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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危机来了：同行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有一家利用商业性资金组建的企业，最终命名为赛莱拉（Celera），他宣布这家企业可以更好、更快地测序人类基因组，并且无须公共部门掏腰包。文特尔的方法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出的方法不完全相同，但他辩称自己的方法足够好。媒体喜欢的那种竞争舞台悄然搭建起来。人类基因组计划被描绘成老派、庸俗、学术和不切实际的项目，而赛莱拉被定位为青春、傲慢、无情和实际的暴发户。这一切都发生在互联网泡沫白热化之时，大大助长了它的戏剧性。在这种情况下，萨尔斯顿扮演了一位守旧的歌利亚，而文特尔则成了好斗的大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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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特尔吸引的都是有想法的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拿到数千个基因专利，并创建一家企业，向研究人员和药品开发者出租数据。赛莱拉有点类似于微软：操作系统堪比基因研究，没有了它，一切研究都无从谈起。萨尔斯顿认为，基因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项发明，根本不能申请专利，为了获得遗传信息而缴费会减慢后续研究的速度，并加大所有研究的成本。此外，如果不同的公司“拥有”不同的基因，研究变成了诸侯割据，就难以将知识、深刻见解和研究结合在一起。法律对此的规定不太清晰，因为该领域实在是太新了。利害攸关的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库应由私人拥有还是公众共享的问题（这相当重要），而是大型的、分散各地的国际合作是否能够证明比占主导地位（甚至专横）的个人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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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人类基因组，一个基本的人类参照基因组，”萨尔斯顿反思道，“为什么要竞争？简直疯了！它不只是完成这项工作那样简单，应该汇集资源。组织这个团队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问题在于它不仅涉及科学、心理，还涉及所有权，我们想让所有人同舟共济、共享数据。它成了一场比赛，岂不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这就是数据发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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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据的激情急速高涨。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是与DNA和新兴基因组学领域关系最密切的人，他曾经将这种斗争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文特尔接管基因组测序的企图类似于希特勒占领波兰，而科学界非常想要一位丘吉尔（Churchill），而不是张伯伦（Chamber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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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说：“依我看，克雷格想要拥有人类基因组，这跟希特勒想要拥有世界的方式一模一样。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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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计划和美国计划的较量中，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赛莱拉同意分享其数据，但时间只能延期到1个月之后；同时，公共计划继续每天向所有人发表其数据，包括赛莱拉。通过将公开数据与自己的数据相结合，赛莱拉拥有了全部数据，但该公司拒绝互换。任何想要获得其完整数据组的人不得不支付费用，并禁止再次转手使用。无论哪种方式，最终所有的信息会进入公共领域，但如果有人想获取赛莱拉的数据，就必须缴费。此外，延迟1个月发布给公司留出了至关重要的时间来保护其知识产权。赛莱拉的口号是：“速度非常重要。发现时不我待。”它迅速地完善了自己的能力，做到早晨读取基因序列，下午就在律师办公室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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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相比财团的办法，文特尔的方法更快，但不太精细，他实际上正在将许多细节外部化，这就是他取胜的原因。萨尔斯顿最大的希望是加强和保护信息的公共所有权，他意识到，只有尽可能让更多的团队参与其中，而且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效仿文特尔那样抢地盘，他的希望才有可能实现。国际财团的优势是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更广泛的所有权，而且横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实验室不想被排除在外。当然，这也让人类基因组计划成为难以管理的棘手之事，因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政府、律师和政客成群地涌来，使得这个计划迅速变成了淘金热。如果公共研究得不到良好的管理，重复和浪费将是极其严重的，文特尔声称公共项目是虚肿的、浪费的，并且复制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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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难的是该计划是一种国际合作。它当然要这样。它必须这样。它太大了，大到没有哪个人、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能拥有它。该计划的精神必须是共享，基因组就是我们所有人共享的。它不是你的或我的，它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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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两种倡议的言论让它们成了一种竞赛：哪个计划会首先完成人类基因组图谱？私下里，萨尔斯顿觉得这种比赛是荒谬的，毕竟，人类基因组就在那里，哪里也去不了，而新技术在不断加速和简化任务。但他又用了6年的时间致力于带领公共计划完成任务、将成果发表出来。在这段时间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及其世界各地的许多同行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媒体管理，而没有用于科研。