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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写道：“粮食期货价格越上涨，涌入这个行业的资金就越多，价格就会越高。”他们对建筑业兴盛时赌博性投资的日子全都记忆犹新，极度渴望找到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回报的市场，对农业或粮食根本不感兴趣的投机者也都一拥而上，人数远远超过真正的投资者，数量之比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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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评论员注意到食品价格正在上涨，却把责任推给中国，或归咎于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还有人说小麦的价格直线上升，那是因为大量的小麦用作了酒精生产。他们都理解错了。价格上涨不是因为世人想要吃更多的粮食，或者因为他们想要燃烧更环保的燃料，而是一群短期资本经营者在追逐相同的衍生品。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大通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全都想得到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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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许多可能的成因，2011年在北非和中东的暴力抗议以及更早的2008年的骚乱恰恰与全球粮食价格的大峰顶相吻合。这些观察认为，抗议活动不只是反映了政府长期的失误，也反映了弱势群体突然陷入了绝境。如果食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有可能会加剧全球的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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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考夫曼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向各国政府、投资者、分析师和农民谈论粮食衍生品的后果，他变得越来越愤怒和忧心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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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的《农业法》对期货从业者的职业进行了限制。但一旦期货管制解除，投资的大门就向所有人敞开了。所以粮食衍生品成为一种投资工具，它对粮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就像抵押担保证券让人们忘记了它们其实代表的是真实的人的真实住宅，粮食衍生品让人们忘记了它们正在对真实的粮食价格产生影响。但粮食甚至比你的住宅更重要，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投资者可不理会这些，他们只是觉得它是虚拟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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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意识到，就像我们的住宅一样，粮食已经金融化了。投资它的人越多，泡沫就会变得越大，想要加入的人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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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尔街炮制了一个组合，投资者可以购买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目的是为了从价格上涨中获利，却导致病人和濒死的人负担不起这些必需品，社会就理应感到愤怒，”迈克尔·马斯特斯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人必须花更多的钱来养活家人，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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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认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泡沫，而泡沫的形成是因为大家争着抢着做同样的事情。考夫曼与其他人一起呼吁，要求市场增大透明度，因为直到今天期货市场仍然是一个模糊的市场。尽管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受管制的衍生品市场更安全，因为它们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但其极度的不透明和导致灾难的倾向性证明这种信心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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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传出操纵利率的丑闻后，作为挽回其声誉的部分尝试，巴克莱银行决定不再投资粮食衍生品。这是默认这件事做错了，还是基于“市场已经见顶”的认识而做出的更具战术意义的决策，没有人说得清。虽然弗雷德·考夫曼乐于见到巴克莱银行退出，他仍然认为应恢复原先的法律限制，即只允许那些生产食物的人或企业进行农业投资，以及20世纪90年代遭到破坏的持仓限额。换句话说，加强监管是扼制模仿欲望的唯一途径，即恢复旧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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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制药公司，似乎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因为事实证明，尽管非常缺乏创造性，但仿制药确实利润可观。在过去的50年里，这些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每年花在研发上的开支超过了700亿美元，但它们的创新能力仍旧没有什么提升。许多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太大，也变得僵化了。至少让·皮埃尔·加尼尔（Jean-Pierre Garnier）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有8年管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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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制药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的领导者错误地假设研发是可衡量的、可产业化的，而且可由详细的度量标准和自动化技术推动。于是，导致的结果影响巨大，负责研发的科学家丧失了个人责任感、透明性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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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尼尔在自己的企业里想方设法对研发进行重组，以使其更有成效，但结果出现了问题。他希望较小的团队会使制药研究更接近于学术研究，激发同样程度的奉献精神。但时至今日，该公司的畅销药仍是糖皮质激素，这是运动员所钟爱的类固醇。加尼尔所面对的也是所有制药公司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隐含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问题：企业的存在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当然是加尼尔相信的），还是发现和开发新药？制药公司既是投资人拥有的企业，也是毫无偏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很多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认为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因而不予理会。假定真正的新药失败概率很高，花费至少10亿美元，研究周期平均12年，这两个目标之间的不相容就会显而易见。准备进行真正的创新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很少有哪位首席执行官会认真考虑此事，而且一旦失败就会职位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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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化学家准备亲自出马了。李·克罗宁（Lee Cronin）率先使用“3D打印”[2]制作新的分子和治疗疾病的药物。他的梦想是像苹果为音乐做的事那样，为药物的研发做点事情，即创建一个开放的网络，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他们的发现，并与人分享。因为网站尚未成为现实，所以还是梦想。他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下载并打印自己的治疗药物呢？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会极大地扼制仿制药的开发？