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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品类或者说同行会阻碍创新，”劳里解释道，“我们经常从后门进入，因为我们属于为招揽顾客而降价出售的商品，人们来到商店只是为了得到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与零售商有直接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发和维护好与零售商的关系，很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必须换个方式考虑我们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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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年前，看到迈思得产品的吸引力日增、销量领先之后，几个主要生产厂家开始反击。有些甚至在它们的企业内部组建了“干掉迈思得”的团队。劳里和瑞安并没有被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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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都在推出绿色品种，有100万种之多。”瑞安告诉我，“他们都走进去说：‘你有的这个迈思得的东西，我们也能提供，他们不会花100万做广告，而我们会花1亿做广告，因此，我们要占领这个货架。’这种做法很卑劣，但我们必须专注于我们想要创造的产品类型，以及我们想要与之合作的公司。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人们仍然在想方设法仿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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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思想学派认为没有绝对的创新，每件新事物都是旧事物的组合。弱势艺术家是借，强势艺术家是窃，据称艾略特（T. S. Eliot）、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都可以作为例证。最近，电影制作人柯比·弗格森（Kirby Ferguson）主张“一切都是重新合成的”，经出色的研究，他鉴别出许多音乐、影像和语言奇异美妙的原始资料，它们被借用、再创作，但我们都认为这些作品是完全原创的。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天堂的阶梯》简直就是原样照搬了灵魂乐队的《金牛座》（Taurus），而在早些时候，齐柏林飞艇曾与该乐队一起巡回演出。第一台苹果电脑极好地整合了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创的技术（后被微软借鉴）。亨利·福特没有发明生产流水线或汽车，古腾堡也没有发明活字印刷。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将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元素整合了起来。这种创新不是受竞争驱使的，而是人们对创新和奉献的渴望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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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里和瑞安认为他们的很多创新同样是跨界混搭。人们对该公司有各种描述，比如居家清洁行业的赫尔曼·米勒（Herman Miller）或艾凡达（Aveda）[3]，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路吸收借鉴了其他行业的长处。他们决心不断提出新的配方和创意，尽管带有挑衅的意味，但他们表明决定抛弃仿制、实行创新是一种选择。个人和公司不必复制，他们没有被迫模仿或追随某个群体。他们过去能做得更好，现在也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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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比·弗格森认为独创性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好，但他也不太肯定。他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后现代主义的论点，即我们享用的很多东西通常借用了其他资源，它们被巧妙地组合起来，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尽管模仿可能是我们的学习方式，却不是我们所能做的全部。从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发现到普通洗衣液的创新，真正的创新者会证明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坚持不懈的天赋，它不只会被竞争激发出来，而且完全可以证明仿制是一种因为害怕失败而做出的逃避行为，解决问题和帮助人的还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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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lm4 是一家数字电视频道，由英国第四频道公司拥有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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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克罗宁设想的是用“分子”代替3D打印机的“墨水”，从而“打印”出能治疗疾病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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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赫尔曼·米勒是办公家具制造商，艾凡达是美发和护肤品牌。二者都推行健康、安全、环保的产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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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八章 大而不倒：风险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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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对你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让你赚更多钱。”你很难说：“不了，谢谢你，虽然不富足，但我更快乐。”这话很难说出口。人们会觉得你一定是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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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黑尔（David Hare），《达成一致之路》（The Way t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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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19日，克莱斯勒大厦开始在纽约市破土动工。沃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是同名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因为其儿子们有可能会在纽约定居，克莱斯勒决定尽点责任（显然，他的两个女儿无此需求）。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富二代，他们的要求非常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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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要做点事，因此想到了盖一座楼，”克莱斯勒后来回忆道，“我想起在巴黎见过的东西。我对建筑师说：‘这座大楼要比埃菲尔铁塔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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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大楼开建，正好华尔街股市崩盘。