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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多种条件下观察蜜蜂，记录并分析其结果。他们的结论是：蜜蜂非常擅长解决难题，它们可以协作学习，并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孩子们也成功地完成了实验，并用自己的语言写出了论文，发表于科学杂志《生物学快报》（Biology Letters）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由25位小学生作者发表并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而且用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论文的开头是“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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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学会了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并乐在其中。没有考试，孩子们却能学到很多东西，充满乐趣，并有一种成就感。“在做这些实验之前，我们确实没有想过蜜蜂的事，而它们跟我们一样聪明，”学生们写道，“我们也没有想过没有蜜蜂我们无法生存这一事实，因为是蜜蜂让花儿不断地开放。因此，了解蜜蜂很重要。我们发现训练蜜蜂十分有趣。因为你不用每天都训练蜜蜂，这也很酷。我们喜欢蜜蜂。因为你能做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蜜蜂似乎能思考），科学很酷，而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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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考顿的蜜蜂研究项目引起争论，但鼓舞人心，因为它表明，不用高压或考试，仅仅是出于思考的乐趣，年幼的孩子们是能够做出高水平的推理并解决问题的。该项目假定孩子们有学习的能力和热情，并能创造条件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得到能给他们内心带来巨大奖赏的结果。我初次听到这一项目是在其中一位学生进行陈述的时候：她自信、兴高采烈，而且不无骄傲。这种体验远远超过了文凭，它吸引了所有的孩子，而且它没有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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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国际学生评估测试（PISA）追求的批判性思维。每隔3年，随机分配的5000名15岁的学生会聚在一起进行一轮的测试。但这些测试和普通考试有所不同。学生不会分为通过或不及格，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单个人做得如何，而且也没有奖励。PISA测试尝试用基准问题测试87%的世界经济体国家的教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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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测试是安德烈亚斯·施莱歇（Andreas Schleicher）的创见，他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官员，和蔼可亲，比你料想中的德国统计学家要和蔼得多。他于1997年开始设计PISA测试，当时，经合组织的国家强烈要求对他们各自教育体制的表现给予可靠的评价。设计测试的目的并不是检查知识，而是围绕着学生应用所学的能力收集数据。施莱歇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他还想问一问学生们的动机、自我信念和学习策略，并围绕某些最让人头疼的教育问题获取一些冷冰冰的数据，这些问题是：教育支出和结果之间有关系吗？班级规模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学校为年轻人接受成人生活的挑战做好足够的准备了吗？某类教学和学校会比其他的更有效吗？排名有作用吗？一个成功教育体制的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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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考试于2000年举行。一年以后，当考试结果公布时，德国政府要求严惩施莱歇。他收集到的数据严重伤害了国家的自尊心：在阅读和识字能力方面，德国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PISA的结果表明，在德国这个以教育平等而自豪的国家，学生的成绩与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要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更加相关。德国教育的三元制是指将学生分出等级，在10岁时引导他们分别进入三类中学就读[7]，这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学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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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爱丁堡见面时，施莱歇笑着说：“分班没有用。”他对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结论有着自己的体会：还是小孩子时，他被明确地告知自己“不是读文理中学的料”。那是他第一次对“设法筛选胜者会适得其反”产生模糊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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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常会高估社会背景的影响。这导致他们不再对很多孩子抱有期望。平等和优秀之间不存在权衡。压根没有。表现最出色的教育体制能够给每一个人较好的教育，而不能只是设法挑选或发现少数人。社会缺陷和低教育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很强，但它并非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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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受到其雇主很好的保护，因此没有丢掉饭碗。但德国并不是唯一对其发现感到不快的国家。美国在读写能力上只是平均水平，数学和理学还低于平均水平，后续测试也没有看出有改进的迹象。英国做得要略好一些，读写能力处于第七位，数学排在第八位，科学素养名列第四位。卢森堡的教育系统最为昂贵，但排名只是比最后一名略高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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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坏消息之中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情。首屈一指的是芬兰，其阅读能力名列第一，理学和数学则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在全部后续测试中，芬兰仍旧是欧洲教育成就名列前茅的国家。但第一次测试的结果不但让芬兰人感到惊讶，世界其他国家的吃惊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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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做得这么好，”帕西·萨尔贝里（Pasi Sahlberg）告诉我说，“我只能说我们做到了。但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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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90%的芬兰人只会上7~9年的学，大学毕业生十分罕见。这种状况会对整个国家构成威胁，这种普遍的认识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所有改革措施的核心是毫不动摇地坚守“教育必须服务于整个国家”这一理念。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实不然。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信“国家的经济、文化和心理的健康依赖于相对少数人才和意志坚定之人的成就”。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想尽早确认这些人才，并培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竞争常常对胜者的产生和提升十分有效。