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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拒绝市场经济学蛮不讲理的简单化，她分析了巴西公共卫生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从街区会议开始，本街区的居民必须参与，如果一半的家庭没有出席，会议就要取消。居民们知道他们的决定会影响系统的成本和最终要支付的费用，因此由他们决定想要什么样的布局。施工开始前，居民必须签署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按照他们的选择进行建设，并承诺支付费用。这个过程并不快，有时要花4~6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必需的协议，但一旦某个街区新的排污系统完成，其他街区就会学习它的经验，加速整个计划的实施。至关重要的是，规划者认识到，他们不能只限于处理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居民比任何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在谈判中交换意见有助于改进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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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型跨国承包商与国家领导高层有关系，但并不关心社区，因此，一旦设计完毕，供水和排污系统不是交由他们建设，而是由中型的本地承建商施工，他们建设的系统表现更好，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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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发现，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有些街坊不太合作，而监督承建商的行为并不总是很容易。但这种办法大大提高了向巴西城市最贫困社区提供低成本服务的可行性，其后，肯尼亚、巴拉圭和印度尼西亚相继效仿。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市民信守承诺，以及市民和地方政府机构之间良好的沟通和合作。知识共享、互惠和自治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开发了大量的社会资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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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奥斯特罗姆研究了尼泊尔的灌溉系统，她发现，相比由捐赠者出资、专业工程公司承建的现代商业永久性灌溉系统，由农民自己建设和管理的灌溉系统维护得更好，供水更多，而且农业生产率更高。在许多这类商业性项目中，农民可能做出有违意愿的选择，比如浪费或敷衍。但如果他们自己有权力设计系统和制裁措施，那么，报酬、激励、动机和理解就全都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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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方式是多元化合作：提出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由当地的人直接投资、应用和设计。如果让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就会共同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要优于外部权威或经理人所强加的解决方案。奥斯特罗姆对社区项目的研究范围广泛，而且差异很大，其中有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警务工作、西班牙的灌溉系统、瑞士和日本的山村、缅因州和印度尼西亚的渔业以及美国的公寓楼，她发现，在共享、有限的资源管理中，个体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而且不会造成悲惨的后果。她指出：公地未必是悲剧，它也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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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称这个机遇是“多中心主义”，她的意思是说：创造性地管理有限资源的难题最好从一开始就用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解决。事实证明，社区非常善于自我组织，但要有适用的原则。讨论必须是面对面的，因为它依赖信任，也会加深信任。小单元比大单元效果更好。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它不能依靠一份协议来解决，而必须由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无数个人的创造性来解决。多管齐下更能持续，也更稳健。奥斯特罗姆指出：“即使其中一项或几项政策失败，这种渐进式决策法也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在各个层面，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某个人开始主宰团队，或者参与者开始构建精英阶层，即便是最出色的合作也会土崩瓦解。社区必须自我监控，它也必须有惩罚措施。毕竟，奥斯特罗姆描述的是现实，而不是理论，冲突必定会发生，但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让这些冲突消失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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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从世界各地的有效合作中总结了很多原则，其主要原则适用于许多组织。强调人际关系和自主管理，绝对需要信任，资源共享，拒绝操控，这些原则实乃所有成功合作的核心。坚持这些原则的合作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明确和促成了社会目标。它们拒绝在企业服务社会或社会服务企业之间做出选择，相反，他们坚持让这两个目标保持一致。反社会的企业是不会成功的，没有工作机会的社会也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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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奥斯特罗姆坚持认为答案没有这么简单。按照她研究过的成功社会计划的做法，她创建了研习班和研究机构，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她的口头禅是“没有万能药”，她坚持认为合作是艰难的，但它比其他方法更能解决问题。她坚持认为“信任”位居所有有效工作的核心，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避免相互竞争。她坚持认为：因为一起工作，团体会取得最理想的结果，既没有成功者，也没有失败者。她发现，当我们承认相互依赖时，我们就会成长，但是，我们都必须做好分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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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有人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鉴于世界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她是否仍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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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说：“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理论，不，如果我们可以缓慢但坚定地改变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就能更好地进行多层次思考，理解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拒绝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现在看待世界的狭隘思维方式，那我就很难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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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12年去世，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她去世的那天发表。在《环保从基层做起》（Green from the Grassroots）这篇文章中，她重申自己对合作计划的信仰，但坚称“国家、州、城市、组织、公司和各地的人们，每个人都必定与它们的建设利害攸关。要想成功，必须改变很多政策”。作为一位终生研究资源分配的学者，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洞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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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紧缺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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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贾雅·拉克什米·潘迪特（1900-1990），即潘迪特夫人，印度政治领袖和外交家，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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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6年，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枪杀了16人，致伤32人；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在芝加哥强奸并杀害了8名护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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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创造机会有意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法案》的英文全称为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其首字母缩写词为America COMPETES Act，恰好意为《美国竞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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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时工合同指雇主雇佣员工，却不保证给其安排工作的情形。签订这种合同的员工只在有工作需求时才有机会干活，需随叫随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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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事出自《圣经》，歌利亚（Goliath）是一位非利士人勇士，被年轻的大卫（David）杀死，大卫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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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资本指交通、卫生、通信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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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十一章 更大的奖励：这个世界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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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基本的幻想都枯竭了，可以说这个时代也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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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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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被任命为受害者赔偿基金的特别专家。该基金和以前所有基金会的规则都不同，它向被害人家属或受伤者提供免税赔偿。整个国家和政府都表示希望能够帮助、抚慰和支持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赔偿，航空公司会被随之而来的诉讼拖垮。法庭里满是遇难者家属和伤残的受害者，他们一次次咀嚼曾经的伤害，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这样的局面都是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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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袭击事件历历在目，在公开法庭上讨论生命的价格让人感到憎恶。调解的方案实施后，工作量达到了几十年的顶点。多年来，范伯格支持将“调解”作为一种有效、快速和人性化的方法来替代法庭你争我夺的扯皮。他裁决的案件涉及越战退伍军人、枯叶剂、石棉、欺诈和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他的实践证明调解速度更快，也更人性化。他将“调解”定位为在真正意义上替代“法律竞争”的做法，而他受命管理受害者赔偿基金则是对他这一成就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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