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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单身男人本（Ben）说，他有时真的羡慕“成双成对”的人，由于两个人都挣钱，能住地段更好、更宽敞的房子。但他喜欢独立和友谊，并愿意为此付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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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那条街，大家都非常友好，我了解每个人。我街对面的邻居萨拉，她有点上了年纪，我会带她去医院看门诊，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们的话，我会顺路拜访他们。在这街上，我照顾别人，他们也关照我，会在我外出时替我喂猫，给我的庭园浇水。我比这里任何家庭的社交生活都丰富，因为我有时间陪伴他们。我喜欢把自己当成这里的黏合剂，让这个街道成了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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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伯格书中提到的单身者，以及我认识和采访过的所有单身者都不把性看成一种奖励，或者把社交生活看成一种竞争。相反，他们享受不同角色的转换，可以是朋友、同事、教父教母、叔叔、阿姨、外甥或邻居。一起住或分开住，跟子女一块生活或不跟子女一起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变成一种由社会决定的竞赛。不过，这需要非常高的社会关联性：人们要善于互助、共享需求和分担负担，并能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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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法律和技术上讲，不管是独自生活还是共同生活，男人和女人现在可以在婚内、婚外或同居时有自己的孩子。这可能会让激烈的社会竞争稍微降降温。但是，养育这些孩子，让他们感到安全，能够与周围的人建立关系，这些活动通常天生就具有社会性，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完成的。正如一位单亲家长对我说的那样：“我靠自己，但我不孤单。所有的人际关系我都有，跟我儿子、他朋友、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还有他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之间的差异越大，比较或竞争的难度就越大。你需要所有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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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简·奥斯汀的喜剧都是高风险的竞赛故事，失败太可怕，以至于不能想，也无法描述。在奥斯汀的世界里，没有资源的女性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性的未来，会受到贫穷和无家可归的威胁，也有被抛弃的危险。婚姻和子女仿佛是奥斯汀小说女主角的一切，因为它们就是一切。今天，现代生殖技术和新的社会风俗带来了变化，比如，个人可以选择婚姻生活或单身生活，可以生育子女或不要孩子，可以独居或与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这些变化降低了过去高风险比赛中经常会发生的风险。现在，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做出决定，选择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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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建立并保持人际关系、教导并学会一系列复杂的社交技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事都要争，受过这种教育的年轻人在开始社会和两性生活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松散的性关系、家庭和社会结构会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这种挑战是各个地方的男人和女人都要面对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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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四章 愤怒的小鸟：谁是谁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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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如果你想寻找一个既有竞争力又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挪威或许不会是你的首选。这是一个冷漠而保守的地方，其最伟大的艺术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非常讨厌这种让人变得麻木的风俗，因此，他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在国外完成的，而且创造的戏剧内容旨在揭露传统等级制度和统治观念。虽然因为自我流放而获得了相对安静的生活，但在易卜生的故乡，人们却在就社会地位、权力和影响展开激烈的争论，也正是在这个国度诞生了第一位系统分析竞争课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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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索尔雷夫·谢尔德鲁普－埃贝（Thorleif Schjelderup-Ebbe）出生于克里斯丁亚那（Kristiania），即现在的奥斯陆（Oslo），父母是成功而富裕的雕塑家阿克塞尔·埃米尔·埃贝（Axel Emil Ebbe）和门加·谢尔德鲁普（Menga Schjelderup）。小时候，他天资聪颖，招人喜爱。他在自己家里接受私人教师的授课，每年夏天都会跟父母一起到15英里远的一处乡间别墅避暑。从6岁开始，这个小男孩痴迷于和农场的小鸡做朋友，他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观察它们，给它们起名字，并热切地注意着它们彼此是如何联系的。当全家人在第二年夏天返回时，索尔雷夫马上就能认出所有长了一岁的小鸡，并准确识别出新加入的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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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非常投入，最后他说服母亲为他买了十几只小鸡。冬天，他会到外面看望它们，夏天，他会整天地观察它们。索尔雷夫对于鸡蛋没有任何兴趣，他想要了解的是它们如何沟通。10岁那年，他开始绘图，而这些关系图准确地描绘出了地位竞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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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对它们等级的观察记录下来，”他的儿子达格（Dag）后来回忆说，“就是这些三角形。这种等级制度看上去挺奇怪：它们形成了三角形、四边形等形状。小鸡A可能是小鸡B的上司，而小鸡B可能是小鸡C的上司，然后你会认为小鸡A将是小鸡C的上司，但不知什么原因，小鸡C可能会是小鸡A的上司。