但是，芬兰人非常明确地拒绝了这种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将一个小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一个工业国，这个挑战太过重大，国家承受不起人才的浪费。因此，改革者需要所有政党以及教学组织的合作：教育非常重要，但绝对不能因此变成了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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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芬兰学生在18岁之前不再接受标准化的测试，虽然他们会得到书面评估，但他们不会获得分数。那意味着老师不用比较学生，或为他们排名次。学生自己不会这样做，他们的父母也不会。芬兰的学校不再接受检查，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治家决定取消督学这一做法，萨尔贝里是芬兰最后一位总督学。没有了排名表或按能力分班，争强好胜的人（父母或孩子）需要用来比较学校或孩子的数据、工具也就无从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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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明了《愤怒的小鸟》，因此，不是芬兰人不好竞争，”萨尔贝里笑了，“我们的电视里像英国一样满是竞争性的游戏，可能还要多！但一涉及教育和文化，确实没有给‘把教育当成竞争’留出空间。芬兰的父母将学习定义为个人的发展：分享、帮助、共同做事，以及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想方设法比你的邻居做得好。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学校排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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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贝里开始在芬兰学校教书，现在他以研究世界教育为生，并且设法理解什么因素让芬兰的实验发挥了作用。他认为，他的同胞完全不必拒绝一切竞赛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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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出于某种原因进行一场竞赛，比如乐趣。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激励学习热情的方式。我们关注公平和合作，而不是选择和竞争。高风险的测试意欲何为？它限制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打消了冒险的念头，让孩子们产生畏惧之心。这不是好事，而且毫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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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贝里一度认为芬兰的教育体制取得成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热切地否定了芬兰的案例是一个例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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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我说，噢，在一个小国比较容易做到，但芬兰和英格兰、康涅狄格或马萨诸塞一样大。他们说这是民族同质性的缘故，但我们有三种语言，5%的公民是在外国出生的，10%的公民不说芬兰语。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芬兰社会的多样化是欧洲速度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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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的有些学校拥有大量避难移民，但并没有让教师感到为难，他们认为，关注于孩子们的思考而不是其背景，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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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芬兰能够有如此好的表现，乃是因为我们让孩子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更长，或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因此，当我解释说上课时间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短，我们的孩子不用做很多家庭作业，而且很少有竞赛时，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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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当我参观曙光小学时，我期待能看到崭新的教学楼、闪烁着光泽的新设备和喧闹的场面。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些。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小水泥建筑群，操场上也没有几个人。从外面看，它略显简朴，但校内温暖而安静。学生们穿着短袜在走廊里轻快地走着。在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煮咖啡、读报纸和做智力拼图。房间里摆着玛丽麦高（Marimekko）水杯、几台电脑、愤怒的小鸟气球、杂乱摆放的舒适椅子，还有轻松的笑声。对于一个周一的早晨来说，教研室里十分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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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中间站着的是校长马尔蒂·赫尔斯特罗姆（Martti Helstrom）。他长着灰色的头发，戴着重重的运动型眼镜，最近刚从格雷斯兰（Graceland）旅游归来，他在那里用iPhone拍摄了一个猫王埃尔维斯（Elvis）的短片。我猜他的绿衬衫以及挂在前面的一把黑色大吉他可能是纪念品。我坐着喝咖啡时，大家都笑着看我，马尔蒂一边签署文件，一边说他管理这所学校已经有2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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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小国，任何孩子我们都输不起。因此，理解孩子们，发现他们如何学习，他们的困难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有人都在一起学习，但他们有着自己的步调。只要需要，他们就可以暂停，或者希望有多快就可以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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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大可以相信我们，因为我们来者不拒，学校不是敌人。有权力的人需要有很好的道德，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是好事。父母可以选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哪所学校去，但他们大都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学校，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孩子。我们不想让他们输。当然，这让我们有了很多的自主权，可以用我们认为最适合孩子们的方式安排课程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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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教师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它是该国最受羡慕和最受欢迎的职业。经民意调查，当教师要比当医生、建筑师或律师的排名更靠前。所有教师必须拥有硕士学位，很少有人把工资当成对他们的激励。他们怀疑标准化的考试，许多教师称，如果失去了决定如何教学的自由，如果要受到外部检查或绩效工资的支配，他们就会想变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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