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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在大自然中看到多样性的重要性。现在，英国的景观正在遭受枯梢病的破坏，这是白蜡树上的一种传染病，是由白蜡鞘孢菌引致的。在丹麦，这种真菌病已经杀死了90%的白蜡树，专家预计英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这种疾病导致了毁灭性的损失，原因是生物多样性的缺乏：大多数白蜡树是同一物种。出于安全和适应性的考虑，物种需要多样性，但这正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商业环境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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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可以复制时，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当然，不无讽刺的是，人们感觉跟着领先者跑要比当领先者的风险小很多，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所以，令人振奋的次级抵押贷款和信用违约的好日子在2008年轰然崩溃之后，很多投资者在“鬼城”市场上徘徊，直到他们偶然发现了衍生品市场的一个黑暗角落，一个他们通常忽视的市场：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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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场投资未来的粮食价格。1999年以前，法律只允许那些积极参与种植、生产或销售粮食产品的人或公司大规模投资咖啡、可可、小麦、大豆、牛肉和鸡肉，比如农民、面粉厂主以及像卡夫和雀巢这样的公司。高盛公司创建了一个可以跟踪24种原始农作物的衍生品，称之为“高盛商品指数”，但作为投资工具，抵押贷款和债务非常有吸引力，以至于期货商品的价格保持着相对的稳定。1999年，法律做出了改变，现在任何可以大型持仓的人都可以进入期货市场。所以，当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时，实实在在的粮食看上去比虚拟公司更加令人关注，商品指数基金吸引的投资增加了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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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2008年发生的事相比，这又算不上什么。粮食是必需品，其需求与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紧密相连，随着大多数市场变得死气沉沉，实实在在的粮食看起来极富吸引力。根据机构投资者迈克尔·马斯特斯（Michael Masters）的国会证词，在2008年最初52个交易日中，期货投机者在市场上抛售550亿美元：未平仓期货合同的价值以每天10多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到7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1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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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考夫曼（Fred Kaufman）不知疲倦地研究这个新的泡沫，他把期货市场形容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新赌场”，其中的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席之地。学者开始发表关于新市场的论文，财经期刊很快就嗅到了气味，《金融时报》《全球退休金》《金融杂志》《投资组合管理期刊》和《衍生品期刊》等杂志都对新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剖析和推波助澜。“你发现对期货毫无概念的人全都突然买起了期货。”农业部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考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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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写道：“粮食期货价格越上涨，涌入这个行业的资金就越多，价格就会越高。”他们对建筑业兴盛时赌博性投资的日子全都记忆犹新，极度渴望找到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回报的市场，对农业或粮食根本不感兴趣的投机者也都一拥而上，人数远远超过真正的投资者，数量之比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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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评论员注意到食品价格正在上涨，却把责任推给中国，或归咎于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还有人说小麦的价格直线上升，那是因为大量的小麦用作了酒精生产。他们都理解错了。价格上涨不是因为世人想要吃更多的粮食，或者因为他们想要燃烧更环保的燃料，而是一群短期资本经营者在追逐相同的衍生品。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大通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全都想得到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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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许多可能的成因，2011年在北非和中东的暴力抗议以及更早的2008年的骚乱恰恰与全球粮食价格的大峰顶相吻合。这些观察认为，抗议活动不只是反映了政府长期的失误，也反映了弱势群体突然陷入了绝境。如果食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有可能会加剧全球的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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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考夫曼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向各国政府、投资者、分析师和农民谈论粮食衍生品的后果，他变得越来越愤怒和忧心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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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的《农业法》对期货从业者的职业进行了限制。但一旦期货管制解除，投资的大门就向所有人敞开了。所以粮食衍生品成为一种投资工具，它对粮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就像抵押担保证券让人们忘记了它们其实代表的是真实的人的真实住宅，粮食衍生品让人们忘记了它们正在对真实的粮食价格产生影响。但粮食甚至比你的住宅更重要，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投资者可不理会这些，他们只是觉得它是虚拟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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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意识到，就像我们的住宅一样，粮食已经金融化了。投资它的人越多，泡沫就会变得越大，想要加入的人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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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尔街炮制了一个组合，投资者可以购买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目的是为了从价格上涨中获利，却导致病人和濒死的人负担不起这些必需品，社会就理应感到愤怒，”迈克尔·马斯特斯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人必须花更多的钱来养活家人，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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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认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泡沫，而泡沫的形成是因为大家争着抢着做同样的事情。考夫曼与其他人一起呼吁，要求市场增大透明度，因为直到今天期货市场仍然是一个模糊的市场。尽管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受管制的衍生品市场更安全，因为它们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但其极度的不透明和导致灾难的倾向性证明这种信心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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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传出操纵利率的丑闻后，作为挽回其声誉的部分尝试，巴克莱银行决定不再投资粮食衍生品。这是默认这件事做错了，还是基于“市场已经见顶”的认识而做出的更具战术意义的决策，没有人说得清。虽然弗雷德·考夫曼乐于见到巴克莱银行退出，他仍然认为应恢复原先的法律限制，即只允许那些生产食物的人或企业进行农业投资，以及20世纪90年代遭到破坏的持仓限额。