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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工资的考量中，最重要的是相关性。绝对数量本身不会赐给他们身份地位，而你比别人多多少才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薪酬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获取足够的数据，而是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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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地位的取得并不完全取决于金钱。虽然慈善捐赠可能是利他的，但并不只是利他，这也是一种公开宣布地位的方式，就像登上《福布斯》排行榜一样。捐助者并非只是想捐赠，绝大多数人需要看到自己的名字刻在建筑的墙上，这就是冠名权非常值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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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能忽视这种背景下的荣誉制度，荣誉一直是强大的动力。如果他们赚取了巨额资金，并可以利用公司开展慈善的话，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地位和赞誉。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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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尔·史蒂文斯（Russell Stevens，遵照本人意愿，使用的是化名）是个一丝不苟、性情温和的人，喜欢金融服务这个成功率很高的职业。但30年以后，他离开了，因为对普遍存在的不当销售感到厌恶，不想再向不需要而且也买不起的人推销抵押贷款和保险产品。他说，销售的动力并不是贪婪，也与股东没有任何关系，企业高管对利润的追求完全基于对个人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渴望。如果你赚到足够的钱，向慈善机构捐赠了足够的钱，那么，贵族的头衔肯定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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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备受尊崇，”史蒂文斯说起他从前的老板，“社会地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奖章、头衔的含义太大了，我知道它影响了我的老板及其所有同事的经营方式。我们赞助某些慈善机构、某些会议，给不同组织捐赠设施，投入了大把大把的钱。它真的有效！我不是说他们不关心事业。为了获得身份地位，获得知名度，获得奖章，你必须创造收入。只有公开做才会有效，因此从来没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人，那样就没有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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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斯对他一向引以为傲的行业感到愤怒，但是，他觉得这个行业已经被自私自利的人占据了。他坚决认为驱使这些人的不是野心，而只不过是为自己寻求社会地位。史蒂文斯是一位温和的异见人士，说话时并不带有个人的仇怨或不满情绪，但他感觉对地位的渴望控制了所有公司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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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过去10年以来，那些惨败的一流企业负责人及其傀儡领袖却被授予了爵位，其中一些人直到今天依然享受着贵族的身份，比如，詹姆斯·克罗斯比（James Crosby）爵士、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爵士、史蒂文森（Stevenson）勋爵、布朗（Browne）勋爵，等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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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钱，”史蒂文斯告诉我，“人们想成为‘俱乐部’的一分子。如果你是一个局外人，如果你开始提出质疑，你很快就会被排除在外。这是竞争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那就是谁都不想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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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组织、行业或国家，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有管理层次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或隐或显，而且可能管理层级的台阶非常陡峭或相对平坦。描述一个组织管理层级台阶陡峭程度的指标被称为“权距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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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术语是由荷兰学者提出的，这位学者是研究组织机构的，而不是一位人类学家。40年来，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有独特的机会去研究庞大的跨国公司IBM，以确定其企业文化为何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差异，最近他的儿子也加入了研究行列。行为和价值观能做到因地制宜吗？如果能做到，那如何界定差异的特点？为此，霍夫斯泰德定义了一种文化发挥作用的几个突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权力距离”，他用来描述管理层级台阶的陡峭程度和有权者、无权者之间的情感距离。霍夫斯泰德看到的是权力关系的失衡，多年以前，谢尔德鲁普－埃贝和贝尔斯就研究过这种失衡。但是，霍夫斯泰德不只是观察和解释这种失衡，还要测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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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苹果手机有一个应用程序叫“文化GPS”，它采用了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成果：分值越高，权力金字塔越陡峭。美国的权距评级是40，英国是35，而加拿大为39。在分析了法国（68）、俄罗斯（93）和马来西亚（104）等国家之后，霍夫斯泰德发现，这些社会的财富、权力、技能和地位总是如影随形，一成不变。有权势者享受极大的特权，并且常常出自同一家族。这些社会的特征是经济不平等（往往由税收制度支撑），权力的行使取决于社会或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中，你不难预料，医生通常会被其病人视为上层人士，教师会被当成传承知识的大师。权力距离代表了大多数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公司的“啄序”通常能反映所在国家的社会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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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距较大的情况下，”霍夫斯泰德写道，“上司和下属彼此认为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就基于这种既定的不平等。”此类组织中的领导人通常是专制的，当他们做得很好时，就会被认为是好父亲。可视的权力对他们和下属都重要，比如昂贵的汽车可以表明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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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对文化做很多描述，不管它是公司文化，还是国家文化，都是如此。距离总会付出代价，距离越远，社会成本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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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针对1万多名英国公务员开展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证明了那些在“啄序”下层的人压力最大，因而健康状况较差。工作等级最低的男性，比如信使和看门人，其死亡率是那些处于最高位男性的三倍。尽管一些差异后来被解释成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饮食或吸烟，但这些独立的因素无法解释超过1/3的底层工作人员患有心脏病。