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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培训过程中，受训者的最重要品质是移情：能否做到亲切和理解学生，决定了他们能否坚持到培训结束。当他们的培训完成时，通常会接受进一步教育，比如读取更高学位，以及与同事或其他学校的老师共同研究。从事这种职业发展都会受到资助，计划到2016年这笔资金将会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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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贝里称标准化是“创造性的敌人”。取消了标准化的考试，学校就无法对自己排名。相反，它们就有动力共同致力于学校改进，以分享创意、解决问题。这种合作不只是会产生新的计划，还会让每一位教师获得新的职业学习，而且所有的校长都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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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非常反对绩效工资，”赫尔斯特罗姆告诉我，“因为它破坏了合作意识。我们不需要那种激励。我们需要激励，每个人都需要，但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提高每一个孩子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你有这种成功的感觉，自我感觉就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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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学生的成绩要接受评估。学生得到成绩单，但每个学校都是自己设计的，因此，成绩单无法在学校之间进行比较。国家也会定期进行评估，抽取大约10%的学龄人口作为样本。私立学校可以选择进行同样的测试，并参照国家的标准进行比较。但它是自愿参加的，其结果也不公开。芬兰没有利害关系重大的考试，中央政府的影响也不大，没有学校检查，教师和学校可以保持他们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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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些时候，我旁听了一堂课，这个班的学生是8~10岁的孩子，他们正在观看一个介绍彩虹如何生成的片子。教室里摆放着钢琴、鱼缸和孩子们为一部学校的电影制作的村庄模型。通常有17名学生在此上课，但那天有几个人因为流感没有到。随着讲述变得十分复杂，好几个孩子站到了他们的椅子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教师告诉我有时很难做到不干预，在讲话的同时，她还要留意孩子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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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考试更好，如果你能解释清楚某件事情，那么，你就能理解它。我们试过，让孩子们解释如何将分数变换成小数，我几乎快要灰心丧气了！但我们坚持了下来，20分钟后，他们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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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午75分钟的“午休”期间，学生可以选择参加课外活动。一个戏剧小组在表演游戏《公园长椅》，但为了让我能听懂，他们用的是英语。他们不是天使，一个说“振作起来”，而另外一个人会提醒说“你的母亲发脾气了”，但当老师必须离开教室时，他们自行组织了舞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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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外面冬日的早晨阳光明媚，一场激烈的足球赛正在“厮杀”之中。我打断了一位正在读书的年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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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在学习，”她说，“但我们也在学习。一直都是。他们必须学习理学、数学和语言，但我们必须学习认识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能够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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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从来没有感到失败、愤怒或沮丧吗？”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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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了。“噢，每个人都有不爽的时候。但你要知道，不，真的没有。如果你爱你的学生，你就会坚持下去。你知道他们能做到。你只是要学会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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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校园里并不是经常听到“爱”这个字，但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在表现它。没有人把教书当成一种交换，而是当成了一种终生的关系。但爱呢？当我参观某个高中时，我对校长丽塔·艾勒金允蒂（Riitta Erkinjuntti）提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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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她说，“为什么不呢？你在这里也可以听到‘爱’这个字。教师了解学生，并且相信他们。当我跟曾经表现很差的学生谈话时，我想：‘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替你担心。’你必须爱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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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在的学校是赫尔辛基的美湾（Meilahti）综合学校，该校以艺术和设计见长。大多数高中都有自己的强项，学生选择它们正是基于此，而非排名。设计在芬兰的经济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不是只有玛丽麦高和伊塔拉（Iittala）设计的东西：许多芬兰设计师定义了我们现在称作时髦的样式。从美湾学校毕业，学生要么读大学，要么进入职业学校。该体制设计得没有那么严格，以便让学生在两者之间进行调换，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这样做。在他们读高中期间，每个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职业指导课，顾问会帮助他们考虑清楚自己的选择，以及他们要走哪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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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所有的学生。”拉伊拉·皮里宁（Raila Pirinen）说。她是一位亲切热情的女士，既是职业规划顾问，又是教师培训者。在学校放假期间，我跟她待在一起，她仍然工作得十分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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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最好的会成功，但我们不想失去任何一名学生。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渴望，那就是不要在孩子们中间制造出焦虑。当你害怕时是不可能做出好决策的。我们希望他们做出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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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改革者旨在培养的内在动机已经在他们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因为芬兰人的教育会延续很长的时间。虽然16岁以后的教育不是义务的，但至少93%的芬兰人会完成学业，足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超过50%的芬兰人会继续某种形式的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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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能看到我的学生，他们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我！”丽塔·艾勒金允蒂笑着说，“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我还能在城市里看到他们，或者他们会回来参观校园。很高兴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工作、正在学的新技术和新的制造方法，这很神奇。他们坚持学习，而我则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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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民意是反对排名和按能力分班的，芬兰人中成就高、低之人之间的差距是世界上最小的，父母似乎相当愿意将孩子送去最近的学校读书。因为许多学校下午早早就上完课，孩子们可以走回家，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尽情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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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任这个体制，因为教师很优秀，受过良好的教育。”卡里塔·奥兰多（Carita Orlando）告诉我，“现在更好了。在我上学时，还没有那么自由，我们有点害怕老师。但事情现在较为轻松了，孩子们乐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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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4岁的埃里克（Eric）和12岁的埃丽卡（Erica），他们都在当地学校读书。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我们在他们温暖舒适且有现代感的家里见面了。埃里克在楼上，正在装配一个服务器，而埃丽卡正跟一个朋友玩。春寒料峭，否则，他们就会到户外玩了。他们的父母告诉我，学校课程表按照季节加以调整，这样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就总能有户外活动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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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开始讨论学校体制时，我必须给卡里塔和她的丈夫格雷格·奥兰多（Greg）解释什么是排名，他们俩似乎对这个概念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理解这会有什么好处。就像世界上其他的父母一样，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但似乎对“一个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其他孩子付出代价”这一理念困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或自己并非没有奢望。格雷格经营着赫尔辛基一家较大的宾馆，卡里塔则创立和管理着自己的会计公司，但她会抽出时间担任一家学校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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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人不是天使，他们的学校也并不完美。就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他们也发生过校园枪击案，也总有一些孩子不能成功，当然不是很多。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无法消除，但让人惊奇的是，这个教育体制的成功不是靠学校延长上课时间、增加家庭作业、增加考试的分数或门槛而取得的。它并没有为学校、教师或学生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截至目前，芬兰有意避开了教育的企业化，并且将之视为一种威胁。但是，芬兰之所以做得这么好（像韩国一样），按照PISA的安德烈亚斯·施莱歇的说法，在于它的学校让每一个人知道了：芬兰的教育者不接受“若要有胜者，必定有输者”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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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的目标，”施莱歇说，“不是促进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获得国家进步所需要的深刻见解。许多地方做到了：韩国、中国、波兰、新加坡，”他沮丧地补充道，“甚至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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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到了教训。我们现在知道单纯用钱无法让你买到良好的教育；钱只能解释其中大约20%的结果。我们知道早期的按能力分班和取得的成就无关。最成功的体制都旨在成功地提高所有人的成绩，而不是只对少数人有利。我们知道，国家的教育成就与绩效工资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教师能得到还不错的工资。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教育体制可以凌驾于其教师质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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