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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告诉我，她与卡罗琳斯卡学院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引起这些科学家对她的注意，因为该学院的委员会颁发诺贝尔医学奖。这甚至让她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尊重。但让拉格斯多姆感触最深的是，不在乎的那些人都是在单干。她觉得房间里“自我”的味道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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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要求这伙人考虑三种动物：狮子、猫头鹰和圣伯纳德犬。她问实验室里人喜欢哪种动物？在为房间里的角落指定一种动物之后，她要求这些科学家走到相应的角落，与他们属于同类动物的同事站在一起。他们会彼此观察，这个角落怎么人多，那个角落怎么人少，此时的她则一直注视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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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有的认为自己是狮子，但其实不是。你把他们分开，他们就可以看到：‘我的上帝，在这一组我们有太多的狮子。我们只有两条狗。这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猫头鹰都闲站着。每个人都沉思了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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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要求每组人探讨一下他们所选动物的特点，分析其积极的特性和消极的特性，然后向其他人介绍他们的动物。她则始终看着科学家们合作、讨论，同时对这个活动困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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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谈论动物。就这样过了90分钟之后，他们就成了这些动物。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在谈论自己，但其实他们就是在谈论自己！在这个房间里，这些动物我们全都有，而且每一种动物都是这个团队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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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家们讨论这些动物如何跟彼此相关，会让他们平静下来，并引发合作如何有效的深度对话。但后来拉格斯多姆要求他们填写一份有关他们工作习惯的问卷。突然间，强烈的反差出现了：大家对自己的想象与他们实际做事的方式明显不一致。他们认为自己是领导人或合作者，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是在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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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人解散去吃饭时，拉格斯多姆注意到其中有些人打电话给今天没来的同事，告诉他们第二天应该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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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他们一起过了两天，其间拉格斯多姆帮助这些科学家看清了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他们在实验室中的行为阻碍了业绩。他们可能想象自己是在协作，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是孤立和不交流的。第二，他们开始明白有效率的工作环境需要这三种动物。她解释说：狮子防护着团队，并让人显露出最好的一面，猫头鹰做了大部分的思考，圣伯纳德犬关心其他人。只有当这三种动物全力以赴时，团队才能取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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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必须思考如何改进与他人的沟通。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反馈，如此团队就能变得更好。每个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不只是领导人的事。”合作就是一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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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齐罗看来，经验表明合作必须设计，而不是想当然的。他已经聘请了太多认为自己是狮子的猫头鹰，意思是说他聘请了很多想成为超级巨星的年轻科学家，他们以为实现明星梦的途径就是成为主角，但结果会徒劳无功，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分享，他们可能会一事无成。他需要实验室中不止一只狮子，因为那会激起辩论，而辩论将鼓励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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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行为准则要求合作，”拉格斯多姆注意到，“但制度奖励个人英雄主义。他们认为这样富有成效，但从科研的整体看，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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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个性的问题。很多机构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的：竞争会让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顶尖的人才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最强的团队、部门和组织。他们经常引用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自然通过优胜劣汰，从而创造出适应性强、多产的物种，无疑出色的团队所需要的就是通过竞争磨炼和选定人才。达尔文的这一解释非常简单，但应用于团队时，则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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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不正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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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缪尔（William Muir）讲授和研究群体遗传学，在实践中，他想要理解自然选择是如何在团队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或许因为他在普渡大学工作，他选择通过调查如何培育最能下蛋的鸡来探索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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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鸡一直结群而居，在蛋类行业，它们通常按9到12只分组。产蛋量是成功鸡群的标记，为了找到提高产蛋量的方法，缪尔设计了一个实验。起初，他只是识别产蛋能力最强的母鸡群，在它们自由孵鸡时观察它们。然后，作为对比，他选择产蛋最多的个体母鸡，并用它们繁殖下一代母鸡。他想知道，最有效的生产方法是靠自由组合的鸡群，还是超级的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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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代之后，缪尔开始比较结果。自由的鸡群仍然都是肥胖、羽毛丰满的母鸡，产蛋量在实验过程中急剧增加。但再看第二组，超级母鸡的表现令人震惊。经过六代，只剩下了三只母鸡，其他六只被谋杀了。三只幸存下来的鸡情况如何呢？在相互打斗中，鸡毛几乎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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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将此实验结果向他的一些同事做汇报，当幻灯片出现“衣衫褴褛”的超级母鸡时，一位教授走到他身边叫道：“那幻灯片简直就是我的部门的写照！我还知道这三只鸡的名字！”原来她的部门采取的政策是“纯粹依靠个人能力取得成功”，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跟缪尔的实验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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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人觉得梦之队必定包含了最多的超级巨星，毕竟这是赛制结构导致的。但合作研究要比那精细得多，而要依赖合作的学科（比如理科）发现它们所需的品质被体系破坏和低估了。竞争旨在产生最好的科学家，但它也产生了暗中破坏工作的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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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取得科研成就的模式一直采用的是比赛制，甚至变得更加残酷。部分是因为科学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虽然各国政府需要更多理科毕业生，但科学家已经“人满为患”了。对资源的竞争会对科学所依赖的合作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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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加州理工学院副院长戴维·古德斯坦（David Goodstein）写道，“科研只能因其参与者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局限性而受抑制。不过，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变……所谓的纯粹智力竞争已变成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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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管理着实验室的研究带头人平均会培养至少10名博士毕业生，在有资格管理自己的实验室之前，这些博士生都必须找到一个博士后的职位。但科研经费的增量和博士的增量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因此，随着招募人数的增加，获得研究岗位和经费的机会反而在减少。这种体制如此反常，以至于有一位教授把生物医学研究叫作“庞氏骗局”，声称“我们是在用花言巧语骗来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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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没有兴趣改变现状。他们可以得到的博士后越多（而且更便宜），就能做更多的研究。供过于求的博士后变得相当廉价，没有证据表明获得博士学位会提升赚钱的能力。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意味着年轻科学家在财力上永远赶不上不搞科研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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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验室里会‘死一大片’，会有孩子不打算做了。”一位科学家承认，“我知道他们不打算做了，但我会对他们撒谎。我会说：‘好吧，你可能会得到博士学位。’而我知道他们的机会大概只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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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和必要性上看，科研是一个需要协作和增殖的行为。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因此，才会有牛顿那句著名的话：“如果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无论大小，也不管积极或消极，每个发现都为以后的探索开辟了道路，或避免了死胡同。一方面，科学期刊不只为了争取优先地位，而且可以传播其他科学家进行下一步研究所需的信息。另一方面，讨论、辩论、知识的交流和错误使得每个人在做研究时得以深思熟虑，避免重复性犯错。这就是科研作为一个系统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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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分享消失时，这一切便分崩离析了。这就是库齐罗如此关心其实验室里的行为的原因：未经讨论，研究无法进行。科学家们担心研究被别人抢先攻克，担心他们花费数年搞的研究被人“山寨”并抢先发表成果。这种恐惧让他们不再互相交流。恐惧促生了沉默，而沉默让创造性的工作止步不前。1966年，在1042位科学家中，有一半的人说他们感觉相互谈论各自的研究是安全的，到199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4%。研究人员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和魏洪（Wei Hong）写道：“科技竞争必然导致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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