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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培养劳动力，芬兰的雇主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跟会计公司、宾馆和高科技公司的招聘经理和其他经理谈过，如果他们有什么忧虑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工人所受的教育可能超过了岗位的要求。但在一个逐渐看重知识而不是实物资产的社会，作为一个小国，芬兰的生产力是非常高的。2005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芬兰在人均科学出版物数量上排名第四，超过了美国、英国和德国，而且人均专利数量也高于平均水平。2011年，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对世界领先国家的技术和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估，他给芬兰的评价最高。帕西·萨尔贝里认为，让学生为更具竞争性的经济社会做好准备的方式就是在他们读书时不要有太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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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参观过的芬兰学校里，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我在埃斯波的教室里看到了它，我在美湾综合学校明亮的餐厅里看到了它，我曾经坐在那里与老师学生一起就餐。饭菜和你期待中的学校食物没什么两样，卫生，但没有什么味道。因此，动力不是来自于这些食物，而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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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教师把自己看成学生。在我跟他们的每一次交谈中，他们都会讨论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以及他们目前有什么发现和研究。就像布莱考顿小学蜜蜂项目中的老师那样，他们会表露和分享自己的好奇心。他们有动力延续自己的教育，合作开展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学生，就像他们教的孩子一样。于是，在他们自己的意识里，以及学生的意识里，他们没有处于支配的地位，没有把自己看成是门卫、裁判或记分员。相反，他们与学生一起共同度过人生的这一段旅程，在此过程中，他们会继续探索、犯错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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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富有创造性的、勇敢的思维，在短短的考试季和赛季之后，这种思维仍旧存在，在犯错时会很快恢复活力，独创性地应对世界变化，并且与同事共事时慷慨大方。我们希望孩子们的未来不是取决于进入了正确的学校、认识了合适的人、打败了朋友、作弊和吸毒，或者是足够幸运在正确的时间碰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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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动力并不是学校。”当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相遇时，贾斯廷·赖利告诉我，“我喜欢建东西，就是那种从无到有、给别人制造出有用东西的想法。我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种事，就像坐过山车。一旦你感受过那一刻，你就会想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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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中学的理学（science）课程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科，不包括数学，并非中国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理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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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电视剧《百战天龙》的男主角，他从不用枪，不使用暴力，而是用科学知识，利用身边的不起眼的小东西化解危机、除暴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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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RB即Educational Records Bureau的首字母缩写，意为“教育档案局”，位于纽约。因该测试由教育档案局主持设计，简称为“ERB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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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哈佛学院是哈佛大学下面可授予本科学位的两个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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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加坡剑桥O水准考试（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Examinations）简称GCE O Level，译为“O水准”，是由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国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统一考试，也是新加坡中学生的高考，每年举行一次，并且其成绩为英联邦各个国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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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英国政府官职序列中，Secretary是指大臣，他们的部称为department，不叫ministry，secretary of state即国务大臣，其下是属于部长的secretary，他们属于民选的政务官。在各个部里面，还有负责事务的最高领导permanent secretary，属于事务官，不是民选的，中文一般翻译为“常务副大臣”，其实这个职位是部里面的最高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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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国的中学大体上分为普通中学（Hauptschule）、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文理中学（Gymnasium）三类。成绩最好的进入文理中学，将来可升入大学，政府领导阶层、社会精英多半出于此；成绩一般的进入实科中学，毕业后可进入高等专科学校；成绩三流的进入普通中学，出路是加入蓝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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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三章 男女之争：恋爱如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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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期间，所有的体育爱好者都沉醉其中。每次对决、每个分数、每次胜利都能推导出关于伦敦、全球化、竞技热、国民性、种族关系、历史、地理、色彩、设计、天气和衣服的有意义的结论。