新闻稿就像科学论文一样要认真起草和审查，公开露面也不得不精心安排和预演。文特尔也如法炮制，进行公开宣传，以加剧竞争。赛莱拉的总部到处摆着桌上足球、玩具枪和塑料海盗头盔，记者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扬声器中正大声播放瓦格纳（Wagner）的《女武神的骑行》，这强化了他的英雄形象，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科研机构和人类基因组的重担，两者都需要他拼尽全力奋斗。当《纽约客》以“克雷格·文特尔是个混蛋”这样的字眼开篇时，他的确做到了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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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不可能受到如此令人兴奋的关注。人类基因组计划由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员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任务，十分枯燥。这里没有英雄般的领导者，有的是多种多样的顾问、狂热鼓吹者和安静的伙伴。随着萨尔斯顿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穿梭往返，误解消除了，所有人达成了共识，不过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踏进了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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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接受BBC电台《今日》节目的采访，并指出我们的问题在于赛莱拉不仅要收集自己的数据，而且还要收走我们所有的公开数据，然后称是它们的，并收取别人的使用费。我补充说：‘这是一个骗局，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从这次采访的核心理念中，BBC在线网站单独抽出了‘骗局’这个词，迅速传遍全世界，并被记者所用。有些人同意我的说法，但很多人指责我诽谤、嫉妒、保护自己的地盘。我的话传播了出去，但反应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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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决裂了，大致出现了两派，一方以文特尔为代表，是绝对相信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另一方由萨尔斯顿、沃森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为代表，相信公开的国际合作。对政府参与的偏见突然浮出水面，对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恐惧也迅速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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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特尔是一个优秀的表演者，他在赛莱拉的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公司内部的目标不一致。投资者和企业高管追求更高的股价和昂贵的生物信息产品，而科学家专注于做研究，而且时间紧、压力大，更像娱乐业。夹在科学和商业使命的交叉火力之间，文特尔与公司管理层展开了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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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同样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萨尔斯顿不屈不挠。他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同行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Collins）一起，使得人类基因组计划不断获得资金支持，并受到保护。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保持镇静，继续领着教师的工资开展研究。但这种竞赛的政治角逐带来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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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开始走向错误的目标。”萨尔斯顿告诉我，“当无法按时完成时，我们不得不做出声明，用布莱尔和克林顿的话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就像登上了月球，诸如此类的废话，很是言过其实。但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在美国达成某种和平协议。这是克林顿的选举年，我们想要确保进行某种宣传，以保护知识产权。但它是一个稍微有点虚假的目标，非常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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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围议论纷纷，萨尔斯顿和科林斯一起跟政治做斗争，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改进，研究也在不断加快进展。但是，倘若有人问及谁在管理公共计划，可能难以回答。文特尔公开抨击人类基因组计划，称其是“说谎者的俱乐部”，并声称“这只是一群毫无组织的学者，而我们是有组织的公司”。但合作者自己不这样想。有人评论说：“如果有任何一方对该计划如何进行指手画脚，它可能早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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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赛莱拉没有贩卖数据，文特尔最终被管理层解雇。在这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一年之后，公共计划在《自然》杂志发表其所有的数据，赛莱拉被迫在《科学》杂志公布了其数据。人类基因组图谱得以完整。文特尔赚了数百万美元，继续经营生物技术企业；赛莱拉现在成了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的一部分，它仍然拥有6500个基因的专利。萨尔斯顿没赚到钱，在此职位上干到退休。2002年，他与西德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和罗伯特·霍维茨（Robert Horvitz）一起获得诺贝尔奖，他的许多同事听说他获奖后，低声咕哝道：公平而言，他应该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有力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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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过去了，我问他竞争有没有让科学更好一些。