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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最令人吃惊的是相互矛盾。美国人说他们最看重运动中的乐趣、公平竞争、诚信、自律、耐心和社区归属感。他们最不关心的是什么呢？赢得比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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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问及事实上体育给人的奖励是什么时，答案是：赢得比赛和竞争力。换句话说，体育运动教给人们重要的人生教训，这种体育理念是伟大的，但现实情况完全不同：体育确实给人以教训，但全是错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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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孩子服用补充品，”泰格特回忆说，“为期两天的体能训练和全年制赛季变得普遍。有一名14岁单排轮滑选手的家长雇了一位教练，并安排他参与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人类生长类固醇项目之一。我们跟孩子谈过，他只是听父亲的话。父母们只是过分强调赢、赢、赢。他们简直就是在贩毒，而且对象是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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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变得更加求胜心切和走极端。‘不惜一切代价要赢！’‘我无论如何要得到奖学金。’人们不再在一起吃饭和度假，而是开车带孩子参加练习和比赛，这种代价简直太可怕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想从体育运动中得到什么？我们想要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要赢、践踏比赛、违反规则的社会风气吗？或者我们想要更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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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已经迷失了方向，这种感觉激起了泰格特的使命感，决心要将其清理干净。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对不知来自何方的三次死亡威胁，他一路追踪到了兰斯·阿姆斯特朗，顽强地积累起证据，最后剥夺了这名自行车运动员的奖牌和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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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是体育误入歧途的最大、最明显的标志。但如果赢是最重要的，那么，精英体育和职业体育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是商品化的教育一样：如果产品而非过程是最重要的，那么，兴奋剂和作弊就无所谓了。在泰格特看来，问题不在于体育本身，而在于社会将获胜运动员偶像化了，对体育竞赛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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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分看重赢，”泰格特总结说，“我们对少数人过于关注。专一关注一小群优胜者有什么意义吗？常识说不是，我们的研究也不这样认为。当你专注于取胜时，这会让其他好品格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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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泰格特本人就是一位狂热的运动员。他爱运动，但不爱它们变成的样子。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有2/3的孩子说：因为“一心求胜”这种文化，他们备感压力，因此会在运动中作弊，而超过1/3的人说他们在作弊时并不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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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巴德利（Steven Baddeley）是巴斯大学体育中心的总监，该中心就是戴·格林和许多其他选手受训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巴德利是顶级羽毛球运动员，但在伦敦奥运会那年的冬季之后，当被要求参加主题为“你会让你的孩子成为精英运动员吗”的公开辩论中，他表明自己持反对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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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体育充满热情，”巴德利告诉我，“但精英体育有所不同。他们对孩子的身体有害。你必须把自己逼到极限，身体会垮掉，如果不是，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对羽毛球的研究表明：16岁以下的比赛选手70%有背部的应力性骨折。这不是好消息，可能导致你输掉比赛。好的一面是它会教你如何对待失败。但在青少年中，很少人的情绪恢复能力能应对这一问题，这就是你从青少年体育运动中能看到许多不良行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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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训练营的每个人都从孩子发展成了职业运动员，这让巴德利对体育的影响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很多问题始于俱乐部，它们在人才的争夺上越来越向低龄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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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之间相互竞争；他们挑选年龄小的孩子，这样他们就去不了其他俱乐部了。你是如何挑出五、六、七岁孩子的？你真的断定他们有天赋吗？不可能。但是他们让孩子们专业化，很早很早就开始。这就是他们会受伤的原因。这不是对孩子们好，你让他们加入网球俱乐部，这样他们就不会进入橄榄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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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某些孩子“有天赋”的理念让巴德利很不舒服。虽然他的关注点是运动，但他的观点得到老师们的认同，童年不应是孩子们被排序的时期，而是他们的活力和热情寻求展示机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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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避免使用‘人才’这个词，”他告诉我，“年轻人有潜力，8岁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天分，这种想法我不接受。每个人的潜力是不同的，有人个子高，这有助于打篮球。