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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测试每发生一次改变，对它的需求就会大增。”聪明孩子的创始人比奇·多鲁克（Bige Doruk）如此说。她不认为考前辅导、教练和培训课程会扰乱评测结果。“这不是正不正确的问题，它关乎竞争。为了孩子，父母总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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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之内，纽约能有资格进入资优特长幼儿园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没有人认为这一增长是由于聪明的孩子突然多了起来，相反，它是父母及其孩子为竞争而拼搏的结果。因此，到了2013年，由教育档案局主持的ERB测试被修改[3]，这是主要的测试之一，但修订版出来没多久，新的教材和课程就上市了。考试和考前辅导越来越大的影响使得有些学校更喜欢心理学家的评定，但这样一来，促使某些家长要想方设法寻求如何能获得心理学家的好评，从而让他们的孩子更容易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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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并非将儿童分成三六九等的唯一方式。按学生的兴趣或能力可以将不同进度的学生分到各个班，这叫作“同质分组”。这种方法基于一种教育理念：某些孩子学习数学不费劲，或者阅读速度比其他学生要快，学习慢的理应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学习快的不应被他们拖了后腿。在分轨制中，孩子得出了一个更简单的信息：你要么是学习快的，要么是学习慢的；要么是聪颖的，要么是天赋不高的；要么是胜者，要么是输家。孩子们或明或暗地被分类，就像小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描写的那样，一切要根据霍格沃兹（Hogwarts）魔法学校的帽子来分院。分轨制和择校的固有理念认为孩子的先天素质是能够被判定的，也是有用的，这些特质已经存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判断和区分。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这个方法是魔法。在现实世界，它就是招生人员、简历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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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孩子升上高中，”贝齐·拉波波特告诉我，“他们已经被分别对待了好几年。如果父母有见识，他们不会让孩子选择人文学科，因为这样会导致平均分数下降。孩子可能喜欢人文科学，或者是真的有天赋，但现在父母只关注策略：怎样可以提高分数和平均分？能取得好成绩的最好或最容易的课程是什么？什么是老师最容易给分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些课程挤满了被逼来的孩子，或者说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父母的孩子。他们并不都是心甘情愿的。当然，此后他们还要为上同一所大学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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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这种战略的意图很明显，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活得很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很少有孩子会在5岁、10岁甚至是15岁考虑简历对长期收入的潜在影响。他们忙着长大、交朋友和失去朋友、寻找自我和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与此同时，他们的思维却像猫一样散漫，一会儿热情，一会儿冷漠。懒散的孩子和紧张的父母之间的矛盾引致了极大的挫折感：如果孩子们不能自我激励，那么父母就要提供这种激励，而这个必然的解决办法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毕竟，常言说得好，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对于孩子来讲，面对生活的竞赛，什么时候下手都不算早。因此，竞争会在教育系统引起连锁反应：孩子们为学校和测试成绩而竞争，老师为考试分数而竞争（这会影响他们的工资），学校则为杂志和网站上的排名而竞争，因为排名高等于说该机构能够培养赢家。如果孩子在竞赛中成绩更突出，那么争议就出现了，难道在互相竞争时，每个人不是都在努力学习吗？为什么不将教育变成多项全能比赛，让年轻人像参加奥运会那样展开角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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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竞争思维催生出了“有教无类”和“奋勇争先”这两个倡议，它们旨在大力提高教育水平，都把教育当成是一个竞争性市场，而且完全相信测试结果，但事实上只有不到1/4的美国人认为这种做法改进或有可能提高了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2009年，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努力起草了《共同核心》（Common Core），与把希望建立在考试上的做法相类似，它引发人们对过于重视阅读和数学的担忧，而理学、文学、历史、市政学和艺术等其他学科的教学则受到了冷落。将教师的工资与考试结果挂钩，让家长和教师一样反感，他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把学生变成熟练的考试机器，而无法保证他们获得更加深入的学习，无法学会自我激励和自律、社交和情绪控制的技巧、合作、交流和创造性才能，而这些是他们的父母苦心追求的东西。有些州提出一种奖励：高分可以获得现金奖励或麦当劳的优惠券，显然没啥激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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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短跑运动员会受到奖牌的激励，但是，学会数学的思维、喜欢文字、解码地图或设计一个好的实验需要的是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激励。对人类动机的研究至少进行了半个世纪，我们只了解到：排名、奖励和分数等外部奖励盖过了内在动机。显然，每次我们只能深受一件事情的激励，而不是同时受很多事情的激励。金钱、奖牌和奖品都是短期刺激的奖励，却让我们抛弃了长期、自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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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认为激励孩子（和成人）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奖励，这是严重违反直觉的。