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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试图改变这些学生的姿势时，卡迪发现很多情况下摆出明显“势大”的姿势并不会让他们舒服，也并不相称。所以她试着做一些更微妙的事情：面对关键的社会评价，如果学生还能采用“势大”的肢体语言，他们仍会给人留下“势大”的印象吗？卡迪设计了一个实验，即要求学生在一个模拟求职面试之前私下摆出“势大”的姿势，而且只需坚持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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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发现非常惊人。做出“身体强壮有力”的肢体语言，并保持两分钟，这些学生的睾丸素（显性激素）水平上升了大约20%，这让他们感觉更强壮。另外，他们的肾上腺皮质酮（应激激素）水平下降了大约25%。模拟面试的客观观察者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找什么，他们给“势大”学生的评价是：更有风度、更引人注目和更有吸引力。仅仅是私下做出更有权势的动作就足以向陌生人传达出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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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权力和等级的敏感性是直接的、无意识的和持久的。但跟视觉信号一样有影响的是声音。肯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斯坦福·格雷戈里（Stanford Gregory）发现，在可听到的人类声音的频率之下，还有一个低低的哼哼声，频率约为0.5千赫，我们都可以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辨别它的存在。这个哼哼声表明了社会地位。通过观察和倾听拉里·金（Larry King）访谈的声波，格雷戈里发现客人越有权势，比如乔治·布什（George Bush）、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金就会越多采用低声哼哼，以迎合他们的声音。但当他采访不那么有权势的客人时，比如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斯派克·李（Spike Lee）和丹·奎尔（Dan Quayle），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要配合金的声音。格雷戈里得出结论：人类声音较低频率的信号要比声音的高低传达了更多的内容，它传达的是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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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电视转播的19次美国总统竞选辩论，格雷戈里继续检验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人的辩论中，事实证明，单凭声音就能表明讲话者是否存在优势，并能准确预测民众的投票。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当上首相之后，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她降低了自己的声音，而这只是她有意识地表现自己女性柔弱气质的一部分做法。格雷戈里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我们都能接收和理解有关身份地位的无意识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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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也能传达地位，南方口音和常春藤盟校口音会成为时尚，也会过时。为了省钱去喜互惠（Safeway）连锁店，还是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2]，你在何处购物包含着客户可以理解和承认的身份信息。甚至节俭也能传达声望：与其他速冻胡萝卜放在一起时，你那本地出产的有机蔬菜可以为你的环保认证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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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伦敦从事广播业时，有三个问题可以精准地确定你在啄序中的位置：你做什么工作？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确定你的阶层、收入和前景，如果需要了解你的社会地位，人们看看它们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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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啄序没有那么稳定，而且本身更加易变。那些有钱人可能一夜之间会两手空空；那些满怀喜悦的人也可能一夜之间转喜为悲。我们所属的啄序不止一个，比如一名上班的职员可能是教堂里的牧师，但如果是一位具有艺术家身份的银行高管，他在作为艺术家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赚取利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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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纳、被关注和被钦佩的竞争永远都是青春期时更激烈，因为此时身份的认同是很脆弱的。一项针对高中生的观察性研究意在识别社会竞争与青少年吸烟是否存在着关联，观察结果映射出了啄序。当研究人员访谈这些孩子们时，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朋友处在什么层级上，在上面、下跌了、向上移动、在中间、在底部或被驱逐了。他们形容自己所在的社交世界天生就是纵向的，他们可以“识别、区分和标识同龄人的地位、威望和受欢迎的程度”。从收到的信息看，研究人员可以将青少年的关系在同一张图里表示出来，并且像谢尔德鲁普－埃贝描述他的小鸡一样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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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序与吸烟密切相关。青少年吸烟最大的群体是“顶层的”的女孩。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吸烟让她们觉得自信、独立、引人注目。但是，这项研究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对最高应激水平表现的识别。因为身处有保障的团体中间，在抽烟的时候那些女孩子最不容易受社交压力的影响。压力最大的啄序位置是顶层（那些怕失去优势地位的人）和底层（那些害怕被完全驱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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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在不同的时代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吸烟、乱交、展示自己的聪明和活跃、暴力和嗜睡，这些行为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这种竞争是无处不在和持续存在的，可以让人上瘾。才华横溢的玛丽亚·霍恩巴彻（Marya Hornbacher）在其回忆录《虚度》（Wasted）中，描述了人们为瘦身而展开的社会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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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女性要忍饥挨饿，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经常晕厥一样。我这一代和上一代人会假装对食物不感兴趣。我们‘太忙’没空吃，‘太紧张’无法吃。