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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拉西的论文早在6月22日就已送达编辑的办公室，而伍德沃德的论文直到7月9日才送达那里，但是最终，介绍合成可的松的4篇文章却同时发表在1951年8月的《美国化学学会会刊》上。杰拉西被激怒了，他感觉他的竞争者“在杀人之后却逍遥法外”。他得到的唯一补偿是在《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张大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他跟自己的团队成员聚拢在一根巨大的山药周围，心满意足地注视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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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早两个星期！”杰拉西现在仍在坚持，“对于世界、科学界、病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们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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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竞赛并没有带来杰拉西所期待的结果：辛泰克斯或哈佛大学合成的可的松从未在病人身上临床使用过。尽管他们彼此激烈地竞争，但就职于普强制药公司（Upjohn）的两位科学家却发明了更简单、更廉价的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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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竞争也有所收获，那就是作为一家知道如何合成激素的公司，辛泰克斯出名了。杰拉西的下一个研究项目——合成炔诺酮改变了世界。他制成了世界上首粒女性避孕药，今天，他被称为“避孕药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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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西常常因为促成了性爱革命以及将性与爱分离而受人指责。但是，在科学界，他更具争议的一点是对科研竞争的坦率描述。90多岁时，他公开承认自己仍然争强好胜，他说的是“竞争心很强”，并强调他的同事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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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学家愤怒地否认此事，但那都是言不由衷的鬼话，”杰拉西饶有兴味地坚持道，“这是毒药和营养品的混合物。科研是最需要合作的，同时竞争又最残酷。而且你残酷的竞争对手就是你身边的同事。你依赖他们，又与他们竞争，这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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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杰拉西说，因为家丑外扬，他受到同事的批评。他写过几部小说，描写了一些常常不顾一切、有时又滑稽古怪的科学家，他们非常专心致志地要获得别人的认可、优先地位和奖金，以至于不惜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如性背叛、抄袭、篡改数据和撒谎。杰拉西还描写了一个人物，她甚至将自己的姓由亚德利（Yardley）改成阿德利（Ardley），这样一来就可以按首字母排序将自己提到前面。《布尔巴基的策略》（Bourbaki’s Gambit）一书描述了利用学术造假进行报复的犯罪；更令人难忘的是《诺贝尔的囚徒》（Cantor’s Dilemma），它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所做的那些事情。对于科研文化的怪异之处，杰拉西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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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这些事情时，他比许多科学家更放松。他曾赢得“避孕药之父”的名声，并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尽管并不情愿）。但是，对于那些仍然争论不休的科学家而言，科研的竞争力正日益成为焦虑和惊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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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在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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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角度看，科研世界具有体育比赛的结构：将生产力的小差异（比如两周时间）放大成在认可和奖励方面的大差异，从而鼓励激烈的竞争。体育比赛选用竞争性教育体系培养精英，并使他们成为凶猛的竞争者，这些人会这样想：如果他们无法成为超级巨星，那就是输了。根据经济理论，体育比赛会展示出个人最好的一面，迫使他们进入最佳状态，但即便是经济学家现在也承认体育比赛的结果是违背意愿的。依赖合作的活动尤其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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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两个科学家小组，都在寻找特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基因。一组在美国，另一组在瑞典。他们竞赛！他们发现有的家庭的几代人都拥有这个基因，但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每个团队规模太小，小到统计学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两个团队都无法生成足够有意义的数据，他们的竞争让这一领域分成了两部分，哪一部分都无法得到重视。他们都必须自己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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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所描述的反常的现状，维贾伊·库齐罗（Vijay Kuchroo）几乎要笑出声来。塞缪尔·沃瑟斯多姆（Samuel L. Wasserstrom）是哈佛大学神经系统疾病中心的神经学教授，他多次见过这种情况：重大的科研项目，极其聪明的科学家，却被他们的职业竞争所阻碍，并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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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分享数据，否则大家都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东西。”库齐罗对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惊讶不已，“最后，我的同事大卫·哈夫勒（David Hafler）将他们聚在了一起。他说他应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不是科学奖，而是和平奖，因为将这些团队聚在一起做事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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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坐在哈佛大学医疗机构庞大而奢华的建筑里时，库齐罗专注地思考着竞争在科研中的作用。现在，他50多岁，头发浓密而花白，跟我20年前遇到他时一样，他仍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青春的活力。大家都知道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坚持不懈地反思问题，虽然那可能让他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但他不是。尽管非常受人喜爱和敬重，但库齐罗个性文雅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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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科学研究听起来太抽象。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很抽象。但它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它不是一个产品或一个机构。它是你，是你的名字写在纸上，是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把它看成是个人的事情，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证明你错了，你会自杀。它非常、非常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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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齐罗承认这种对工作的高度认同有它的好处，但最近他更关心它引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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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的问题是件难事，研究的功劳该归谁？每个人都想要名誉，那会让人鹤立鸡群，变得很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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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齐罗并不只是在谈自己。对于一位搞学术研究的科学家来讲，声望是进步的体现。研究成果必须发表，以获得认可。每篇已发表的文章都会被添加到科学家的专业简历中，被其他科学家引用的次数表明作者对该领域所做贡献的重要性。专业期刊台阶陡峭的啄序决定了声望：在《自然》或《科学》这种影响力很高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可以让一位科学家成名。惯常的做法是，大多数科技论文会署名多位作者，第一作者做的工作最多，最后一位作者常常是赞助人和监管者。但是，论文作者太多会削弱每个人的光彩，所以作者署名权的竞争至关重要，职业生涯就取决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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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10位博士后，有些可能还算不上实验室的骨干。”库齐罗说，“他们提供想法，公开讨论，理应得到荣誉，但情况往往不是这样。那些发现创意并取得真正有意义成果的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但中间的作者经常是提出创意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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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齐罗担心这一点，因为如果实验室中的科学家满心想的就是竞争的话，那肯定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就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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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我曾经有一个实验室，里面都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但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组织培养室被搞得乱七八糟，没有人在意！大家互相都不交流。每个人都在努力研究，但他们搞不出任何东西。竞争确实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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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想做宇宙的主宰，甚至是那些明知自己不行的人。库齐罗承认几次励志演讲改变不了什么，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有可能使事情更糟。相反，为了激发创造力，库齐罗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他雇用了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的心理学家克斯廷·拉格斯多姆（Kerstin Lager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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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贾伊曾告诉他的团队我会来，我们要一起致力于团队开发，”拉格斯多姆回忆说，“我认为，60%的人渴望与我一起工作，20%的人只是好奇这是怎么回事，剩下的20%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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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漠不关心，我习惯这一点。但是，无视的行为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其中一个人认为谈论团队是荒唐的：‘我会搞我的科研，不需要团队。’有些人有其他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会想：‘为什么要在这事上花时间呢？我太忙了。我的时间宝贵。’有些人好奇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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