“我认为没有。竞争不会让它更快，或更便宜。你不能做到更好，是因为它就是它。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几千个基因专利。举个例子，麦利亚德公司（Myriad）拥有BRCA1和BRCA2两个基因的专利，它们是乳腺癌小基因，对于测试家庭成员的风险非常重要。如果想要测试这一项，你就要去麦利亚德，费用为3000美元。这提高了医疗保健的成本。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极力拒绝承认与这件事情有关。这正是我们想让该计划国际化，并让数据免费获得的原因所在。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随身携带的某个东西，却被一个国家拥有专利，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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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美国民权同盟（ACLU）把麦利亚德告上了法庭，起诉理由是它主张的专利保护极其严苛。4年以后，历经许多诉讼案件，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这项专利无效。但约有20%的人类基因现在申请了专利，就我们所知，只要这些专利得到维护，研究将变得更加昂贵和繁重，基因医学的发展将会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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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计划表明通过国际合作可以获得成功，但也生动地表明它有多么困难，需要多少人才才能实现。持续进行的法律争议表明竞争会带来什么。本来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资源，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改进和精确的知识库，现在却因为公司拥有专利而需要接连不断地谈判、签订合同和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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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尔斯顿共事的每个人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都以某种方式谈论过他的公正、耐心，以及平衡各界利益的能力：个人的、政治的、民族的和科学的。但他更渴望给我讲他孙子们的成就，而不是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似乎体现了约翰·埃伯利（John Abele）在杰出合作者身上观察到的许多品质：谦逊、耐心和好奇心。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委托他领导一个由英国皇家学会最新委托的计划：人类和地球。而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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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研究一下如何在一个每12年增加10亿多人的星球上生存。我们如何一起工作、共享资源？我的理解是，在我有生之年，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间，人们之间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经济衰退使之更糟，这也是竞争的结果。政府也要为增长而竞争，但这一点很荒谬，因为我们不能全都发展得越来越快。资源是有限的。所以，皇家学会报告的想法是对这种破坏性竞争加以思考，看看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调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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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能以为萨尔斯顿已经厌倦了破坏性竞争。但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工作经验强化了他的感觉：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找到更好的合作方法，以解决各种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威胁。与众不同的是，他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个学科的人聚集在一起，比如中国、印度、埃及、巴西、埃塞俄比亚、喀麦隆、马拉维、英国和美国，比如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神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编写的报告详细而周到，它是许多思想的结晶，但萨尔斯顿经历过15年的全力竞争，才得以把控住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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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消费必定减少。啄序焦虑导致奢侈浪费和炫富，过度肥胖是过度消费的副产品，现在它已经成为严重的致死因素。教育和医疗中的不平等体现了对人的潜力和天赋的浪费。涓滴效应不会发生。该报告所讨论的很多医疗保健问题可以通过低科技解决方案和药物治疗来改善，但这些都是竞争性企业目前所要躲避的挑战。外部性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只会成为日益增大的成本，且难以修复。不管地球的承载力如何，我们知道它是有限的，这对我们和我们的机构提出了挑战，我们要找到建设性的方式，来分享它的财富。竞争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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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提出的关键问题涉及资源的分配：如何分享我们拥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处理我们造成的外部性。这份报告把它们视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例证，对于我们解决问题的机会，该报告相当悲观。“公地”比喻首先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命名，指在公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鉴于公地可以自由地放牧羊群，牧羊人最终会让它们吃掉青草，直至破坏草地。面对全球性的公地悲剧，萨尔斯顿的报告积极地主张政治家、立法者和大众要有超越竞争利益的思考。该报告总结说：“只要国家之间的过度竞争继续下去，人类的未来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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