但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很多人的潜力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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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精英体育，并且投入巨资，这种论点的理由是它会激励其余的人。看到戴·格林、丹尼斯·刘易斯和迈克尔·菲尔普斯，会让我们奔赴跑道和游泳池。但《英国医学杂志》的系统研究没有发现奥运会增进人们参与体育的证据。事实上，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研究显示，对比分和获奖的过度重视正是促使人们远离体育的原因。美国儿童有80%在12岁前放弃了运动，过分强调取胜意味着如果不能赢，他们就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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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角度来看，”他告诉我，“为精英比赛留出电视时段无疑会吸引观众，也能吸金。但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仅此就能吸引更多基层民众参与到体育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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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效应在体育中不像在经济学中那样有效。将资源、资金和名声集中于少数几个成绩最优秀的人身上不会帮助任何人，甚至包括运动员自己。引入竞争机制，筛选出最好的，然后以此激励其余人，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但在实践中行不通。相反，人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体育在乎输赢，如果你赢不了，就不用再费心了。对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奥运会比以前更受欢迎，是因为大家能通过电视看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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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可以提供丰富的体验，告诉人们什么是公平、乐趣、团体的快乐和协作，对于这一理念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但娱乐已经被竞争、获奖者和取胜所劫持。它还有可能重新回到最初那个“玩”游戏而不是“搏斗”的梦想吗？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特拉维斯·泰格特提交了第二份报告，以确定如何修复“残局”。如果问题不是体育本身，而是它变了样子，那体育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它原有的“好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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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特的报告《真正的体育》用很长的篇幅谈论了体育运动可以是和应该是什么，以及它应该要证明什么样的价值。虽然糟糕的体育运动激起的是撒谎、作弊、暴力、违法犯罪、酗酒和吸毒，但真正的体育运动可以增进健康、提升自尊、促生创造力和解决问题；它还可以降低饮食失调、肥胖、抑郁和自杀的发生率。报告意味深长地恳求，要让比赛重返“游戏”，甚至暗示健康地参加体育运动可以提高学习质量。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做出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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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教练应发挥很大的作用。芬兰的学校就做得很好，他们不断挑战自己，使所有的儿童都能成功；而牙买加培养出了伟大的运动员，因为每个人都在跑，所以，巴德利和泰格特认为体育运动的核心应该是鼓励所有的儿童，而不仅仅是获胜者。这种改变的关键是“提醒我们自己：在体育运动中，体验与成果同样重要。换句话说，比分不是重点。孩子们放弃运动，因为有太多的竞争，而乐趣不够；游戏不再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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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早期人才发掘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所有体育运动的喜爱。早期开发和后期成功之间没有关系，虽然大多数体育主管认为专业化的程度在增加，但研究报告表明那是很危险的。过早专业化的孩子会有失去童年和“社交束缚”的风险。专业化的运动员会有更多成功的压力，减少社会活动，遭受更多过劳性损伤。在小时候就专业化的运动员有98%的人永远成不了精英运动员；他们更有可能成为炮灰。相反，老师和家长应该鼓励他们的孩子参与更多不同的运动，培养对比赛的热爱，而不仅仅是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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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是至关重要的榜样。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发现大多数学校的教练未受过培训和资质不达标。他们是激励和培养年轻人的导师，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情感上。鉴于78%的教练存在不适当的教练行为，这是当今体育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教练要严于律己。很少教练充分了解安全、身体和情绪培养、培训或调节的知识，但他们都能感受到要赢的巨大压力。报告强烈主张教练需要接受专业培训和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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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也需要改变做法。“当儿童运动员认为他们的父母都是支持的和积极的，并强调享受运动时，他们就更能展现出对对手的关心和输的风度。他们也可能更少去说脏话、发牢骚、抱怨教练或他们的上场时间。和那些在父母鼓励下享受和自制的儿童相比，被教育要一心求胜的孩子更有可能做出低劣的体育行为。”有些体育组织已经实施了针对父母的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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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体育》报告的言外之意微妙却又意义深远。体育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在伦敦和纽约是如此，在古罗马时代也是一样。运动既影响我们是谁，也反映了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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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管伪造财务记录、公民偷税漏税、职业运动员犯下重罪或做出不道德行为、大学橄榄球教练被曝有招募丑闻、高校更喜欢有运动特长的学生、大学教练比学校负责人的工资还高……在这样的风气下，作弊和不道德的行为显然是会得到回报的，至少在很多情况下会逍遥法外。这种环境下，只有‘傻瓜’才会遵守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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