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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家公司都说它需要创造力和创新，而这常常与冒险的行为相伴。有些企业会招聘风险承受能力高的人，英特尔公司这样做已经很多年了。但一旦涉及公司内部，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风险承受能力下降，甚至消失了。这个问题让英特尔困扰了很长时间，很少有人想到该公司的FOCAL排名制度会与这种现象有很大的关系。我跟英特尔公司内交谈过的人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现象令人费解。他们说，没有人敢拿排名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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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排名由同事决定，我当然不会冒险！”杰姬·威特（Jackie Witt）告诉我，“该制度不以成就、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它建立在人们是否喜欢你的基础上！可爱的人并不总是最有效率或最有创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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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英特尔的咒语，即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的口号：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没错，他们生存下去了。但偏执狂不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最佳状态。因此，你会发现，在英特尔，简单、顺从的人提升了。偏执狂的人足以让每个人都成为他们的朋友，但这正是消耗能量的地方！我与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共事，她没有得到晋升。她很有成效，未必很受欢迎，却效率很高。但她被无限期地卡在了中间第三等级。但是，当然了，她只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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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非常习惯于多学科团队的那种竞争。她对复杂的项目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这使得她在英特尔、丰田、基因科技、苹果、富士通等公司工作过，甚至还有通用电气的子公司。她说自己的许多工作类似于调解：让好斗的团队互相倾听对方的意见。但当公司有一位魅力超凡的首席执行官时，这项工作变得困难起来，因为每个人都在吸引注意力，争抢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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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盘之争，让每个人都中毒了。这种机能的失调很是令人泄气，”她说，“它让人在工作、奖金和心理健康上付出代价。很多人没想过离开，因此，他们留下，继续感受虐待、愤怒和沮丧。最初他们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们只想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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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排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排名很频繁（在一些公司，每6个月进行一次），但只能反映当下的成绩。它们绝对会让你关注当下。今天我的表现如何？你不能也不想从长计议。坚持不懈地思考，凝视远方，富有想象力地推测，这些是你真正发挥创造性才能所需要的，但它们甚至都不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因为你要紧盯着目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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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奥尼尔（Cathy O’Neil）是哈佛大学一位年轻的数据科学家，2007年，她离开了学术数学的圈子，到华尔街最神秘的对冲基金之一德劭基金（D. E. Shaw）工作，经历的事情让她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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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应聘时，”她笑着说，“并不知道他们在特意寻找争强好胜的人。我一轮接一轮地面试，他们问我的都是数学难题。我不知道那是一场比赛，我一直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位数学家，我热爱数学！我认为他们把我的机敏解读为自鸣得意，而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并不紧张，因为我不在意。我能通过纯粹因为运气和对这一学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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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始工作之后，这里的文化着实让她吃惊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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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彼此不能说话！我被告知不要寻求帮助。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想帮助他人。那里有些人其实很好，但你要想寻求帮助的话，唯一的方法是在线提问，如此，如果有人要帮助你，才不会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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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一个桌式足球。你可能以为它挺好玩的，但它摆在那里不是因为好玩，它意味着大家要互相竞争，彼此炫耀。我的感觉是，他们找有竞争性的人是因为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守规矩，并通过彰显自己的成就来定义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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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劭基金以吸引最聪明的人而著名，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那里工作一周可以领到10万美元。奥尼尔知道她的同事们很聪明，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不想分享任何东西，这导致会议变得很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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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会议上，你不能说你正在想的东西。人们当然有想法，但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们想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启动自己的基金。如果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它将归属德劭基金公司，最终他们会为自己的想法展开竞争！因此，如果你有一个好主意，有一件事绝对必须做，那就是‘闭嘴’。你不想任何人窃取你的构想，或者偷你的主意，并且比你干得还好。所以，你参加这些会议，与很多超级聪明的人围桌而坐，但所有人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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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不分享，因为他们想要占得先机，金融从业者不分享，因为想抢功劳和金钱。如果你是一个为老基金工作的新人，你不敢贡献新主意，因为那不会带来功劳或奖金。因此，你想要保留新主意，等待一个新基金，这是得到全部功劳的唯一方法。或者如果你选择离开，创立自己的基金，你的想法可能更值钱。在此期间，你最好把自己的想法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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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必须跟一个特定的人建立关系，获得他的特别信任，才能合作。其他人都会构成威胁。这令人很不快。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至上论者，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但竞争相当激烈，氛围非常压抑，也就是说必须隐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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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奥尼尔离开了德劭基金公司，返回了学术界，这样她才能专心研究经济模型。不过，与许多公众意见不同，她坚持认为现行的商业模式是有效的，不过那些商业模式只给它们的设计者带来了好处，而没有让其他任何人受益。显而易见，经济危机只是她在对冲基金公司所见所闻的现实体现：极少数精英赢得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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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结论：竞争为钻空子提供了动机，但不会促生卓越。因为伟大的思想无法传播，竞争也就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当体系崩溃时，承担责任的人会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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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谁还在乎制度怎么样呢？没有人！只要我没事就行了。我是赢家。你不是？那真是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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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视秘密为宝，鼓励不透明和囤积信息，阻碍分享或合作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它才容易构成犯罪：产生激发甚至将犯罪行为正常化的环境。难怪学术研究发现极其争强好胜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内幕交易，利用私人掌握的知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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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具有两个深远的影响。它产生马太效应，有信息较多的人，就有信息较少的人。这一点在内幕交易犯罪中得到证实，那些信息在握的人赚了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更有机会获得信息。而反过来，这让赢者感到卓尔不群，独立于整个制度，并且不用为整个制度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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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以来的很多内幕交易案件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但其影响或许更深远。早在2005年，交易员们就开始获悉次级抵押贷款和急剧膨胀的衍生品市场的后果，对他们来说，这是终极大秘密。所以，他们不会发出“房子可能会着火”的警告，而是下大赌注赌房子会烧毁。像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迈克尔·巴里（Michael Burry）和徐幼于（Eugene Xu）等对冲基金交易员觉得：只要他们能利用这些信息成为赢家，就不用管整个体系会如何。在争抢情报优先权的竞赛中，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而结果是，这些在比赛中收益最多的人最没有兴趣修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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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你必须放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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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不会轻言放弃，解决疑难问题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在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家尤里·阿隆（Uri Alon）每天都竭力创建一个富有成效、精诚协作的实验室。有时，他在科研上的经历很糟糕，以至于早晨他都不想起床。但他非常热爱科研，因此，他认为必定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才能用更具创造力的参与感和动机抵制竞争的破坏呢？什么样的动机和方法可以改变自相残杀的文化呢？他在即兴表演的剧场找到了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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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看上去没有演员的天赋。他性格内向，非常严肃，但即兴表演改变了他对科研的思考和开展科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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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科研不一样，在即兴表演剧院，他们会告诉你：‘你会败得很惨。你会卡壳。’但当你卡壳时会发生什么就不同了。首先，你预期它会发生，因为每个人都告诉你它会发生。然后，每个人都会向你表明他们休戚与共。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是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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