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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巴西的纪录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在过去的5年里，其GDP获得了平均5.1%的增长，但巴西的生活水平比预期经济增长更快，每年会超过13%。在最近社会福祉得到改善的其他国家中，新西兰和波兰在福祉上的增速超过了其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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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波士顿咨询集团没有做，那就是用其数据生成一个排行榜，部分原因是他们创立研究结果的方式并不适合如此简单的夸耀行为。更刻薄的评论家则猜测该公司只是不希望惹恼有可能成为政府客户的那些人，毕竟这些报告总是需要有人埋单的。但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的主要教训是：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是平等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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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知道GDP不全面，《全球竞争力报告》是片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继续听从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嘴里冒出来的GDP呢？部分原因是它是一个胆小鬼游戏：没人想做第一个抛弃它的人。只要现行制度还能玩得转，占优势的国家还能保持领先地位，谁会想冒险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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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竞争的华丽辞藻和对胜利的诱人幻想妨碍了我们思考，让我们不去考虑有意义的进步是什么样的，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进步。竞争根本无法构建有效的政策。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福祉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稳定和福祉，但竞争性的措辞忽略了这种依赖关系，暗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获胜者不会受到输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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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竞争思维专注于GDP，从而遮蔽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那些迫切需要关注的其他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可持续能源和食物来源，但GDP无法让人们关心这些问题。如同最近发生的那样，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开始大幅下跌，同时降低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它不应被视为负面影响。可持续技术的长期利益和采掘行业的短期利益之间复杂的权衡需要一种更复杂的思维方式，非输即赢这种思维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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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技术不断地瓦解和淘汰整个行业，我们需要思考：面对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我们还能无视吗？正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中的雄辩一样，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整个行业更容易和更廉价地实现自动化，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同时，因为人口将持续增长，每隔12年增长10亿人，GDP将会上升。日益增长的人口面对的却是越来越少的就业前景，但只要我们用一种竞争的心态，两眼只盯着GDP，这些挑战就不会显现出来，而且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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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认识到即使“取胜”的国家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存，才会看清楚“真正的挑战不是竞争”。有些国家常常是胜利者，比如英国，直到1880年左右，它才被美国超越。有些国家无法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是最大还是最富有，是最有进取心还是最有威胁，它们确实会寻求身份认同的替代方式。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且如果他们想要有所成就的话，还要学会和别人融洽相处。事实证明，合作与协作的挑战可能要求更高，也更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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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基林（David Skilling）认为，小国往往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不得不解决。由于缺乏美国或中国那种绝对的经济主导地位，它们无法从自己真正的经济规模中产生舒适感或安全感。他认为，芬兰、瑞士、新加坡和北欧国家表现得更明显、更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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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林告诉我：“小国是没有多少犯错余地的。一次小小的失策，天就会塌了。如果你是像美国一样的大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规模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小国享受不了这种奢侈，即便你愿意也做不到。这就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加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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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林是新西兰人，瘦高个，很有自信。他的国家有双重劣势：既小又偏僻。近年来他在新加坡待了很长时间，建议这个小国家的决策者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其小块陆地和人口。他发现世界各地的小国家有相似性，这些国家因规模较小反而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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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自己不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个人。”斯基林说，“因此，他们必须是盟友、合作伙伴和合作者。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不存幻想，所以他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培养关系，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或世界贸易组织（WTO）。它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这些机构对自己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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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美国这种大国，最大的创造性很可能出现在州的层面上。毕竟，只有在此层面，才会快速通过最棘手的枪支管理法，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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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你不可能从整体上看到这一点，但在个别的州和某些城市，你会看到它的存在。”