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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数据的公司会互相竞争，这一事实会增加我们的风险。作为竞争对手，他们不愿分享信息，这些数据采集者不想透露出他们的弱点。数据越大，奖品越诱人；秘密守得越严，风险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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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全都希望规模会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但忽略了规模变大也增大了它们和我们的风险。就像人们希望各国政府将对数据安全负起责任一样，大多数大型公司希望将失败的代价甩给他人。或者正如一位计算机安全分析师所说：“没有人想为自己提供防空——我们有军队，那么，谁在那里保护网络通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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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越大越好，以及规模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隐含的胜利呢？我们知道较大的组织很难做到灵活、适应和创新。我们知道权力本身就是危险的，随着规模和范围的增大，它会变得更加腐败和更具破坏性。从墨西哥湾海岸到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我们获得了无数证据，大型企业造成破坏的能力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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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相信小即是美，但我深信大是危险的。规模大不会让组织战无不胜，实际上，正是规模让它们易受伤害，但也形成了一种“大而不能倒”的印象：出了问题由政府兜着。因此，从根本上讲，大型企业会把风险转嫁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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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指原来得分较低的作业或考试成绩现在却给了高学分。因评分过高，导致得高分者激增，而使学分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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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者在《盲目心理学》中第一次写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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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九章 逐底竞争：我们还能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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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存的根基并不稳固。我们改变了环境，比改变自己的速度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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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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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25日，纽约一家工厂发生火灾，146名制衣工人或死于跳楼，或窒息而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年龄最大的普罗维登扎·潘诺（Providenza Panno）43岁，最年轻的是两个14岁的女孩凯特·利昂（Kate Leone）和罗萨里亚·马尔济斯（Rosaria Maltese）。没有人知道发生火灾的原因是机器过热还是有人违规吸烟，但散落在地板上的数百公斤下脚料加速了火势的蔓延。为防止女工休息，并方便监工在她们回家之前检查钱包，门是锁上的。没有火灾逃生通道，许多工人只能选择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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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后，2013年4月24日，1127名孟加拉国制衣工人死于工厂楼房坍塌，大多数是妇女。就在出事的前一天，该建筑物出现了裂缝。工程师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r Razzak）曾建议将其关闭，但该公司的生产日期非常严格，如果货物没有及时完成，它就得不到报酬。事故发生后，摄影师沙希德·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对夫妇，他们的躯干埋在混凝土中，但仍然相互拥抱着。鲜血从男人的眼睛中流出，沙希德说它就像是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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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的火灾和21世纪拉纳大厦的坍塌都源于一个无情的竞争逻辑：你的造价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孟加拉国拥有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工成本，服装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大约为每月37美元。消费者从H&M或沃尔玛花4.99美元就能买一套比基尼，其成本肯定更低。所以，工资会直线下降，安全方面的考虑就会被抛诸脑后。这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逐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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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利丰（Li & Fung）这样的公司加速了这种竞争。利丰公司的经纪人不断地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业务，去年利丰公司赚了200亿美元。理论上，这种经纪人理应监督工作条件，但在现实中，这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2012年，利丰公司的供应商发生了几次灾难，包括一次害死100多名工人的工厂火灾。首席执行官乐裕民（Bruce Rockowitz）当时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筛除不好的工厂，但我们并不总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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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底竞争的问题是，成本不会也不能简单地消失，必须有人承担。因此，它们大多从有权有钱的人转嫁给了一无所有的人。转嫁给比基尼购买者的成本可能只是4.99美元，但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付出的却是在狭小和危险条件下每周7个工作日、每天14~16个小时的劳动。锁住防火通道使得情况更加危险。可能因为没有出过事，所以工厂常常削减安全设备，但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太晚了。只要有可能，廉价产品的风险就会从公司传递给本地的承包商，承包商再把风险传递给个别的工人。