她看到了紧迫感，因为他们认为教育是一种永久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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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岁开始这些小孩子就在竞争！3岁时，为了进幼儿园，他们就开始接受训练和指导。幼儿园！他们的父母紧盯着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不能进入这个幼儿园，就不会进入好的小学或中学，然后高中也会失败，他们的生活就会一败涂地。竞争从幼儿开始，而且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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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恐慌已经达到了面对流行病的程度，从而刺激了一类书的出现，这些书的目的就是提供建议，有时它们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有时却是火上浇油，让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感到害怕、颤抖。不管你认为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是一个笑谈还是一个指导手册，该书对成功的描述明显触动了美国精神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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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成功带来的焦虑感已经高涨了几十年，但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已经将恐惧变成了可自我延续的歇斯底里。如果薪酬丰厚的工作为数不多，那么，光彩夺目的学历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教育的风险、成绩的代价也都很大。过去十几年以来，美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欧洲，25~34岁之间的美国人的无业率一度超过了26%，这种情况发展得虽然缓慢，却是真实发生了。年轻工人是唯一一个工资下降的年龄组，因为他们在2013年的工资比2000年时还低。因特网、机器人和全球化淘汰了初级工作岗位，因此，要想出人头地，一流的教育显然是唯一的生存方法。你可以忘记逆袭的传奇了，现在，成败都取决于并只取决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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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恐慌的每一种反应都会促生出几种竞争性的教育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孩子相互竞争，教师相互竞争，并且学校之间为了抢夺优秀的生源而狂乱竞争。因为预期新的特许学校会加剧市场竞争，那些落后的学校必须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但是，随着竞争市场成为常态，学校开始操纵这个体系，选择并留住进取心最强的学生，同时“劝退”那些成绩不达标的学生。竞争战略从不会提高每一个人的成绩（但所有取得最好业绩的学生能完成学业）。相反，竞争加剧了每个学生对自己的恐慌和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独辟蹊径，以便可以穿越这个危险的教育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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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孩子取得竞争的胜利，父母会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住在波士顿时遇到了一对父母，当了解到一家小学在新生筛选过程中使用红绿灯游戏时，他们就花了几个小时训练5岁的女儿做这个游戏。我知道父母喜欢将他们的孩子送到不太注重数学成绩的学校，为的是让他们不擅长数学的孩子能够胜出。有些大学更看重高平均分数，而不是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有些父亲会考虑将他的儿子送到一家他认为教学水平不高的大学，因为这里更容易得高分。其他父母则采取更普遍的做法，为了让孩子能进入特长班，直接聘请家庭教师，而且常常教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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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有关上学的战略性决定之外，还有关于体育和乐器的战略性选择，它们在简历中是否最特别，也需要三思：竖琴会比萨克斯管更独特吗？一个吹短笛的男生会比较容易赢得学校管弦乐队的席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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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入校，学校很快就会按照资优特长项目的考试成绩将学生划分为有前途的和明显没有前途的。天赋是否能被测量似乎本身就值得怀疑。专家认为现有测试都不可靠，而且有证据表明（4岁孩子参加的）测试会错失至少1/3最有天赋的学生。此外，考前辅导行业会造成评测结果的扭曲：为了确保获得高分，像纽约的聪明孩子（Bright Kids NYC）等辅导公司会针对空间想象力和序列推理能力等方面对孩子展开训练，发放培训书籍，并用几小时的时间培训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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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测试每发生一次改变，对它的需求就会大增。”聪明孩子的创始人比奇·多鲁克（Bige Doruk）如此说。她不认为考前辅导、教练和培训课程会扰乱评测结果。“这不是正不正确的问题，它关乎竞争。为了孩子，父母总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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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之内，纽约能有资格进入资优特长幼儿园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没有人认为这一增长是由于聪明的孩子突然多了起来，相反，它是父母及其孩子为竞争而拼搏的结果。因此，到了2013年，由教育档案局主持的ERB测试被修改[3]，这是主要的测试之一，但修订版出来没多久，新的教材和课程就上市了。考试和考前辅导越来越大的影响使得有些学校更喜欢心理学家的评定，但这样一来，促使某些家长要想方设法寻求如何能获得心理学家的好评，从而让他们的孩子更容易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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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并非将儿童分成三六九等的唯一方式。