在某种程度上，不吃东西表示你的生活非常充实，你的忙碌如此重要，以至于食物成了你宝贵时间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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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恩巴彻进入那所为有天赋的青少年开设的寄宿学校时，她作为作家的天赋立即显现出来，但她的才能不足以让她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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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来到学校，”她告诉我说，“每个人都有天赋，你不过是鱼群中的一条鱼。面对人才，你会努力竞争有限的几个位置。作为青少年，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个水平。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一无是处，所以我必须做到。至于因特劳肯（Interlochen）、乔特（Choate）和克兰布鲁克（Cranbrook）[3]，要达到它们对于外表和体重的要求，女孩们还得拥有完美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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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霍恩巴彻来说，忍饥挨饿使得她得以提升啄序；屈服于“吃”的诱惑会让她感觉丢脸。甚至在需要住院治疗时，她所谓的“竞争的虚荣心”仍然没有停止。她告诉我说，最后的结果是饮食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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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这么赢的。在医院病房时，人们会说：‘14岁时我犯了心脏病。’‘好吧，我12岁时犯了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孩死了。’‘好吧，我那样做时没有死。我是肝功能衰竭，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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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恩巴彻有天赋、意志坚定而且幸运。她有真正的深刻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她决心要活下去。她意识到因饿而死表明“我十分愚蠢和胆小”。让霍恩巴彻出众的并不是她的厌食症，而是她的洞察力。饮食失调的人患精神病的概率最高。厌食症患者有5%~10%会在患上精神病后的10年内死去；18%~20%的患者会在20年之后死去，只有30%~40%的患者能完全康复。这不只是一个女孩的问题：男性患上饮食紊乱症的比例越来越大，目前约为15%。此外，在变得更富有和更有社会地位的其他族群中，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现在所有种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争相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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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恩巴彻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竞赛的代价是双重的。首先，它会对身体造成永久的损害，比如心脏受损、不孕不育等。其次，还存在无形的损害，这种极端的社会竞争将大量的精力和注意力投放到个人身上，以至于破坏了人们的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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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恩巴彻看来，竞争从根本上妨碍了创造力。学校的竞争特性削弱了相互协作的精神。人们设定了一个等式。如果你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竞争，就会知道如何赢。但你做不了别的。没有余地，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结交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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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恩巴彻描述和经历的极端竞争基本上是反社会的，因为自利压过了对他人的关注。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变得缺乏创造性，因为它看不到别人，或对他人做出响应。霍恩巴彻说，为地位而竞争很容易让人上瘾，因此它会驱使你去冒越来越大的风险。这是竞争的消极影响，即如果你在生活的游戏中不是赢就是输，那么，输掉比赛必定是你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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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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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让我感到虚弱无力……电脑故障，一个啜泣的孩子，突然没电的手机电池，日常生活中最小的故障也会让我感觉非常丧气，”瑞安·范·克利夫（Ryan Van Cleave）在其自传《戒断》（Unplugged）中写道，“玩《魔兽世界》使我感觉如有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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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克利夫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和体贴的老师，绝对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那种书呆子。但是，他却沉迷于电脑游戏，有时每周会花60个小时玩游戏。他在美国一所大学有一份理想的工作，他深爱的妻子也怀孕了。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能够带给他从电脑游戏中获得的那种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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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赢家，你必须要有惊人的自信，我在玩游戏时始终很有自信，”范·克利夫告诉我，“对于结果也还算满意——我们都有强迫症（OCD）。通关后会有非常愉悦的感觉。游戏设定的奖励制度是不断为你提供胡萝卜和更好的胡萝卜，让你觉得你正在取胜。然后，还有一个排行榜，你处于公开的世界级的竞技场，让你可以一展拳脚。人们知道谁是最佳团队中的玩家，谁是团队中最好的选手。它们比现实世界更清晰、更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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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的身份和获胜的喜悦让他感觉非常值得，但也使得范·克利夫忽视了他的妻子、他刚出生的孩子及其工作。虚拟世界的地位让他感觉要更有权势，游戏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奖励（“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还有外部奖励（“每个人都能看到我有多棒”），而这是现实世界永远不可能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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