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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无休无止地谈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总统辩论中，奥巴马就与中国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展开辩论，好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孩子伤害了美国学生。此番有关竞争的言论助长了偏见和歧视，引起恐惧和不信任，却没有说明白教育为什么或如何加以改进。提升学校质量、改善卫生保健或道路安全的理由不是为了和中国竞争，而是为了美国自己，因为这些才是要做的正确事情，因为它们会使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美国创造机会有意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法案》说得很明白（即使很笨拙），但其替代性的标题《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似乎有以假乱真之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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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罗姆尼表达的那样，经济战争早已开始，“获胜”会怎样呢？如果印度的贫困加剧，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青年缺乏良好的教育，美国人会觉得安全吗？这些全球竞争的倡导者会取得什么样的胜利呢？竞争力的戏剧性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因为它似乎把事实上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简单化了。将他人妖魔化要比改变我们自己容易得多。赤裸裸的政治言论阻碍了解决问题的努力，或让严谨的洞察力失去信心。成王败寇是一种古老的比喻，以至于我们认为它们必定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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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并不是一个衡量国民福利的好指标，但它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所有的全球指数都是复杂的啄序，既代表地位，又赋予地位。政府首脑和企业首席执行官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年会，“世界经济论坛”因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组织，自1979年以来，《全球竞争力报告》一直由该组织编写和发表。该报告是由大量硬数据（如政府债务和赤字等数字）的混合物，以及来自“高层管理者”的很宽泛的意见组成的。世界经济论坛里没人会告诉我这些领导人是谁，或他们来自哪家公司，只知道他们都在私营企业工作。但不管他们是谁，正是他们的意见推动了有关“竞争力12支柱”的数据。它们包括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的发展、教育、卫生保健和劳动效率。但如果稍加深入探讨这些支柱，看上去很硬的数据就会变得又湿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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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解决劳动力市场效率时，高层管理者会关注雇用和解雇员工有多容易或多难、冗余成本是什么，以及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程度。雇用和解雇“由雇主灵活决定”的国家、没有冗余成本的国家和将薪酬与生产率挂钩的国家名列前茅。换句话说，凡雇主可以任意聘用和解雇员工，并且根据绩效奖励他们，这样的劳动力市场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然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与业绩挂钩的薪酬能够奏效，或它产生了较高的生产力、创造力、承诺或创新，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其效果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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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知道，能够任意雇用和解雇员工与公司的业绩呈负相关。不断换人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必须发现、雇用和培训新的员工，并且它也损害了企业声誉，公司也随之失去了大量的知识、员工的奉献和效率。虽然企业接纳新员工可以起到鼓舞和激励人心的作用，但员工流失率就会太高，这不只是因为培训很昂贵（正如亨利·福特发现的那样），而且因为裁员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声誉，虽然临时工合同（zero-hours contracts）[4]给人一种有效率的幻觉，但这些合同工人甚至买不起午餐，实际上限制了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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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在竞争力指数上夺魁，国家及较大的公司需要遵从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是备受争议的。在调查了指数的许多方面之后，澳大利亚学者哈拉尔德·伯格斯蒂纳（Harald Bergsteiner）认为：《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伪装成数据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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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几年前读过这份报告，并且认为它讲不通。”伯格斯蒂纳告诉我，“经营一家有效率的企业不只有一种方式，但该研究只看到了一种模式，并认为它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坐下来，查看他们的衡量标准，发现存在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这是劣质科学，必定有人会说它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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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斯蒂纳对这个偏颇的反馈回路进行了评判，它过分强调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看重的政策。他说这导致了全球性的马太效应：占主导地位的“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获得较高的排名，而那些敢于偏离这种想法的国家注定要进一步地降低啄序。因此，这套指数的确衡量了一个国家有多么守规则，但无法衡量其经济有多成功。因为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经济规模大的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博得了尊重，而《全球竞争力报告》则是一份权威性的成绩单，表明政治家及其经济做得有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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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的很多内容引起了争议。并非所有的公民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外资公司有利无弊，其他国家的人控制经济必定会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对民主和社会构成重大挑战。但对外资开放会让国家在排行榜上提升名次。尽管统计分析十分复杂，但它也清晰地表达了经济学单方面的政治观点，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虚幻景象。而且，这些成绩构成了政客们花言巧语和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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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经济区别于社会”这种措辞开始出现在报告中。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功公式逐渐令人失望，这直接导致了2013年的第一次可持续性排名。即使这些对整体排名影响很小，然而，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在处理社会或环境可持续性上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读来令人泄气。这些增补的排行榜大多表明这种僵化的思维导图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社会共同体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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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集团是一家私营咨询公司，它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评估（SEDA）的概念：应提高所有人福利的增长，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受益。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其报告中坚称：“重要的是，国家收入的不断增加要转化为更大福祉……在将财富转换为公民福祉方面，拥有较高GDP的国家未必做得最好。大量的东欧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将财富转换成福祉方面得分特别高。”可持续发展经济评估（SEDA）表明：采取对穷人福祉有利的办法并不会影响GDP相应的增长，这是其他衡量指标所无法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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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巴西的纪录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在过去的5年里，其GDP获得了平均5.1%的增长，但巴西的生活水平比预期经济增长更快，每年会超过13%。