斯基林说，“正是在这一层面，而不是在联邦层面，你才会看到真正的首创精神和互相协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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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林把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之间的形势看成是类似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说的那种“创新者窘境”。在他的经典商业书籍《创新者的窘境》中，克里斯坦森认为，像柯达这样的大公司没有对数码摄影这样的颠覆性技术做出响应，因为当它第一次出现在市场时，这些技术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挑战，似乎不值得做出战略响应。等到挑战赫然耸现时，再想改变为时已晚，而且代价巨大。像迈思得家居清洁用品（Method Home Care）这样的小公司可能会挑战宝洁这样的龙头老大，因为敏捷和创造性是它立足的法宝。以此类推，小国必须聪明，深谋远虑，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无法承受动荡。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挪威就是这种有远见的国家，尽管坐拥巨大的石油储备，但其99%的电力却是来自水力发电，很明显，不是因为它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小国要学会展望未来，知道单纯的规模或市场影响力不会为它们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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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对最佳实践和快速学习有着深刻的理解。它们一直在观察和寻找新的想法，一有可能就会加以吸收。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却不断地寻求教育、医疗保健和技术的创新。当然，因其规模小，也容易引进。但是，要想因小而受益的话，你必须更多地参与到外部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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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林说：当你看到很多人持有护照或操着他国语言时，你就能明白这一点。在世界一体化这方面，没有比出口表现得更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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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口的GDP占比在15%左右，但小国的平均水平则达到了55%。”斯基林说，“英国做得相当不错，但仍在20%以内，远远低于挪威和丹麦。所以这些国家高度依赖它们与周边所有经济体的关系。世界不可能因为它们而一分为二。所以，必须从两方面下手：它们更能感受到周边国家的压力，知道自己必须培养内在的能力，以便成为优秀的合作者，这也让它们变得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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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一直追求领先，而且在最近的100年里，这也是它被世界公认的地位。没有哪个政客想站出来指出：经济排行榜的下跌可能是历史或地理的必然，实质上，完全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最近美国地缘政治学界将这解释为“生存危机”，即美国要缓慢而痛苦地把自己调整为一个新角色，并且培养和学习应对世界新方向所需的技能和语言。美国人不习惯行动上相互依赖、适应其他人的需求，而习惯了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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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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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计划必须国际化，”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告诉我，“每个人都想做贡献，这就是一个充分理由。大家都知道，一个大型公共项目是克服知识产权问题的最好办法，这是一个好理由；有些人不想美国大获全胜、大小通吃，这是一个不太充分的理由。但无论你有什么理由，这都是不容易做到的，没有人看到它有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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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斯顿态度谦让，具有绅士风度，不爱得罪人。他为一种蠕虫（秀丽线虫）的基因组测序，因而受到尊重，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但最让他出名的是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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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琳达·帕特里奇（Linda Partridge）所说：“他是那种典型的无私、有道德的科学家，他在项目上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利他的。因此，他的工作极其困难，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有点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让所有人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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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斯顿态度和蔼，毛发浓重，平易近人，兴趣广泛，朋友众多，他给人的印象相当快乐，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没有宏大的人生计划，没有有意识的野心，只是对能够发现的东西有无尽的好奇。在他的自传中，萨尔斯顿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当机构管理者或政治家，只是因为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需要一个家、一位领袖和筹资人，这项工作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结果证明，萨尔斯顿在这些方面都有天赋。他能激励别人创作出优秀作品，也相当有耐心、周到，并且不爱发火（虽然并不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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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计划始于1990年，它是一个合作项目，合作一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美国科学家，另一方是由萨尔斯顿领导的国际财团，这个财团由医学研究委员会和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Foundation）提供资助。首要目标是绘制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染色体图谱，但大多数科学家比较喜欢以宽松的合作方式来做这件事，利用世界各地的团队提供数据，而不是由一个人单独策划的“大科学”计划。虽然个性经常是火星碰地球，方法论的冲突也非常普遍，但国际团队的成员团结在一起，坚信所有的数据一旦产生就要尽快发布和共享。有时这会让该计划显得混乱或缓慢，但它也提供了衡量标准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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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萨尔斯顿收到他的合作者鲍勃·沃特斯顿（Bob Waterston）的电子邮件，邮件的主题词为“不适当的建议”，沃特斯顿提议共同推动于2001年完成整个基因组计划。该计划野心勃勃，尤其是因为它要为所有的基因测序，包括所谓的“垃圾DNA”。萨尔斯顿认为它很重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但这需要大约30亿美元。没有哪个组织甚至哪个国家能负担得起这笔资金，该计划只能借助于国际资金才能生存。当萨尔斯顿成功筹集到大量英国资金时，美国不得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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