酷暑难耐，经济低迷，赛场上却捷报连连，它们必定有某种意义。在许多令人愉快的新闻标题中，有一个十分突出：姑娘们不是做得很好吗？2012年，4847位女性参加了奥运会，121人获得了奖牌，其中至少有77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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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种巨大的变化，它不只是发生在伦敦，而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毕竟，在1908年时，男性竞技者的数量要大大超过女性竞技者，其比数为53比1。40年以后，这一比数下降到了10比1，但到了2012年，女性运动员与男性运动员已经差不多势均力敌了：在英国派出的541名运动员中，女性占到了262名，而且每个国家的代表队都有女运动员参赛，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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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数字更让人吃惊的是战果。美国继续领先奖牌榜，这一点不会让人惊讶。让人大吃一惊的是：美国女性获奖数高居奖牌榜榜首。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女运动员的成绩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而且胜过了美国的男性，她们赢得了58枚奖牌，而美国男运动员只获得了45枚；在美国获得的46枚金牌中，女运动员占了29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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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是惊人的，现在也是。毕竟，这些奥运会成绩与女性表现研究的学术文献大相径庭。一次又一次的实验表明女性不喜欢竞争，在对抗的情况下，她们的表现较差，而且不会自愿参与比赛。古老的刻板印象让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女性较和善、较温顺、较懦弱，更喜欢交际和合作。女性留在洞穴里照看后代，而具有攻击性的男性伴侣则外出打猎和杀戮。女性缺乏睾丸素、胜利史、嗜血和杀手的天性。养育子女、母性和爱心，这些成就她们可爱特质的因素也造成了她们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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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女性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企业负责人必定感到了困惑和心慌。他们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竞争动力，因此有借口拒绝女性进入最高管理岗位、不给她们支付最高薪酬、不让她们进入董事会。虽然有些人仍然认为女性的能力不强，比如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但其实并不是女性能力有问题，只是因为她们缺乏争强好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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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肯定天生没有竞争力，这种信念引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过去5年来，一系列的实验尝试将冒险与月经周期相匹配，试图证明女性真的每个月只有一次竞争，那就是在她们排卵期的竞争。从进化的角度看，这应该有意义，因为愿意竞争会增加受孕的可能性，并可提高后代的质量。但双盲随机试验却破坏了支持这一观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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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有关性别差异的讨论，并且聚集了世界上研究此问题的学术权威：语言和交流专家德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被哈佛大学指定将真正的科学应用到萨默斯推论的伊丽莎白·斯皮克（Elizabeth Spelke）、以定义孤独症与“男性脑”而闻名的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和进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他们进行了严肃而博识的争论，但最能激发人们思考的是他们的结论：男性科学家认为男女在竞争中存在差异，但女性科学家不同意。女性科学家无法确认男女之间存在任何基础认知或发育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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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可能会让人吃惊，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应震惊。在观察竞争时，同样出现了分歧：当男性科学家看到男女在竞争上的差异时，女性社会科学家却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差别。很多情况是因为差别极其微小、实验设计太复杂或测量结果有误差。但在一片议论纷纷之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开始回响：女性不太可能选择竞争酬赏制（competitive reward structure）。相比于完成工作而得到酬报，或者因为业绩比同事高出多少而受到奖励，女性常常更愿意选择因为她们的工作而得到酬劳，但那些选择竞争的女性的表现和男性一致。因此，不是女性不能竞争，而是她们不喜欢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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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能是因为她们关爱和仁慈的天性。琳达·巴布科克（Linda Babcock）是一个学者，她证明了女性薪水过低的原因是不能通过谈判争取更多的薪酬，她假定让女性打消谈判念头的原因不是缺乏竞争力，而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会输。通过做实验，她发现自己的假设是正确的：为发起薪酬谈判，女性要比男性付出更高的社交成本；而且男人对女性的评判更加苛刻。尝试为更高的报酬而谈判对男性与男性一起工作的意愿没有影响，但对男性与女性一起工作的意愿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不为薪水谈判而想方设法地竞争，只是消极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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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以色列的行为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也涉足这一艰涩领域，这位勇敢、富有想象力的学者对于解决难题有着巨大的热情。当我们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相遇于加利福尼亚州时，他显然胃口大开，这可不仅仅是说他想吃早餐，他还想了解新观念和新兴产业。他的研究之所以吸引人，乃是因为他喜欢在现实世界中做实验或观察实验。虽然他跟任何同行一样很容易就会涉及博弈论，但他并没有像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那样闭门造车，而是将自己的发现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仔细观察之上。《罚金即价格》（A Fine Is a Price）是他被人引用最多的文章，该文大胆地挑战了货币在人类动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把握了金融脉搏之后，在性别之争这个问题上，他不满足于仅作尝试。相反，他为这一争论赋予了一种独特、坚实而又十分新奇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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