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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可的松的竞争如此激烈，并非只因有利可图。这个挑战涉及几个特别棘手的化学问题。任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会得到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同行的赞美。而只有首先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JACS）发表解决方案的科学家才能赢得这场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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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西说：“科研就像奥运会，但是，没有银牌或铜牌。你要么第一，要么一无所获。我们必须用论文确立领先的地位，我们是第一个抵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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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学探索也有快乐的时刻，”他在自传中写道，“但这并不是你如此做的理由。以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为例，他想要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如果他只是为了做而做的话，完全可以雇一个夏尔巴人当向导一起爬山，夏尔巴人会保守秘密，不告诉任何人他也参加了，但这不是他想做的。我们也不是这样搞科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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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西的主要竞争者是由哈佛大学有机化学教授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Robert Burns Woodward）带领的一个团队，他们的人数更多，资源更多，而且基础设施一流。在隔夜送达服务和互联网出现之前，公司位于墨西哥给杰拉西带来了几项不便，因为科技期刊通常得花数周才能送达，无法及时了解有利于其研究的最新发现。因此，他说服了一位刚到哈佛大学工作的老同学，通过电话告知与他们的研究相关的任何研究。更妙的是，他雇用了一位绰号“快闪”的间谍，利用他来窥探伍德沃德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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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杰拉西的团队获得了成功，他们利用山药合成了可的松，并进行了测试。这让他们非常兴奋，于是匆匆把他们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以确立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没有隔夜送达服务，他们不得不将宝贵的手稿委托给航空邮政，用螺旋桨飞机递送。这些活干完之后，除了等待之外无事可做。而此时杰拉西却异常冷静，他动身去帕伦克（Palenque）遗址玩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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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后，“快闪”的一份告急电报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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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沃德在星期四完成了可的松的研究。所写短文的题目是：可的松的全合成。对读者毫无理解难度。他桌上有个便条，上面写着：告诉布利斯（Bliss），盖茨（Gates）说发表日期就在这一两天。不知道它有何重要性。安排与费塞尔（Fieser）同时发表。建议你改换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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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杰拉西试验成功的几周后，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也达成了同样的目标。同杰拉西一样，他们想要发表论文，并取得优先权。“快闪”电报中提到的“发表日期”是指发布新闻的日期。那么，谁的报告会第一个发表呢？通常情况下，每一篇科技论文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评审过程，但是，电报似乎暗示对哈佛团队的评审将会省去。杰拉西不知道自己的境地：自己的报告已经进入评审流程了吗？突然，他感觉自己处在了劣势，这使其怒火中烧，因为决定是否发表的人差不多都来自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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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写道：“接连几天，各种猜疑让我们几近崩溃。虽然我是一个化学家，但不过是个外国佬，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受到了北方美国佬的虐待和歧视。即使到了现在，事情过去了40年，我仍感到愤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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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拉西的论文早在6月22日就已送达编辑的办公室，而伍德沃德的论文直到7月9日才送达那里，但是最终，介绍合成可的松的4篇文章却同时发表在1951年8月的《美国化学学会会刊》上。杰拉西被激怒了，他感觉他的竞争者“在杀人之后却逍遥法外”。他得到的唯一补偿是在《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张大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他跟自己的团队成员聚拢在一根巨大的山药周围，心满意足地注视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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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早两个星期！”杰拉西现在仍在坚持，“对于世界、科学界、病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们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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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竞赛并没有带来杰拉西所期待的结果：辛泰克斯或哈佛大学合成的可的松从未在病人身上临床使用过。尽管他们彼此激烈地竞争，但就职于普强制药公司（Upjohn）的两位科学家却发明了更简单、更廉价的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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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竞争也有所收获，那就是作为一家知道如何合成激素的公司，辛泰克斯出名了。杰拉西的下一个研究项目——合成炔诺酮改变了世界。他制成了世界上首粒女性避孕药，今天，他被称为“避孕药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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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西常常因为促成了性爱革命以及将性与爱分离而受人指责。但是，在科学界，他更具争议的一点是对科研竞争的坦率描述。90多岁时，他公开承认自己仍然争强好胜，他说的是“竞争心很强”，并强调他的同事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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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学家愤怒地否认此事，但那都是言不由衷的鬼话，”杰拉西饶有兴味地坚持道，“这是毒药和营养品的混合物。科研是最需要合作的，同时竞争又最残酷。而且你残酷的竞争对手就是你身边的同事。你依赖他们，又与他们竞争，这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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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杰拉西说，因为家丑外扬，他受到同事的批评。他写过几部小说，描写了一些常常不顾一切、有时又滑稽古怪的科学家，他们非常专心致志地要获得别人的认可、优先地位和奖金，以至于不惜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如性背叛、抄袭、篡改数据和撒谎。杰拉西还描写了一个人物，她甚至将自己的姓由亚德利（Yardley）改成阿德利（Ardley），这样一来就可以按首字母排序将自己提到前面。《布尔巴基的策略》（Bourbaki’s Gambit）一书描述了利用学术造假进行报复的犯罪；更令人难忘的是《诺贝尔的囚徒》（Cantor’s Dilemma），它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所做的那些事情。对于科研文化的怪异之处，杰拉西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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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这些事情时，他比许多科学家更放松。他曾赢得“避孕药之父”的名声，并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尽管并不情愿）。但是，对于那些仍然争论不休的科学家而言，科研的竞争力正日益成为焦虑和惊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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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在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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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角度看，科研世界具有体育比赛的结构：将生产力的小差异（比如两周时间）放大成在认可和奖励方面的大差异，从而鼓励激烈的竞争。体育比赛选用竞争性教育体系培养精英，并使他们成为凶猛的竞争者，这些人会这样想：如果他们无法成为超级巨星，那就是输了。根据经济理论，体育比赛会展示出个人最好的一面，迫使他们进入最佳状态，但即便是经济学家现在也承认体育比赛的结果是违背意愿的。依赖合作的活动尤其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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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两个科学家小组，都在寻找特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基因。一组在美国，另一组在瑞典。他们竞赛！他们发现有的家庭的几代人都拥有这个基因，但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每个团队规模太小，小到统计学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两个团队都无法生成足够有意义的数据，他们的竞争让这一领域分成了两部分，哪一部分都无法得到重视。他们都必须自己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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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所描述的反常的现状，维贾伊·库齐罗（Vijay Kuchroo）几乎要笑出声来。塞缪尔·沃瑟斯多姆（Samuel L. Wasserstrom）是哈佛大学神经系统疾病中心的神经学教授，他多次见过这种情况：重大的科研项目，极其聪明的科学家，却被他们的职业竞争所阻碍，并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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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分享数据，否则大家都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东西。”库齐罗对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惊讶不已，“最后，我的同事大卫·哈夫勒（David Hafler）将他们聚在了一起。他说他应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不是科学奖，而是和平奖，因为将这些团队聚在一起做事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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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坐在哈佛大学医疗机构庞大而奢华的建筑里时，库齐罗专注地思考着竞争在科研中的作用。现在，他50多岁，头发浓密而花白，跟我20年前遇到他时一样，他仍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青春的活力。大家都知道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坚持不懈地反思问题，虽然那可能让他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但他不是。尽管非常受人喜爱和敬重，但库齐罗个性文雅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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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科学研究听起来太抽象。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很抽象。但它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它不是一个产品或一个机构。它是你，是你的名字写在纸上，是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把它看成是个人的事情，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证明你错了，你会自杀。它非常、非常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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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齐罗承认这种对工作的高度认同有它的好处，但最近他更关心它引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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