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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成了商品，分数就成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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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0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保罗·吉尔福特（Joy Paul Guilford）向他的同行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教育和创造能力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小？吉尔福特对智力进行了心理测量研究，并因此成名，他对智力进行了关键性的划分，称之为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他指出：收敛思维是指一个问题只找到单个解决方案，与之相比，发散思维要求尽可能多地提出解决方案。前者基本上就是中规中矩，而后者则要求创造性、想象力和探索精神。在麻省理工学院，萨拉·邦纳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发散性思维的人，她总是寻找多种解决方案，并探索替代方案。虽然这可能使她经常与人争论，但她能够比很多同事看到更多的答案，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查尔斯·舒伯特热切地想雇用她。然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收敛性的思维奖励有加，而对发散性的批评和创造性的思维，它只会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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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和贝思·亨尼西（Beth Hennessey）这两位心理学家接受了吉尔福特的挑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用实验探索创造力和教育的联系。他们得出了结论，认为下述5种方式使得教育扼杀了创造性：让孩子们为了预期的奖励而做功课，让学生将精力集中于预期的评价，大量管制，限制选择项，以及创设竞争环境。这些做法全都体现着我们目前所采用的教育体制和政策。我们想要积极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学生，但却选择了削弱这两者的方法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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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他们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孩子有天赋、有才华，事实上却让问题随之恶化。我们知道，兴趣要比才能重要，但兴趣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容易受鼓励、开发、善意和耐心的影响，而查尔斯·舒伯特正是从这些方面为贾斯廷·赖利和萨拉·邦纳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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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和索取》（Give and Take）一书中，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描写了一位杰出的会计学教授斯肯德（C. J. Skender），他精于教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都要聘请他。因为他的学生都取得了成功，人们便认为他是一位善识良驹的伯乐，但这恰恰不是他所擅长的。斯肯德的学生取得了成功，那是因为他关心学生，为他们设定高标准，还有，就像一位学生所写的那样“看到了学生的闪光点”。他的秘密不是竞争，而是兴趣。当孩子们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追求它，并且一往无前时，他们就极有可能培养出才能，体会到长知识的快乐。但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安全的氛围，不要怕出错，把犯错当作学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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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教育体制就像是一个越野障碍赛的赛场，考试和评价将学习变成了商品，而且其中弥漫着对失败的恐惧，这个体系大大限制了对学生的鼓励。学生学会了各种应付考试的方法，但这与学生的能力没有关系。相反，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的基因决定了谁喜欢考试，并且还能考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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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控制着大脑前额叶皮层中的多巴胺数量，而前额叶皮层是我们做决策、制订计划和解决冲突的脑区。COMT基因有两种变异类型：一种产生慢酶，慢慢地消除多巴胺，而另一种产生快酶，能够快速清除多巴胺。多巴胺水平会随压力而上升，足够数量的多巴胺有利于你从容应对，但太多的多巴胺就会把你“淹没”。因此，COMT基因产生慢酶的学生通常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更容易思考。而COMT基因产生快酶的学生则略显松弛，但在压力之下，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应对。根据这两种基因应激反应的不同，科学家将它们区分为“忧士”和“勇士”，关键在于，虽然所处的环境大为不同，但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刻苦学习的学生会在考试中落后，而从来不按时交作业的学生却可以考高分。显然，考试表现的不是智力或创造力，它们只是告诉你：你的考试成绩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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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COMT基因的研究最初是在中国台湾进行的，传统上，台湾极为重视一个考试，即“国中”基测（Basic Competency），孩子到了14岁时就要参加。将这种遗传学上的见解应用到现实世界的考试，证实了这一假设：这种高风险的测验会检验出考试高手，但对培养或检验智力帮助不大。2014年之后，台湾将不再要求必须参加这一考试。现在的教育政策强调提高每个人的常识水平，而不是分类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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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试能帮助老师判断学生能否跟得上课程、已经掌握和尚未理解的知识分别有多少。但标准化的测试通常伴随着一些外部奖励，比如星星、评分等级、奖状或大学的排名，它将理应获得内心满足的学习变成了一种交易：付出努力，得到分数。这个过程奖励的是结果。将眼睛紧紧地盯着外部奖励，学生们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和快乐。我们本应培养的是对学习的热爱，但我们制造出的却是考试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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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可能非常伤感，但其实不是。除了听起来像是一个有价值的想法外，喜欢学习的价值何在？为什么我们不教孩子们找工作和过日子所需要的知识？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这世界变化得太快，行业也在迅速变化，此消彼长，无法预测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本领。20年前，谙熟速记、能开动印刷机、会做电气工程、掌握晦涩难解的法律信息结构或精通样机包装是重要的技能，但时至今日，这些技能已经是多余了。老板可以自己打字，报纸也在快速消失，没有人使用打字机，家用电器可以长期使用或被轻易地替代，软件可以接手律师助理的工作，3D打印机可以很好地满足每个人对于模型的需要。甚至医生、律师和记者也必须面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会被机器代替的现实。随着用于发明和制造的机器变得更加便宜，而且驱动它们的软件变得更简便易用，很多旧式的专业技能便不再那么受人赞赏，甚至工作的稳定性也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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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校长托马斯·葛擂梗（Thomas Gradgrind）坚持认为事实就是事实，“只有事实”才是教育和图利经济的基础和基本构建模块。但是，当每个人都能在手机上查阅东西时，情况已经变了。而且，当今研究者用于研究的许多事实在他们读书时并不存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建立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已经将10年前看似必要的知识进行了革新。医术是最需要动手能力的知识技能，现在甚至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医生这个职业会因为远程医疗、机器人医疗设备等技术的出现而被瓦解。