换句话说，加强监管是扼制模仿欲望的唯一途径，即恢复旧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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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制药公司，似乎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因为事实证明，尽管非常缺乏创造性，但仿制药确实利润可观。在过去的50年里，这些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每年花在研发上的开支超过了700亿美元，但它们的创新能力仍旧没有什么提升。许多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太大，也变得僵化了。至少让·皮埃尔·加尼尔（Jean-Pierre Garnier）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有8年管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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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制药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的领导者错误地假设研发是可衡量的、可产业化的，而且可由详细的度量标准和自动化技术推动。于是，导致的结果影响巨大，负责研发的科学家丧失了个人责任感、透明性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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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尼尔在自己的企业里想方设法对研发进行重组，以使其更有成效，但结果出现了问题。他希望较小的团队会使制药研究更接近于学术研究，激发同样程度的奉献精神。但时至今日，该公司的畅销药仍是糖皮质激素，这是运动员所钟爱的类固醇。加尼尔所面对的也是所有制药公司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隐含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问题：企业的存在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当然是加尼尔相信的），还是发现和开发新药？制药公司既是投资人拥有的企业，也是毫无偏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很多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认为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因而不予理会。假定真正的新药失败概率很高，花费至少10亿美元，研究周期平均12年，这两个目标之间的不相容就会显而易见。准备进行真正的创新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很少有哪位首席执行官会认真考虑此事，而且一旦失败就会职位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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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化学家准备亲自出马了。李·克罗宁（Lee Cronin）率先使用“3D打印”[2]制作新的分子和治疗疾病的药物。他的梦想是像苹果为音乐做的事那样，为药物的研发做点事情，即创建一个开放的网络，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他们的发现，并与人分享。因为网站尚未成为现实，所以还是梦想。他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下载并打印自己的治疗药物呢？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会极大地扼制仿制药的开发？结果难料，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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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克罗宁认为：制药公司并不想要这种更容易、更便宜的创新技术。其他各个行业都已经做到了类似的创新，但制药企业却依旧难以推行。不过，该行业中的思想家已经开始考虑“开源”研究的选项。像火狐浏览器、雷鸟电子邮件客户端和爆米花网络视频编辑器等软件产品都是由开发者通过免费在线协作而创建的，很多互联网团队也是这样建成的，有些还会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建设。参与者获得的回报是同行的承认和尊重，并能享受尖端软件开发带来的兴奋，以及获得促成了某种美好事物的知识。很多工程师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或受到雇主的鼓励选择做这种事，因为打造很酷的工具正是他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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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托雷·约坎内斯（Salvatore Iokanesi）被诊断为脑肿瘤，他决定用众包的方式为自己治病。他首先粗略地编好程序，然后在线发布了所有的诊疗记录，以寻求陌生人的帮助和建议。他收到了50多万条反馈，数量惊人，不得不求助于大家对材料进行组织和标记。他并非反对药物或反对医生，最后还是外科医生取出了他的肿瘤，但这是将广博的知识公开化的最佳方式，可以让他在做决策时有信心，并且感觉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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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开发的主要好处是它可以将不同层面的人（往往遍布全球）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我的愉悦和慷慨，这又引致了更多人的参与和想象力。与许多研究人员不同，开源开发人员不用打卡上班，不用服从命令，或玩政治。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期望能帮助同行。他们往往隐身在管理层级非常陡峭的大型组织中，通过奉献来展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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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的药物也导致一种特殊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抗疟药联营公司（MMV）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会将自己面临的挑战张贴出来，审查提交的意见书，然后选择一个项目提供资金。而研究会外包给分散在40家科研机构的大约300位科学家，有些人供职于大学，但也不乏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每个阶段都会对研究发现加以审查，然后决定是继续还是结束。这些合作关系的关键是决定是否集中精力研究被忽视的疾病，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难题。他们还能对预算精打细算，吸引很多跨学科的合作伙伴和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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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合作伙伴似乎更灵活，更有创意，也比大型制药公司更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他们的行动更加迅速，而且能吸引更大范围的人，从拥有该疾病第一手临床知识的医生，到那些受过纯粹学术训练的人，不一而足。单单这种多样性就能带来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但要说这种药物开发的新生态能有多少效果还为时尚早，但这些合作关系至少是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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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者用软件来开发更多的软件似乎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摩斯拉是1998年成立的一个软件开发的开放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做出更大创新的机会，其火狐浏览器融汇了1万名参与者的工作，下载量已超过30亿次，地球上每个洲都有人使用它，甚至南极洲也不例外。该浏览器首创的特色旨在让用户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数据（类似“请勿跟踪”）。摩斯拉手机操作系统没有模仿任何一种现存的系统，首席执行官加里·科瓦奇（Gary Kovacs）坚持道：“我们不想置身于操作系统的对决，我们正在设法做催化剂，推动围绕着开放网络进行更多的开发。”现有的电话制式不允许用户切换平台，如果你买了苹果机上的应用程序，当你换成安卓系统时，它们不会随你一起转移。但摩斯拉新的火狐操作系统（Firefox OS）使之成为可能。科瓦奇称，公司的目标不是侵占市场份额，而是驱使其他公司为用户提供他们想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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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的想法公之于众可以影响市场，这一想法并不新鲜。1570年，安德烈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出版了《建筑四书》，将其全部思想和设计和盘托出，从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假如他不这样做，他的思想可能依然扑朔迷离，因为他设计的别墅大部分建在不出名的意大利威尼托地区，即便到今天也很少有人光顾它们。然而，正是这本书永远地改变了西方建筑风格。尽可能广泛地分享思想和设计确保了帕拉迪奥的不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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