但克莱斯勒仍坚持他的建筑理念：不只是大，而是最大。当时，曼哈顿银行也正在华尔街上施工，争相建成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当他的竞争对手在282.55米（927英尺）封顶时，看上去好像克莱斯勒大楼只不过矮了60厘米（2英尺）。但他的建筑师威廉·范阿伦（William Van Alen）悄悄地在垂直火道上装配了一个塔尖，几个星期后，这个27吨重的构件就被吊装到位，直刺天空，使得这座大厦达到了319.43米（1048英尺），因而超越其纽约的竞争对手，当然也超过了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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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斯勒的胜利是短暂的。在华尔街股市崩溃3个月后，约翰·雅各布·拉斯科布（John Jakob Raskob）和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无视当时的经济状况，开始建造帝国大厦。两人曾在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一起发了大财。该大厦用时1年零45天按时建完，而且没有超出预算；其中一个原因是大萧条导致其劳动力成本下降。帝国大厦的高度达到381米（1250英尺），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但这个纪录只保持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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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认为，偏好巨大建筑只是疯狂的企业巨头任性、纵情的癖好。其实古代人也渴望建大型建筑，比如阿兹特克人长而陡峭的阶梯、印度南部的寺庙以及欧洲的教堂，庞大的体积表现出自信，这充分说明了其建设者的文化品位。摩天大楼只不过是古代人情感的一种现代呈现而已。“它关乎权力，”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写道，“权力和支配欲。这些词语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但这种感觉仍留在人们心中，它们必定要寻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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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的作品包括纽约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大厦（现在是索尼大厦）、休斯敦的威廉斯大厦和马德里的欧洲之门双斜塔大楼，尽管设计了这些摩天大楼，但约翰逊承认企业家没有什么真正的经济意图。“我们的商用摩天大楼是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结果。它们的大小、成本和效用其实毫无关系。在商界，摩天大楼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没有表达任何宗教信仰的诉求。但它是一种表达，却不是经济需求的结果。它想表达的是要通达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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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约翰逊所说，权力和支配地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它们总是有成本的。在生物学上，成本显然是痛苦的。求偶期间，雄大雉会展开大辅翼的羽毛，这些羽毛装饰着美丽的眼状斑点，斑点越大，就越能刺激雌性。羽毛越长，雄鸡的后代就会越多。因此，更美丽的公鸡会产生更多的后代。这应该是一个竞争优势。但大稚野鸡在进化上等于是自己跑进了一个死胡同，因为最华丽公鸡的羽毛巨大而笨拙，因此无法快速地飞离，它就可能被捕食者吃掉。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老师奥斯卡·海因洛特（Oskar Heinroth）评论道：“跟大雉的翅膀差不多，西方文明社会的男人紧张忙碌的生活是种内选择（intra-specific selection）最愚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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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至2005年间的建筑行业，随着“明星建筑师”的出现，以及让他们一鸣惊人的大型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建筑大小的诱惑同样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建筑师要为许多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合同展开竞争，比赛变成了引人注目且有争议的重大事件，从而让建筑师变成了品牌。比赛的不再是建筑公司，而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长期以来，美国的普利兹克奖（1979年首先由菲利普·约翰逊赢得）被认为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奖金10万美元，等于是把得主标榜成了建筑界的“超级天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斯特林奖、阿迦汗奖、密斯·凡德罗奖、法国建筑大奖赛和德国建筑奖则为设计比赛的新闻报道增添了新的素材，让媒体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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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尔巴鄂建完古根海姆博物馆后，明星建筑师弗兰克·格里（Frank Gehry）对于某些机构“想要一个格里”的要求感到困扰，他们想要一个克隆人，以显示他们也达到这一水平。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不同，只是更多同样引人注目的高楼大厦，用来争夺游客和博取名声。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所有的明星建筑师都要建造那些以金主名字命名的标志性建筑。建筑评论家迈尔斯·格兰丁（Miles Glendinning）称这是巨额资本和大型建筑物的完美婚姻。“在谈到建筑时，建筑的资本主义革命雄辩家愉快地称这是一种‘品牌和广告’的运用。对他们来说，建筑师的任务不是为世界建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要成为坚韧的、不择手段的商人’，并受‘超理性’的驱使，而这种超理性就存在于他们对市场优势的不断追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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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写道，建筑世界现在是一种“自相残杀式的竞争，建筑师们必须像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残酷无情地竞争才能找到工作，并保住工作。任何时候，都有4种学说、5大趋势、100位建筑师在世界水平上竞争”。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出完美标志性建筑的构成要素及其原因”。写建筑类文章的人都会举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的例子，他是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源泉》里勇士般的主角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象征。像罗克一样，每个建筑师现在都必须讲一个职业生涯中的英雄故事，阐明独特的、彻底个人主义的风格，以此大力歌颂自己。较小而精细的建筑不会让你成功，大家都热衷的建筑才会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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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是众多卷入这场旋涡的建筑师之一，他赢得了洛杉矶格蒂博物馆（Getty）新馆的设计比赛。该项目耗资近10亿美元，馆址需要削平一座山头，以便为这座白色石头包裹的庞大建筑群创造出一个完美场所。他们从意大利运来了1.6万吨的石灰华大理石，以贴覆11.16万平方米（120万平方英尺）的庞大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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