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谋生，我们不可能期望孩子在离开学校时就掌握了所需要的全部技能或知识。因此，我们应将目标设定在让他们离开学校时拥有学习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及兴趣，这会让他们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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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贾斯廷·赖利和萨拉·邦纳所具备的能力，但它不是竞争性考试所能体现的东西。考试常常巧妙而且无意地让孩子们知道了存在着正确答案，答对了就可以赢得奖励。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一信息。在指责考试并指出课程表存在压力的同时，老师却把精力放在教学生如何考试上，或明或暗地鼓励学生学会考试。对于额外的补充材料，他们做何反应？“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它们不在考试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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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每增长一分，内在动机就会削弱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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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责备孩子们，对于靠奖励来维持动力的体系而言，这是一种聪明和理性的反应。教师工资取决于考试结果，至少部分取决于考试结果，这样教师就落入了同一个陷阱中。当我们亟须培养产生新创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知识创新精神时，竞争测试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培养出的是谨慎行事的本领、事后评判的偏好和总会有个正确答案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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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所要做的事情极其明确，那就是提供清晰和客观的结果，让学校得以看清谁是班里的尖子，谁是垫底的。我们让孩子屈从的大量考试对于培养他们的内在动机没有丝毫的作用，反而是让学校用来辨别胜者，并给他们排名次。因为大学的入学申请需要（但不做要求）班级排名，许多学校就会提供。因为每个学期各科成绩都有一个平均分，这让学生排名变得简单，有些学校甚至将排名贴在门厅的公告板上。即使对取胜者而言，当平均分被公开时，它也会带来难以应付的社会副作用，即每个人都知道成绩好的人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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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在她班里排名第四。”一位纽约的妈妈说，她不希望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在此出现，但她确实希望他们的经验为人所知，“对于大多数中学来说，她的成绩都可以排前5名。在初中时，她比较怵数学作业，因此，她找到一个同班同学，也是在班里前5名的，请求他帮她完成数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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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女儿接着讲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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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名之间更敏感。在我前面的3个家伙的数学和理学成绩都很好，而我不行，很奇怪。我觉得他们有时认为我没有那么聪明。但不管怎么说，我请求他们其中一个帮我，而他却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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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暂停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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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妈妈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可能危及他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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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总会做很多怪事，比如重点课的课本被藏在了学校图书馆，布告栏上的通告奇怪地消失了。排名自然会导致学生们互相竞争。排名怎么可能不产生这种效果呢？只能说排在前面有很多机会，即使是以百分比排名也是如此。就其本身而言，排名的确灌输了错误的生活理念：要想让我赢，你就必须输。孩子天生是有合作技能的，因此，教给孩子们说：成功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活动，等于是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埋下了一颗不幸的种子，但是，这一教训却被他们牢记在心。难怪耶鲁毕业生亚历山德拉·罗宾斯（Alexandra Robbins）将中学比作一个游戏展：“教育不再关心学习经验，它是一个幸存者的游戏，在这里，孩子们为彼此竞争和钻体制的空子而厉兵秣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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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致力于研究动机，寻找增进内在动机的方法。内在动机属于正反馈，它会鼓励人们参与竞争，接受最适合的（但并非不可能的）挑战，摆脱有损人格的评价，更关键是找到自由的感觉。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的人，当感到在何时工作和如何工作有一些选择权时，他们就会受到强烈的激励，这个工作就成了他们的事情。从琐碎的细节上看，工业实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决定何时开关电源的权力就能让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但从更复杂的层面上看，德西和瑞安的研究表明：让学生感到他们在为自己而工作，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而不是为了达到父母、老师和国家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这并非说父母、老师和学校无能为力，他们的正向鼓励、指导和意外奖励价值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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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排名所起不到的作用。排名发表了太多有损尊严的评价，并提出了不可能取胜的挑战。关注于排名的好胜父母基本上破坏了他们孩子的自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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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必然多于成功，消极反馈总是多于积极反馈，因此，竞争的压力和威胁并不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赢，并非每个人都会进入前1%的行列，甚至达到前5%也很难。但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吸取的教训是：他们注定会输，这会让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尝试。“在学校里，”德西和瑞安闷闷不乐地写道，“成绩每增长一分，内在动机就会削弱一分。”奖励前1%的代价是必然让其余的99%丧失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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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适当的分数和班级排名只是大学申请过程的开始。40亿美元的考试和考前辅导产业是教育体制的另外一个特色，这个教育体制已经具有了军备竞赛的特点。近些年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和学习能力测验（SAT）之间的正面交锋已经刺激到了正规考试，使之被重新设计，但二者仍然不能对大学的表现做出良好的预测，它总是低估女孩，高估男孩，对家庭收入低的学生整体评估较差。有些父母不喜欢这个考前辅导行业，因为昂贵的考前辅导费只对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有利，与真正的学习没有关系，但这些父母发现自己也陷入了教育的军备竞赛之中，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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