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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自己为了赢而付出，他们想赢，”资深药检专家唐·卡特林（Don Catlin）说，“他们不想服兴奋剂，但它非常有效，所以他们必须决定：我服不服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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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林在1982年创建了美国的兴奋剂检测行业。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工作期间，他开发出可卡因和街头毒品的测试方法。等到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的时候，美国政府需要一个世界级的药检设备，用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卡特林应邀启动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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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没有反兴奋剂行业，啥也没有，”他回忆道，“可用的资金很多，所以，系主任的眼珠子瞪得老大！我从此一往无前，这份工作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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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工作是想出抓住运动员作弊的方法，卡特林却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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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的生活很艰苦。很少有人能功成名就，但多数人没有备用计划。奥运选手的处境也没有那么好。如果他们赢得一枚金牌，如果他们的运动项目受关注的程度高，他们就会赚到钱，否则啥也没有。银牌或铜牌不值一提。因为爱体育，他们缩短教育时间，学校、友谊，所有的一切都搁置到一边。他们尽其所能，承受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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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马克·施皮茨（Mark Spitz），那没问题，他得了7枚游泳金牌！或在过去，10至20年前，要是你是东德人，你或许能得到一辆车，一套公寓！运动员不熟悉化学知识，但医生、药剂师和教练，他们知道啊！做运动员的成本很高，所以运动员需要回报。我很佩服那些没用药的人，但也确实很难责怪那些服用兴奋剂的人：胜负一线之间，可是微小的差异却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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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林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军备竞赛。每当他设计出一个针对新兴奋剂的可靠测试方法，躲在暗处的一群药剂师、教练和经纪人就会找到绕过测试的方法，或发明一种性能更高的新药物。即使它们可能危及生命也无所谓；“戈德曼困境”表明大多数运动员并不在乎。因为潜在收益和竞争者的数量都在增加，兴奋剂问题日益加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澳大利亚犯罪委员会和英国反兴奋剂机构都同意“人生长激素”和“肽”的使用在增加，而对它们的测试并没有保持同步；虽然各机构估计至少14%的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但只有2%的人被抓到。该类问题并不局限于职业体育，因为这些药物很容易就能搞到，业余的和二流的运动员也在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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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生成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兴奋剂的一种，通常称为EPO。它是一种危险的兴奋剂，自行车运动员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近来职业生涯被毁和它有很大的关系。2008年，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披露：当用于缓解化疗后的贫血时，EPO会增加死亡的危险。其他的研究表明它和肿瘤的形成相关，2010年的研究认为它与中风和心脏病有联系。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药物。不过卡特林说它仍然是一种可选药物，因为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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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眼紧盯目标的运动员来说，兴奋剂代表着一种可怕的选择。它经常被人当成一种经典的现实博弈论案例。如果每个人都用兴奋剂，你不用就不会赢。如果没人使用兴奋剂，你用就能增加机会。不用兴奋剂的唯一条件是你完全确信没有人正在使用兴奋剂，但这个条件很少出现。看到戈德曼困境所揭示的情况，许多在此领域开展研究的人员推断服用兴奋剂现在已经成了流行病，渗透在每项运动和重大比赛中。有些运动员也同意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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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运动时作过弊吗？”英格兰橄榄球队前队长威尔·卡林（Will Carling）写道，“我当然有，事实上，我很伤心的是，为了打败后辈，我仍然在做！多么悲哀！但它是根深蒂固的，是赢的需要！因此，严肃地讲，我看到那些家伙被人揪出来，就会想这和曾经的我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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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为了我们。体育是一个大产业，约占全球GDP的2%。它是一个娱乐事业，它用更大、更快、更长和更富戏剧性的魅力吸引着人群和头条新闻。比赛变得更长，越来越激烈，橄榄球的中后卫球员块头更大，网球的发球速度也打破了新的纪录。我们不希望网球运动员注射肾上腺皮质酮来娱乐我们。我们不希望随着中后卫球员增肥来增加患心脏病的概率。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精神的胜利，而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正在观看精巧的犯罪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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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康特（Victor Conte）对此的解释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它就不是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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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康特因为经营巴尔科实验室（BALCO）而被捕，该实验室向一流的奥运选手、拳击手、自行车运动员、足球和棒球运动员提供兴奋剂，其中有美国体育界最知名的人，包括大联盟棒球运动员巴里·邦兹（Barry Bonds）和贾森·詹比（Jason Giambi），以及奥运选手马里昂·琼斯（Marion Jones）。这一丑闻击碎了人们对体育抱持的理念：体育竞争是公平的，它展示了人类最精彩的一面，奖励的是美德与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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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是一个骗局，”康特坚持认为，“我告诉你：在体育界，不仅没有圣诞老人，而且没有复活节兔子或者牙仙子。我的意思是说，奥运会的历史简直充满着腐败、掩饰和兴奋剂的滥用。它并非这个世界认为它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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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特声称他为马里昂·琼斯研制出了兴奋剂，使得她在悉尼奥运会上得到5枚奖牌，而且还为她当时的丈夫蒂姆·蒙哥马利（Tim Montgomery）做了类似的工作，使他打破了100米的世界纪录。巴尔科丑闻揭示了类固醇、EPO和补充品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美国和奥运体育。康特感到“他的”运动员别无选择，那些兴奋剂测试者总是跟在屁股后面，再加上运动员对胜利的渴望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们不再关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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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康特送进监狱传达出一种信号，并促使人们为所有体育项目开发新的检测方法。但这并没有阻止兴奋剂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这也成为体育报道的热门主题。2013年8月是体育界缉毒行动收获最大的一天，13名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因违反《反兴奋剂条例》而遭停赛。令唐·卡特林感到吃惊和失望的是，他仍然不停地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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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这事很简单。”卡特林笑着说，“找到一种药物，你只需要知道它在人体内的留存时间，再找到一个样本就行了。我以为我可以在5年内清除它！我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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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问题的加重，它成了卡特林终生的追求。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他负责管理检测实验室。如同北京奥运会时一样，有4%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但由于只做了4686次检测，所以没人知道伦敦奥运会上非法服用兴奋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作为奥运会的主办方，兴奋剂体现了一种两难：逐一检测既昂贵又耗时，而且你检测越多，问题运动员的数量就越大，如此一来，奥运会可能会失去它的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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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永不停歇，”卡特林说，“药中有药，兴奋剂还有伪装。生长激素难以检测出来，基因操纵可能无法检测。他们总能想方设法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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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是一种极致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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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科被揭露时，特拉维斯·泰格特（Travis Tygart）是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法律事务负责人，该丑闻的规模让他大吃一惊。他觉得巴尔科的案例表明不是仅几名运动员走错了路，而是整个社会风气受到了腐蚀。泰格特认为，利用兴奋剂作弊是一心求胜的最糟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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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涉及巴尔科的运动员，泰格特告诉我：“没有人喜欢作弊。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内心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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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特从小喜欢体育，成人之后，他在学校运动队当上了教练。但他想了解体育到底发生了什么。鉴于此，他委托人写了《体育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份报告，对竞技体育所发生的变化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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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发现“体育对社会的影响很大”，3/5的美国成人参与到某种运动中，并且有1/4的人是积极参与。但是，作弊也十分普遍：1/5的人承认屈服于或违反了规则，有一半的人知道有人违反了规则，而在作弊的人中，几乎所有人（96%）说他们知道其他人做过同样的事。体育志愿者、参与者和8～17岁孩子的父亲承认曾经屈服于或违反过规则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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