结果难料，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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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克罗宁认为：制药公司并不想要这种更容易、更便宜的创新技术。其他各个行业都已经做到了类似的创新，但制药企业却依旧难以推行。不过，该行业中的思想家已经开始考虑“开源”研究的选项。像火狐浏览器、雷鸟电子邮件客户端和爆米花网络视频编辑器等软件产品都是由开发者通过免费在线协作而创建的，很多互联网团队也是这样建成的，有些还会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建设。参与者获得的回报是同行的承认和尊重，并能享受尖端软件开发带来的兴奋，以及获得促成了某种美好事物的知识。很多工程师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或受到雇主的鼓励选择做这种事，因为打造很酷的工具正是他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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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托雷·约坎内斯（Salvatore Iokanesi）被诊断为脑肿瘤，他决定用众包的方式为自己治病。他首先粗略地编好程序，然后在线发布了所有的诊疗记录，以寻求陌生人的帮助和建议。他收到了50多万条反馈，数量惊人，不得不求助于大家对材料进行组织和标记。他并非反对药物或反对医生，最后还是外科医生取出了他的肿瘤，但这是将广博的知识公开化的最佳方式，可以让他在做决策时有信心，并且感觉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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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开发的主要好处是它可以将不同层面的人（往往遍布全球）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我的愉悦和慷慨，这又引致了更多人的参与和想象力。与许多研究人员不同，开源开发人员不用打卡上班，不用服从命令，或玩政治。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期望能帮助同行。他们往往隐身在管理层级非常陡峭的大型组织中，通过奉献来展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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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的药物也导致一种特殊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抗疟药联营公司（MMV）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会将自己面临的挑战张贴出来，审查提交的意见书，然后选择一个项目提供资金。而研究会外包给分散在40家科研机构的大约300位科学家，有些人供职于大学，但也不乏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每个阶段都会对研究发现加以审查，然后决定是继续还是结束。这些合作关系的关键是决定是否集中精力研究被忽视的疾病，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难题。他们还能对预算精打细算，吸引很多跨学科的合作伙伴和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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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合作伙伴似乎更灵活，更有创意，也比大型制药公司更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他们的行动更加迅速，而且能吸引更大范围的人，从拥有该疾病第一手临床知识的医生，到那些受过纯粹学术训练的人，不一而足。单单这种多样性就能带来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但要说这种药物开发的新生态能有多少效果还为时尚早，但这些合作关系至少是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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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者用软件来开发更多的软件似乎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摩斯拉是1998年成立的一个软件开发的开放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做出更大创新的机会，其火狐浏览器融汇了1万名参与者的工作，下载量已超过30亿次，地球上每个洲都有人使用它，甚至南极洲也不例外。该浏览器首创的特色旨在让用户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数据（类似“请勿跟踪”）。摩斯拉手机操作系统没有模仿任何一种现存的系统，首席执行官加里·科瓦奇（Gary Kovacs）坚持道：“我们不想置身于操作系统的对决，我们正在设法做催化剂，推动围绕着开放网络进行更多的开发。”现有的电话制式不允许用户切换平台，如果你买了苹果机上的应用程序，当你换成安卓系统时，它们不会随你一起转移。但摩斯拉新的火狐操作系统（Firefox OS）使之成为可能。科瓦奇称，公司的目标不是侵占市场份额，而是驱使其他公司为用户提供他们想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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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的想法公之于众可以影响市场，这一想法并不新鲜。1570年，安德烈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出版了《建筑四书》，将其全部思想和设计和盘托出，从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假如他不这样做，他的思想可能依然扑朔迷离，因为他设计的别墅大部分建在不出名的意大利威尼托地区，即便到今天也很少有人光顾它们。然而，正是这本书永远地改变了西方建筑风格。尽可能广泛地分享思想和设计确保了帕拉迪奥的不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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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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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拉的产品是由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开发者创造的，他们或来自贫民窟，或来自高楼大厦。但人的互动仍然很重要。每年摩斯拉会召集1000名工程师相聚摩斯拉节（MozFest），参加科学展览，观看新产品演示，并就新的课题展开辩论。新技术使得远距离协作成为可能，但仍然没有抹杀我们要在一起的渴望。很多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企业仍然采用老办法，即把员工集中在一幢建筑中，然后看着灵感的火花四溅。在亚当·劳里（Adam Lowry）和埃里克·瑞安（Eric Ryan）看来，创新的核心永远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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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不想将你的灵魂外包出去！创新是一切的核心和灵魂，所以大家都在做，我们都在一起做，我们想让它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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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劳里都不可能成为洗涤剂行家。他个子很高，长相英俊，广告宣传的经验丰富，但他与校友埃里克一起创立了迈思得家居清洁用品公司（Method Home Care），因为他们一直想要一起做点事。2000年初，他们注意到大家打理家庭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比以往更多了，但所用的产品既有毒又有异味，并且还很难看，不得不把它们藏在橱柜里。为什么就不能发明外观漂亮、味道好闻、没有污染的产品呢？劳里和瑞安决心锐意进取，但并不想灭掉竞争对手。径直走进任何一家超市，他们都能看出自己取得成功的希望渺茫。他们创新型的业务植根于他们意识到了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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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年轻帅哥制造家居清洁用品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因为宝洁、联合利华和大量的跨国巨头存在，但不止于此。在一个沉迷于Pets.com和谷歌等虚拟企业的市场上，他们打算推出的实体产品只能在传统的实体商店里出售。此外，他俩每人只有4.5万美元，没有产品制造的背景，结识的人也不多。但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信念，那就是工作不能仅是给人一份薪水。他们对竞争不感兴趣，认为与竞争相对的利他主义更有创造性，也会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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