服装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它的制造者及社会吸收了制造成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即将成本转嫁到了企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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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成本的竞争在大萧条之前就存在，但自2007年经济衰退后变得更受欢迎。为了花更少的钱，消费者寻找廉价货，公司则急切地进行低价竞争。而最容易削减的成本始终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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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天，美国各地的低工资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表示抗议。麦当劳、赛百味、塔可钟、梅西百货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员工走上街头，抗议每周150~350美元的工资，这些工资少到无法养活他们自己。他们举着写有“为15而奋斗”的标语，希望将最低工资标准翻一番，达到每小时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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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存在了很多年，因为人们认为廉价和临时的工作岗位会为更好的就业机会铺平道路。全国餐馆协会声称快餐业是“实现美国梦的最好途径之一”。曾经这可能是对的，当时大部分快餐业工人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但当工人年龄增大、教育程度更高和需要养活一个家庭时，它就不再正确了。这些工作是在“通往美国梦的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数据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48631美元，而纽约市普通快餐业工人的年收入为11000美元。在为塔可钟工作7年以后，约瑟夫·巴雷拉（Joseph Barrera）没有得到任何的升职，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他负担不起每天一顿饭、上班的地铁票或任何新的衣服，更没有能力结婚或组建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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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低工资的人认为公司必须保持竞争力，为了让食物或衣服更便宜，它们必须降低工资。梅西百货的一位副总裁说：“我们力争支付有竞争力的薪资和福利。”麦当劳则坚持“雇员应当得到富有竞争力的薪资，并且要有灵活的时间安排”。零售商使用调度软件预测一天之中何时需要配备多少员工。雇员可能会被安排每周12或15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也不安排。在这些工作时间里，他们挣的钱不足以维持生活，但像阿博菲奇（Abercrombie & Fitch）、坚宝果汁（Jamba Juice）这样的公司声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劳动统计局指出这种做法从整体上消除了100多万的就业机会。临时工人别无选择，只能设法为人所用，而他们的雇主可以在少安排、多安排或一点也不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这加大了求职的风险，对于寻求一份长期工作的人来说，假如有人打电话让他们干几个小时的有偿工作，他们连面试都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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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都是临时性工作岗位的增加，结果是美国现在有更多的临时雇员，数量达到空前的270万人。没有长期工作的地方通常称作“临时城镇”，在这些地方，大型零售店中一般配备的是临时工。熟悉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的人都知道，大家挤破脑袋争取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临时工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储蓄、养老金，而且在美国也不太可能有任何的医疗保险。此外，他们受伤的可能性是长期雇员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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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是整个体系中最弱势的群体，这些公司不断降低工资，将它们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员工个人身上。如果员工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收入，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共同负担。同时，这些公司也积极地寻求税负最小化策略，如此一来，因为可以侥幸避税，它们的成本进一步减少。据他们说，只有压低工资，公司才能维持经营，但这只能证明他们丧失了创造力。如果这些雇主正在寻找具有创造力、奉献或创新的一线员工，那么他们只能失望了。在争相压低工资的竞赛中，员工疲惫不堪，他们的信任和承诺备受雇主的摧残，而他们本来可以让公司变得更明智和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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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沉默与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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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工资的影响远超公司和行业所施加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报业更明显的了。直到大约5年前，报纸还是有利可图的业务。但随着互联网开始吸引走读者，压力升级，报业开始削减工作岗位。记者变少导致内容更加贫乏，进而使得报纸无法关注当前的重大问题，也就越来越不值得信赖。曾经受人尊重的《芝加哥论坛报》和《休斯敦纪事报》将它们的一部分新闻工作外包给了菲律宾。对本地事件和名人的报道多是为了钱而写，内容虚假，署上像是美国人的名字就印刷发行了。当丑闻败露后，很多被曝光的客户匆忙撤销他们的合同。但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的办报者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随后创办了Journtent新闻社，向墨西哥和菲律宾的自由职业者支付很少的钱，让他们根据网络社区的内容写新闻。麦克弗森说：“我就是这样解决时间问题的：我几乎外包了一切。我的主要工作是寻找物美价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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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公信力受损，最明显的莫过于近几年英国报纸的丑闻了。迫于财务的压力削减成本之后，报社的经营者把编辑部变成了竞争性市场，希望驱使担惊受怕的记者披露丑闻和流言蜚语。当寻找报道的合法手段不奏效时，电话窃听就像流行病一样席卷整个行业，把记者、警察、国会议员和律师事务所牵涉进来。2011年7月，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匆忙关闭其畅销的星期日报纸《世界新闻报》，并被迫就公司的所作所为和非法交易之事到议会作证，之后，英国政府展开媒体调查。英国记者协会秘书长米歇尔·斯丹尼斯特里特（Michelle Stanistreet）为莱韦森调查（Leveson Inquiry）搜集证据，但令人畏惧的气氛依然很强烈，以至于大部分证词不得不采用匿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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