按学生的兴趣或能力可以将不同进度的学生分到各个班，这叫作“同质分组”。这种方法基于一种教育理念：某些孩子学习数学不费劲，或者阅读速度比其他学生要快，学习慢的理应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学习快的不应被他们拖了后腿。在分轨制中，孩子得出了一个更简单的信息：你要么是学习快的，要么是学习慢的；要么是聪颖的，要么是天赋不高的；要么是胜者，要么是输家。孩子们或明或暗地被分类，就像小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描写的那样，一切要根据霍格沃兹（Hogwarts）魔法学校的帽子来分院。分轨制和择校的固有理念认为孩子的先天素质是能够被判定的，也是有用的，这些特质已经存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判断和区分。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这个方法是魔法。在现实世界，它就是招生人员、简历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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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孩子升上高中，”贝齐·拉波波特告诉我，“他们已经被分别对待了好几年。如果父母有见识，他们不会让孩子选择人文学科，因为这样会导致平均分数下降。孩子可能喜欢人文科学，或者是真的有天赋，但现在父母只关注策略：怎样可以提高分数和平均分？能取得好成绩的最好或最容易的课程是什么？什么是老师最容易给分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些课程挤满了被逼来的孩子，或者说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父母的孩子。他们并不都是心甘情愿的。当然，此后他们还要为上同一所大学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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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这种战略的意图很明显，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活得很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很少有孩子会在5岁、10岁甚至是15岁考虑简历对长期收入的潜在影响。他们忙着长大、交朋友和失去朋友、寻找自我和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与此同时，他们的思维却像猫一样散漫，一会儿热情，一会儿冷漠。懒散的孩子和紧张的父母之间的矛盾引致了极大的挫折感：如果孩子们不能自我激励，那么父母就要提供这种激励，而这个必然的解决办法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毕竟，常言说得好，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对于孩子来讲，面对生活的竞赛，什么时候下手都不算早。因此，竞争会在教育系统引起连锁反应：孩子们为学校和测试成绩而竞争，老师为考试分数而竞争（这会影响他们的工资），学校则为杂志和网站上的排名而竞争，因为排名高等于说该机构能够培养赢家。如果孩子在竞赛中成绩更突出，那么争议就出现了，难道在互相竞争时，每个人不是都在努力学习吗？为什么不将教育变成多项全能比赛，让年轻人像参加奥运会那样展开角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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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竞争思维催生出了“有教无类”和“奋勇争先”这两个倡议，它们旨在大力提高教育水平，都把教育当成是一个竞争性市场，而且完全相信测试结果，但事实上只有不到1/4的美国人认为这种做法改进或有可能提高了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2009年，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努力起草了《共同核心》（Common Core），与把希望建立在考试上的做法相类似，它引发人们对过于重视阅读和数学的担忧，而理学、文学、历史、市政学和艺术等其他学科的教学则受到了冷落。将教师的工资与考试结果挂钩，让家长和教师一样反感，他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把学生变成熟练的考试机器，而无法保证他们获得更加深入的学习，无法学会自我激励和自律、社交和情绪控制的技巧、合作、交流和创造性才能，而这些是他们的父母苦心追求的东西。有些州提出一种奖励：高分可以获得现金奖励或麦当劳的优惠券，显然没啥激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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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短跑运动员会受到奖牌的激励，但是，学会数学的思维、喜欢文字、解码地图或设计一个好的实验需要的是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激励。对人类动机的研究至少进行了半个世纪，我们只了解到：排名、奖励和分数等外部奖励盖过了内在动机。显然，每次我们只能深受一件事情的激励，而不是同时受很多事情的激励。金钱、奖牌和奖品都是短期刺激的奖励，却让我们抛弃了长期、自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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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认为激励孩子（和成人）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奖励，这是严重违反直觉的。40年前，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和理查德·瑞安（Richard Ryan）进行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从另一方面指出了这一问题。自从他们的原创研究发表之后，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实验和再实验，但都没能对实验提出挑战，实验结论仍然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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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实验中，幼儿园的孩子们被分成3组画画。第一组的孩子得到了可以获得奖励的承诺，即如果他们画画，他们会赢得一个证书。第二组的孩子没有听到任何的承诺，但在画完时会意外地得到一个证书。