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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普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品德修养，”贾森·朱反思道，“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强调结果。它已经把其他一切都抛到一边了。你这样干，就会得到那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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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年的时间，我在波士顿给工商管理研究生讲授创业家精神的证书课程。我的学生位于长长的教育食物链的末端。他们成功地读完了高中、大学和商学院，每个阶段他们都要通过考试，并做到期望他们做的事情。当他们来到我的课堂，他们选择坐在那里，消耗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但从一开始，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我如何给他们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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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惊讶。我正在教这些学生如何开办自己的企业，这是一项跟分数没有多大关系的活动。的确，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他们不会创立一家公司，而是很有可能去给一家新创公司打工。但没有哪位投资者或老板会问他们在我的课程上考了多少分。这些表面上热衷创新、敢于冒险的成年人怎么那么在乎考试分数呢？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接受这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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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哪里讲课，我都会花很长时间教我的学生不要试图判断我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并且鼓励他们寻找自己的答案，但显然这不是他们习惯做的事情，这让我很吃惊。在英国给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和理科硕士讲课则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很多作业依靠的是课程作业，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教学计划的学术课程范畴，这正是最具挑战性的地方。某理科硕士课程完全取决于团队合作的质量——如果团队成员无法一起研究，该团队就会四分五裂和彻底失败。我跟他们解释，畅销商业书《给予和索取》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即最成功的人是最慷慨的人，但他们并不相信我。我解释说这本书是由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写的，而该学院是世界上最难申请、最难读和定量要求最严的商学院，他们的怀疑表露无遗。跟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这些学生具有完全国际化的成功概念，那就是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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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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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于教育的恐慌常常含有这样的潜台词：如果我们不能一起行动起来，亚洲的经济会赶超我们，美国会失去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美国人认为亚洲的教育体制是取得较高成就的关键：只要我们让美国学生像亚洲学生那样死记硬背，有动力、有耐心并且服从，那么，我们肯定会保住100年来享有的地位。然而，在新加坡，为奖励而学习不再被人视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巨大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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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种教育对将来没有什么用处。”许添成（Thiam Seng Koh）博士对我说出了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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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添成管理着圣约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它是一家传统的学校，由一位天主教神父于1852年创建。在我参观校园时，学生们全都穿着亮白色的制服，而且这里实行军事化管理。该学校参加O水准考试[5]和排名，并将其全部考试结果对外公布。但许多评论者认为新加坡的教育极为保守，甚至老旧，但表面现象（和陈规老套）可能是骗人的。圣约瑟书院传统的表象遮蔽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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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旧式的教育只能有助于孩子们形成一种程式，”许添成继续说道，“但问题在于一旦没有了程式，我们的孩子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何时改变，何时适应，何时明白程式并不奏效。这不是我们目前的体系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尖子学生能够做到，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普通学生也能做到。如果普通孩子只是设法取得程式，我们立马就会完蛋。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地变化。如果我们只是让孩子们准备考试，我们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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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我们不再将考试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去纽约寻求灵感。让我们惊恐的是，他们正在转向！他们正设法向我们的方向前进，而我们正向他们的方向前进！标准的考试不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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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观圣约瑟书院的第一天正是开放日，他们领着我转遍了校园。外面的气温高于32℃，有人正在演奏风笛，但这还不是让我最感到吃惊的。在学校的中央，我碰巧看到了正在与哈佛艺术和理学团队一起合作开发的科技项目。该项目的想法是在艺术、理学和工程等学科的交叉之处实现突破。学生们被分到几个小组，共同研究种子概念（seed ideas），其目的就是在文化、工业或人道义务方面满足主要需求或提供机会。这些项目的核心在于它们是由学生自主领导和开发的，而不是由教师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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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理学提供了不同的情境。教师看到孩子们是能够思考的。如果你允许学生自己负责，他们就能学会如何创造性地思考。他们会犯很多错误，而这就是很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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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提出的挑战在于它们不提供正确答案，或者说其目标不是为了得到正确答案，而是旨在激发学生们的发散性思维。没有人知道想法是否可行，因此，研究它们的学生要学会容许高度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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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项研究中，存在大量争论、反驳和异议。这让我们很不自在。”许添成承认说，“但它很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它给学生和教师以安全的回旋余地，犯了错而不用付出代价。在创新和创造性方面，你需要学生们向你提出挑战。那么，如何做到这点呢？孩子们学会如何配合并共同研究的唯一方式就是做，学会如何争论，学会如何展开问题，直到他们能够找到某些答案。艺术和理学项目是困难的，但它们是非传统的。因此，它们……”许添成笑起来，“……它们确实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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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学生们想为缅甸筹集资金。但他们遇到了意外困难，教育部不允许学生为外国筹资。”因此，许添成告诉学生们要围绕这一问题想出一个办法，找到可以在本地开展但又可以帮助缅甸的方法。他坚持道：仅仅是让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孩子们就能获得21世纪需要的思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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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添成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异见者，但他说自己在圣约瑟书院所做的事情是一次非常认真地做的实验。他仔细而缓慢地取消了某些他认为不利于合作和创造性的体系和期望。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彻底取消了按学生的能力分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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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经常分尖子班和非尖子班。这全都是根据学习成绩分的班。因此，我们把它打乱了，而学习成绩并没有跌落。教师也没有因为教各类学生而感到压力过大。我们得到的是自信、愿意尝试和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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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所有的顶尖学校过去经常争夺尖子学生，这些学生会继续竞争政府奖学金，最终成为常务副大臣（permanent secretaries）[6]。这不是许添成准备让他的学生们步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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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成绩最好的3%会上莱佛士书院。我们过去习惯于在那个联盟中折腾，但现在我们不想让学生再受这种狭隘的约束了。因此，我们不再那样办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学校接触到更宽泛的学生。有些孩子将会进入政府机关，或者最后管理大型组织。但是，如果你能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步调一致，你在成长过程中制定的政策和做出的决定将会不同。如果你去了一家顶尖学校，周围都是顶尖的人，那就学不会与普通人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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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验并不意味着圣约瑟书院的学生不认真学习，他们是认真学习的。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他们还在学习意义深远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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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孩子现在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有概念。没关系。我告诉他们任何的分数只是在某个时点的测量，成绩不能证明‘你是谁’或‘你是否优秀’。但我也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相互竞争的。这帮助他们渡过了困难时刻，因为他们学会了相互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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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许添成的抽象实验，他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因此，父亲必须躬行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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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欢生物学，因此他退学了。教室里出现了骚动：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我想发出的信号！现在他挺享受自己的，自由的时间更多了，还玩吉他。他自己能做出某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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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添成可能是一个异见者，他在圣约瑟书院所做的改变可能是一个实验。但他正在尽力解决让新加坡政府深感兴趣的问题，政府正在热切地观察许添成的实验结果。当我与时任新加坡教育部副部长的黄循财（Lawrence Wong）会面时，他欣然承认分数和指标无法促生这个国家需要的创新和合作能力。许添成的实验很重要，因为大量的死记硬背、更多的考试和顺从式的传统教学方法不会培养出充满活力的和有适应性的劳动力。通过应用所谓“少教多学”这一新的方法，新加坡的教育者正试图在学校的课程表中加入更多的空余时间，为的是加强艺术和音乐课程，培养更多的好奇心和对玩耍的喜爱。在一个被其领导人描述为正式和谨慎异议的国家，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勇于探索、接受不确定性，并且敢冒风险的成人，令人精神振奋。如果他们在学校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做，那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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