各种身份的循环取决于小鸡何时首次碰面，以及然后发生了什么。如果一只小鸡生病了，关系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他写的就是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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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个孩子的童年幻想，谢尔德鲁普－埃贝没有因为长大而放弃这件事情。在就读奥斯陆大学研究动物学时，他仍然继续密切关注着他的小鸡，1921年，他发表了论述母鸡群中等级制度的论文。“啄序（pecking order）”[1]这个词就是由谢尔德鲁普－埃贝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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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德鲁普－埃贝注意到，所有的小鸡都想要第一个吃食，但总是同一只鸡取得成功，他称之为“暴君”。暴君总是只有一个，这只鸡总是啄其余的鸡。在七只母鸡组成的一群鸡中，三只母鸡会啄其他的四只，一只会啄两只，一只会啄一只，有一只母鸡一只也啄不到。所以，啄和吃食的特权是向下递减的，级别最低的那只母鸡吃到的食物是最少的。他写道，这只鸡“因为受啄的次数多而非常紧张。我的印象是它因为不断地尝试避免受罚和得到足够的食物而精疲力尽。与之相反的是，那位暴君似乎感觉很好，它会追逐别的鸡，把它们从食物或窝中赶走，永远不会被其他鸡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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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谢尔德鲁普－埃贝描述的那样，啄序总是呈垂直方向的。处于顶层的使用巨大的特权，可以享受更多的食物和安全感，而处于底层的则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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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观察到“极其严重的气氛笼罩着鸡舍，母鸡们表现出了很大的愤怒和恐惧”。啄序是不稳定的，小鸡们永远不会安宁。反抗会爆发，老一些的鸡尤其容易受到攻击。当新的母鸡被放到鸡舍里时，现有的鸡常常享有优势，并会捍卫自己的优越地位。它们吃的食物也会超过它们的所需，这就是权力的象征。但是，不论何时，“同一群体中的任何两只母鸡都知道谁在‘上’谁在‘下’……社会等级结构已经深入鸡的血脉，仔鸡长大之后就会表现出来，不管它们是与老一些的鸡一起喂养的，还是分开喂养的。换言之，社会结构的倾向是继承的，而不是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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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谢尔德鲁普－埃贝对母鸡间社会关系的分析表明他相当聪明，但是他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能力远没有那么成功。最初，他被挪威第一位女教授克里丝汀·邦内维（Kristine Bonnevie）纳入门下，根据谢尔德鲁普－埃贝的儿子说，他的这位导师“很霸气，高高在上”。当邦内维觉得一篇嘲笑她的文章出自谢尔德鲁普－埃贝之手时，两位科学家争吵了起来。谢尔德鲁普－埃贝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但邦内维对于他的抗议充耳不闻（后来发现那篇文章是由挪威当时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写的），并把他逐出了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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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这份工作，”他被告知，“你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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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像大多数科学家而言，钱并不是谢尔德鲁普－埃贝想要的东西。他渴望得到同行的尊重，并在学术体系内占有一定的位置，却被他的挪威同事拒绝了。他感到焦躁不安，于是游遍了欧洲，在接纳他的地方发表文章和教学。他的论文《对家鸡日常生活的生物学观察》于1924 年在德国出版，其对动物社会行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是，那对谢尔德鲁普－埃贝的挪威同行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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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他已经在德国成名了，但我们不喜欢他，”他的儿子回忆道，“所以，他们想方设法阻止他获得博士学位，这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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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德鲁普－埃贝继续拓展他的研究领域，他写儿童故事和诗歌，研究数学、化学、花香的强度和让旧种子发芽的难度。他写了100多本科技著作，不断地寻求自己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但徒然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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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55 年，”他儿子回忆说，“他收到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一封信，洛伦兹说：您的著作对我的研究一直影响很大。到了1973年，当康拉德·洛伦兹、卡尔·冯·弗里施（Karl von Frisch）和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三位科学家因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时，我对父亲说：你应该得此奖！毕竟，他发明了‘啄序’这个词。我的父亲就是发现它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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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记得，在他小时候，他父亲有一本剪贴簿，每当有报道他的研究的文章，他就会裁剪下来，并粘贴到里面。因为经常被人忽视，因此，他珍惜每一次被人提及和成为学术界成员的机会。父亲死后，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将10卷本的剪贴簿捐给了拒绝给他父亲授予博士学位的那所大学。谢尔德鲁普－埃贝敏锐地辨识并用图形标示出了等级制度和权力争斗，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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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留下了巨大的学术遗产。索尔雷夫·谢尔德鲁普－埃贝不仅提出了“啄序”概念，而且还带来了特有的认识，那就是我们都在为地位而竞争，而且它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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