在最近社会福祉得到改善的其他国家中，新西兰和波兰在福祉上的增速超过了其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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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波士顿咨询集团没有做，那就是用其数据生成一个排行榜，部分原因是他们创立研究结果的方式并不适合如此简单的夸耀行为。更刻薄的评论家则猜测该公司只是不希望惹恼有可能成为政府客户的那些人，毕竟这些报告总是需要有人埋单的。但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的主要教训是：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是平等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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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知道GDP不全面，《全球竞争力报告》是片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继续听从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嘴里冒出来的GDP呢？部分原因是它是一个胆小鬼游戏：没人想做第一个抛弃它的人。只要现行制度还能玩得转，占优势的国家还能保持领先地位，谁会想冒险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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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竞争的华丽辞藻和对胜利的诱人幻想妨碍了我们思考，让我们不去考虑有意义的进步是什么样的，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进步。竞争根本无法构建有效的政策。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福祉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稳定和福祉，但竞争性的措辞忽略了这种依赖关系，暗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获胜者不会受到输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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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竞争思维专注于GDP，从而遮蔽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那些迫切需要关注的其他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可持续能源和食物来源，但GDP无法让人们关心这些问题。如同最近发生的那样，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开始大幅下跌，同时降低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它不应被视为负面影响。可持续技术的长期利益和采掘行业的短期利益之间复杂的权衡需要一种更复杂的思维方式，非输即赢这种思维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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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技术不断地瓦解和淘汰整个行业，我们需要思考：面对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我们还能无视吗？正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中的雄辩一样，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整个行业更容易和更廉价地实现自动化，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同时，因为人口将持续增长，每隔12年增长10亿人，GDP将会上升。日益增长的人口面对的却是越来越少的就业前景，但只要我们用一种竞争的心态，两眼只盯着GDP，这些挑战就不会显现出来，而且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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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认识到即使“取胜”的国家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存，才会看清楚“真正的挑战不是竞争”。有些国家常常是胜利者，比如英国，直到1880年左右，它才被美国超越。有些国家无法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是最大还是最富有，是最有进取心还是最有威胁，它们确实会寻求身份认同的替代方式。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且如果他们想要有所成就的话，还要学会和别人融洽相处。事实证明，合作与协作的挑战可能要求更高，也更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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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基林（David Skilling）认为，小国往往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不得不解决。由于缺乏美国或中国那种绝对的经济主导地位，它们无法从自己真正的经济规模中产生舒适感或安全感。他认为，芬兰、瑞士、新加坡和北欧国家表现得更明显、更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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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林告诉我：“小国是没有多少犯错余地的。一次小小的失策，天就会塌了。如果你是像美国一样的大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规模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小国享受不了这种奢侈，即便你愿意也做不到。这就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加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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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林是新西兰人，瘦高个，很有自信。他的国家有双重劣势：既小又偏僻。近年来他在新加坡待了很长时间，建议这个小国家的决策者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其小块陆地和人口。他发现世界各地的小国家有相似性，这些国家因规模较小反而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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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自己不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个人。”斯基林说，“因此，他们必须是盟友、合作伙伴和合作者。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不存幻想，所以他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培养关系，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或世界贸易组织（WTO）。它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这些机构对自己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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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美国这种大国，最大的创造性很可能出现在州的层面上。毕竟，只有在此层面，才会快速通过最棘手的枪支管理法，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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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你不可能从整体上看到这一点，但在个别的州和某些城市，你会看到它的存在。”斯基林说，“正是在这一层面，而不是在联邦层面，你才会看到真正的首创精神和互相协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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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林把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之间的形势看成是类似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说的那种“创新者窘境”。在他的经典商业书籍《创新者的窘境》中，克里斯坦森认为，像柯达这样的大公司没有对数码摄影这样的颠覆性技术做出响应，因为当它第一次出现在市场时，这些技术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挑战，似乎不值得做出战略响应。等到挑战赫然耸现时，再想改变为时已晚，而且代价巨大。像迈思得家居清洁用品（Method Home Care）这样的小公司可能会挑战宝洁这样的龙头老大，因为敏捷和创造性是它立足的法宝。以此类推，小国必须聪明，深谋远虑，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无法承受动荡。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挪威就是这种有远见的国家，尽管坐拥巨大的石油储备，但其99%的电力却是来自水力发电，很明显，不是因为它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小国要学会展望未来，知道单纯的规模或市场影响力不会为它们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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