40年前，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和理查德·瑞安（Richard Ryan）进行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从另一方面指出了这一问题。自从他们的原创研究发表之后，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实验和再实验，但都没能对实验提出挑战，实验结论仍然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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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实验中，幼儿园的孩子们被分成3组画画。第一组的孩子得到了可以获得奖励的承诺，即如果他们画画，他们会赢得一个证书。第二组的孩子没有听到任何的承诺，但在画完时会意外地得到一个证书。第三组的孩子只是画画，虽然付出了劳动却什么也不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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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以后，孩子们再次面对纸和笔。此时的问题是：哪一组孩子会想画画？开始得到奖励承诺的那组孩子是积极性最差的，因为他们觉得：不给证书为什么还要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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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又在多种情况下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年龄不同，任务和奖励不同，而且行业和文化也不同，但其结果没有什么变化。不管是分数、星星、证书、金钱或奖品，“每种预期可以拿在手里的奖品对完成任务的激励只是暂时有效，事实上，它削弱了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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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对成人和儿童也都进行了一些实验，它们证实了外部奖励对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存在着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郭保山（Sam Glucksberg）发现：如果要求某人带有一定独创性地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解决的话会得到一定的现金奖励，那么，相比得不到现金奖励的人，此人解决问题的用时更长。许多其他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管是分数、奖品或汉堡优惠券，只要对外部回报有所期待，创造活动所需要的丰富思维就会枯竭。而且，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需要的是发散性思维、尝试不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检验概念，关键是要允许犯错。当大家全都关注于考试及其结果时，这些做法根本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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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成了商品，分数就成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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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0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保罗·吉尔福特（Joy Paul Guilford）向他的同行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教育和创造能力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小？吉尔福特对智力进行了心理测量研究，并因此成名，他对智力进行了关键性的划分，称之为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他指出：收敛思维是指一个问题只找到单个解决方案，与之相比，发散思维要求尽可能多地提出解决方案。前者基本上就是中规中矩，而后者则要求创造性、想象力和探索精神。在麻省理工学院，萨拉·邦纳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发散性思维的人，她总是寻找多种解决方案，并探索替代方案。虽然这可能使她经常与人争论，但她能够比很多同事看到更多的答案，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查尔斯·舒伯特热切地想雇用她。然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收敛性的思维奖励有加，而对发散性的批评和创造性的思维，它只会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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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和贝思·亨尼西（Beth Hennessey）这两位心理学家接受了吉尔福特的挑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用实验探索创造力和教育的联系。他们得出了结论，认为下述5种方式使得教育扼杀了创造性：让孩子们为了预期的奖励而做功课，让学生将精力集中于预期的评价，大量管制，限制选择项，以及创设竞争环境。这些做法全都体现着我们目前所采用的教育体制和政策。我们想要积极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学生，但却选择了削弱这两者的方法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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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他们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孩子有天赋、有才华，事实上却让问题随之恶化。我们知道，兴趣要比才能重要，但兴趣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容易受鼓励、开发、善意和耐心的影响，而查尔斯·舒伯特正是从这些方面为贾斯廷·赖利和萨拉·邦纳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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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和索取》（Give and Take）一书中，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描写了一位杰出的会计学教授斯肯德（C. J. Skender），他精于教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都要聘请他。