第三组的孩子只是画画，虽然付出了劳动却什么也不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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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以后，孩子们再次面对纸和笔。此时的问题是：哪一组孩子会想画画？开始得到奖励承诺的那组孩子是积极性最差的，因为他们觉得：不给证书为什么还要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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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又在多种情况下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年龄不同，任务和奖励不同，而且行业和文化也不同，但其结果没有什么变化。不管是分数、星星、证书、金钱或奖品，“每种预期可以拿在手里的奖品对完成任务的激励只是暂时有效，事实上，它削弱了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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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对成人和儿童也都进行了一些实验，它们证实了外部奖励对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存在着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郭保山（Sam Glucksberg）发现：如果要求某人带有一定独创性地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解决的话会得到一定的现金奖励，那么，相比得不到现金奖励的人，此人解决问题的用时更长。许多其他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管是分数、奖品或汉堡优惠券，只要对外部回报有所期待，创造活动所需要的丰富思维就会枯竭。而且，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需要的是发散性思维、尝试不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检验概念，关键是要允许犯错。当大家全都关注于考试及其结果时，这些做法根本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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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成了商品，分数就成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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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0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保罗·吉尔福特（Joy Paul Guilford）向他的同行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教育和创造能力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小？吉尔福特对智力进行了心理测量研究，并因此成名，他对智力进行了关键性的划分，称之为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他指出：收敛思维是指一个问题只找到单个解决方案，与之相比，发散思维要求尽可能多地提出解决方案。前者基本上就是中规中矩，而后者则要求创造性、想象力和探索精神。在麻省理工学院，萨拉·邦纳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发散性思维的人，她总是寻找多种解决方案，并探索替代方案。虽然这可能使她经常与人争论，但她能够比很多同事看到更多的答案，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查尔斯·舒伯特热切地想雇用她。然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收敛性的思维奖励有加，而对发散性的批评和创造性的思维，它只会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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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和贝思·亨尼西（Beth Hennessey）这两位心理学家接受了吉尔福特的挑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用实验探索创造力和教育的联系。他们得出了结论，认为下述5种方式使得教育扼杀了创造性：让孩子们为了预期的奖励而做功课，让学生将精力集中于预期的评价，大量管制，限制选择项，以及创设竞争环境。这些做法全都体现着我们目前所采用的教育体制和政策。我们想要积极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学生，但却选择了削弱这两者的方法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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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他们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孩子有天赋、有才华，事实上却让问题随之恶化。我们知道，兴趣要比才能重要，但兴趣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容易受鼓励、开发、善意和耐心的影响，而查尔斯·舒伯特正是从这些方面为贾斯廷·赖利和萨拉·邦纳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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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和索取》（Give and Take）一书中，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描写了一位杰出的会计学教授斯肯德（C. J. Skender），他精于教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都要聘请他。因为他的学生都取得了成功，人们便认为他是一位善识良驹的伯乐，但这恰恰不是他所擅长的。斯肯德的学生取得了成功，那是因为他关心学生，为他们设定高标准，还有，就像一位学生所写的那样“看到了学生的闪光点”。他的秘密不是竞争，而是兴趣。当孩子们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追求它，并且一往无前时，他们就极有可能培养出才能，体会到长知识的快乐。但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安全的氛围，不要怕出错，把犯错当作学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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