权力距离对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权力确实在身体方面保护了有权有势者，而权力距离让无权无势者身体脆弱，易受疾病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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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完善了这项研究，确认了马尔莫的发现，即底层的压力最大，但只存在于一个稳定的等级体系内，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政府。当社会制度变得很不稳定，遭受较大的变化和重组时，压力就会集中到底层和顶层。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害怕失去位置，下属则害怕被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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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立场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在调查社会经济地位、压力和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参与者会看到一个有10个梯级的阶梯，并估计自己所在的层级。结果，他们对自己地位的主观感觉比任何有关他们的客观数据更能预测与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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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保健而言，这一发现表明政府需要掏钱，但它也表示很多创造力都被压制了。管理层级的台阶非常陡峭传递了一个严重、隐含的和连续不断的社会威胁：跌落或出局的耻辱。这些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压力使得他们很难思考，而这正是我们一百多年来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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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领域很少能够得出足以称为定律的结果。但1905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两位科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和约翰·多德森（John Dodson）合作研究压力。他们把实验用鼠叫“舞蹈老鼠”，并把它们放入一个缠绕着电线的箱子。这个箱子有两扇门，一白一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使用轻微的电击，他们能教会小鼠区分两个门吗？是的，他们可以；事实上，这些动物的学习随着电击的增强而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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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行的是形式更复杂的第二个实验：老鼠必须区分黑色和灰色的门，这是一种更细微的区别，这时它们还能做到吗？结果类似一个钟形曲线。轻微电击时，老鼠的学习表现不错，但如果电击增强，效率就会下降很多。这些研究结果后来被称为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它指出压力可以促进对容易任务的学习，但面对较为困难的任务时，它会损害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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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耶基斯－多德森定律赢得了定律的地位。任何复杂的任务都对你的大脑提出了大量的要求：工作记忆、执行流程、决策和分散注意力。但压力尤其会削弱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的功能，前额叶皮层是我们用来思考的脑区，而海马体负责协调解决问题所需的各类不同的心理活动。所以，当感觉受到严重威胁时，我们可能会调动所需的所有智能，但我们不能完全集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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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级陡峭的台阶带来的高压力使得人们更难以思考，而且持不同意见还会有更大的风险。很多组织会付出很大代价招聘和培训聪明且见多识广的人，在大多数这样的组织中，最大的问题是搞清楚他们掌握了什么知识。对“组织沉默”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高管都有不敢说出来的信息、问题或顾虑，不是担心受到报复，就是因为他们感觉说了也没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在天主教教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丑闻中，这些组织中充满了有学识之人，却没有人敢于清晰地表达出来。管理层级的台阶越陡峭，个人的意见就越难以被人听到，所掌握的知识更难以为人所知，而且争论更难以发生。因而学者马林·詹宁斯（Marine Jennings）将“恐惧与沉默”列入组织道德崩溃的七个原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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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管理层级的陡峭台阶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不仅会让个人的健康变得更糟，而且创造力、创新和生产力也会下降，甚至整个组织的可信性也会降低。还有一种成本，人们很难看到，却极为重要：良好的道德判断。当然，道德和伦理问题特别复杂。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认识它们，当人们疲倦或分心时，就无法区分道德与否了。所以，毫不奇怪，权距很高的环境充满了压力和威胁，这种环境通常会导致较高程度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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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夫斯泰德将自己的数据与透明国际组织（TI）贪腐印象指数（CPI）[5]相比较时，他发现权距指数较高国家的出口商要花更多的钱用于行贿。当权者能这样做，又很坦然，因为他们知道周围的人不会抗议或阻止他们受贿。但我们也看到，从学校到高级金融机构的各行各业中，当人们感受到竞争社会的压力时，他们更有可能作弊。竞争越激烈的人，越有可能突破道德底线，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取胜至关重要。把胜败看得特别重要的社会制度中，管理层级台阶陡峭，权力最大者处于顶层，没有权力者处于底层，操纵游戏看起来比玩游戏安全多了。那些想要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无能为力。告密者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沉默是普遍的，站出来说话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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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教会，从体育组织到金融服务机构，因腐败丑闻被曝光的机构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必须自问：我们要为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赌注在上升，但是安全保障却消失了；压力增加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却下滑了。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强制循环中：社会竞争越激烈，管理层级的台阶就会越陡峭，不平等就会越严重，反过来又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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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权势人物出现的一些反常行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权色交易，约翰·布朗（John Browne）作伪证，或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发送色情短信的怪癖。权力使人感觉更加自信，更有可能把其他人看作自己达成目的和获得更多头衔的工具：毕竟，作为一个成功者，他们应该得到奖励。学术研究进一步发现，有权力的人更有可能无视各项公约、道德和对他人的影响，而且权势总是和性骚扰相伴相生。较有权势的人常常表现得缺少社交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它。地位、薪酬和权力创造出一种不受影响的感觉，这正是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调查巴克莱银行之后的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在泡沫期间）雇用最优秀的人才……薪酬促使少数人认为他们是不受普通规则限制的。少数投资银行家似乎失去了分寸感和谦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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