因为他的学生都取得了成功，人们便认为他是一位善识良驹的伯乐，但这恰恰不是他所擅长的。斯肯德的学生取得了成功，那是因为他关心学生，为他们设定高标准，还有，就像一位学生所写的那样“看到了学生的闪光点”。他的秘密不是竞争，而是兴趣。当孩子们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追求它，并且一往无前时，他们就极有可能培养出才能，体会到长知识的快乐。但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安全的氛围，不要怕出错，把犯错当作学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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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教育体制就像是一个越野障碍赛的赛场，考试和评价将学习变成了商品，而且其中弥漫着对失败的恐惧，这个体系大大限制了对学生的鼓励。学生学会了各种应付考试的方法，但这与学生的能力没有关系。相反，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的基因决定了谁喜欢考试，并且还能考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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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控制着大脑前额叶皮层中的多巴胺数量，而前额叶皮层是我们做决策、制订计划和解决冲突的脑区。COMT基因有两种变异类型：一种产生慢酶，慢慢地消除多巴胺，而另一种产生快酶，能够快速清除多巴胺。多巴胺水平会随压力而上升，足够数量的多巴胺有利于你从容应对，但太多的多巴胺就会把你“淹没”。因此，COMT基因产生慢酶的学生通常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更容易思考。而COMT基因产生快酶的学生则略显松弛，但在压力之下，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应对。根据这两种基因应激反应的不同，科学家将它们区分为“忧士”和“勇士”，关键在于，虽然所处的环境大为不同，但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刻苦学习的学生会在考试中落后，而从来不按时交作业的学生却可以考高分。显然，考试表现的不是智力或创造力，它们只是告诉你：你的考试成绩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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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COMT基因的研究最初是在中国台湾进行的，传统上，台湾极为重视一个考试，即“国中”基测（Basic Competency），孩子到了14岁时就要参加。将这种遗传学上的见解应用到现实世界的考试，证实了这一假设：这种高风险的测验会检验出考试高手，但对培养或检验智力帮助不大。2014年之后，台湾将不再要求必须参加这一考试。现在的教育政策强调提高每个人的常识水平，而不是分类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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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试能帮助老师判断学生能否跟得上课程、已经掌握和尚未理解的知识分别有多少。但标准化的测试通常伴随着一些外部奖励，比如星星、评分等级、奖状或大学的排名，它将理应获得内心满足的学习变成了一种交易：付出努力，得到分数。这个过程奖励的是结果。将眼睛紧紧地盯着外部奖励，学生们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和快乐。我们本应培养的是对学习的热爱，但我们制造出的却是考试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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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可能非常伤感，但其实不是。除了听起来像是一个有价值的想法外，喜欢学习的价值何在？为什么我们不教孩子们找工作和过日子所需要的知识？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这世界变化得太快，行业也在迅速变化，此消彼长，无法预测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本领。20年前，谙熟速记、能开动印刷机、会做电气工程、掌握晦涩难解的法律信息结构或精通样机包装是重要的技能，但时至今日，这些技能已经是多余了。老板可以自己打字，报纸也在快速消失，没有人使用打字机，家用电器可以长期使用或被轻易地替代，软件可以接手律师助理的工作，3D打印机可以很好地满足每个人对于模型的需要。甚至医生、律师和记者也必须面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会被机器代替的现实。随着用于发明和制造的机器变得更加便宜，而且驱动它们的软件变得更简便易用，很多旧式的专业技能便不再那么受人赞赏，甚至工作的稳定性也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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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校长托马斯·葛擂梗（Thomas Gradgrind）坚持认为事实就是事实，“只有事实”才是教育和图利经济的基础和基本构建模块。但是，当每个人都能在手机上查阅东西时，情况已经变了。而且，当今研究者用于研究的许多事实在他们读书时并不存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建立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已经将10年前看似必要的知识进行了革新。医术是最需要动手能力的知识技能，现在甚至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医生这个职业会因为远程医疗、机器人医疗设备等技术的出现而被瓦解。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谋生，我们不可能期望孩子在离开学校时就掌握了所需要的全部技能或知识。因此，我们应将目标设定在让他们离开学校时拥有学习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及兴趣，这会让他们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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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贾斯廷·赖利和萨拉·邦纳所具备的能力，但它不是竞争性考试所能体现的东西。考试常常巧妙而且无意地让孩子们知道了存在着正确答案，答对了就可以赢得奖励。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一信息。在指责考试并指出课程表存在压力的同时，老师却把精力放在教学生如何考试上，或明或暗地鼓励学生学会考试。对于额外的补充材料，他们做何反应？“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它们不在考试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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