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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说：“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理论，不，如果我们可以缓慢但坚定地改变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就能更好地进行多层次思考，理解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拒绝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现在看待世界的狭隘思维方式，那我就很难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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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12年去世，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她去世的那天发表。在《环保从基层做起》（Green from the Grassroots）这篇文章中，她重申自己对合作计划的信仰，但坚称“国家、州、城市、组织、公司和各地的人们，每个人都必定与它们的建设利害攸关。要想成功，必须改变很多政策”。作为一位终生研究资源分配的学者，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洞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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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紧缺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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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贾雅·拉克什米·潘迪特（1900-1990），即潘迪特夫人，印度政治领袖和外交家，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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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6年，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枪杀了16人，致伤32人；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在芝加哥强奸并杀害了8名护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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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创造机会有意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法案》的英文全称为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其首字母缩写词为America COMPETES Act，恰好意为《美国竞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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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时工合同指雇主雇佣员工，却不保证给其安排工作的情形。签订这种合同的员工只在有工作需求时才有机会干活，需随叫随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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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事出自《圣经》，歌利亚（Goliath）是一位非利士人勇士，被年轻的大卫（David）杀死，大卫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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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资本指交通、卫生、通信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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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竞争心理学：如何在巨头拼杀中生存 第十一章 更大的奖励：这个世界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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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基本的幻想都枯竭了，可以说这个时代也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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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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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被任命为受害者赔偿基金的特别专家。该基金和以前所有基金会的规则都不同，它向被害人家属或受伤者提供免税赔偿。整个国家和政府都表示希望能够帮助、抚慰和支持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赔偿，航空公司会被随之而来的诉讼拖垮。法庭里满是遇难者家属和伤残的受害者，他们一次次咀嚼曾经的伤害，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这样的局面都是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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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袭击事件历历在目，在公开法庭上讨论生命的价格让人感到憎恶。调解的方案实施后，工作量达到了几十年的顶点。多年来，范伯格支持将“调解”作为一种有效、快速和人性化的方法来替代法庭你争我夺的扯皮。他裁决的案件涉及越战退伍军人、枯叶剂、石棉、欺诈和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他的实践证明调解速度更快，也更人性化。他将“调解”定位为在真正意义上替代“法律竞争”的做法，而他受命管理受害者赔偿基金则是对他这一成就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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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要从建立信任关系开始。他们必须有耐心，并把自我抛到一边。调解不可能不出现冲突，因此，调解人必须提出其他人能够认可和接受的想法。调解员要谨慎，不要把冲突弄成了有输有赢的比赛，因为，那样一来，交流也就没有任何质量可言。沟通交流就成了定位，而对话变成了得分。没有人会听得进去，但只有当人们能倾听时，他们才能学习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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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竞争就会抛弃调解，在“政治竞技场”最常见到它的后果。弃权、停工和阻挠议事，这些政治僵局成了令人尴尬的公共仪式，它们已经糟透了，并且阻碍了我们在关键问题上的创造性思维，这是更大的代价。我们的政治学止步不前，是因为问题复杂，而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很原始和生硬。在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隐现的对峙中，竞争的心态决定了比赛的态势，但这样做不利于引导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其实可以赢得比获胜更大的奖励，而这个更大的奖励就是共同取得成就和实现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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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竞争令人非常失望，部分原因是它看上去很好：过程简单，结果清晰，这迷惑了我们，让我们认为生活真的如此美妙。在某些情况下它是有效的，这也诱使我们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在1912年的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指出：“事实表明，竞争是有用的，但它在达到某个点之后就不再有用。”把重点放在短期问题上，并让单调重复性的工作活跃起来，这是一个好办法。竞争给平庸和沉闷增添了少量的佐料。风险低时，它可能是激励人们行动以及激发参与和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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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风险很高，竞争成为主要的驱动力时，它就会适得其反，反而破坏它希望建立的东西。竞争思维会受到标杆、记分卡和对比的约束，无法涉足和探索新的领域，只会受到老观念和旧模式的束缚。当社会迷恋于竞争心态和获胜的短暂快乐时，作弊、腐败、颠覆、沉默、醒悟和社会结构的松散就不是反常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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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竞争不是激励的唯一来源。倘若给予支持和鼓励，孩子们会尊重和欣赏兄弟姐妹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中学到东西。教师可以启迪和培养对学习的热爱，这种爱不会因为毕业而消亡，而是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地适应和增长。朋友和配偶寻求对彼此的理解，从而丰富、连接和重建社会联系。为了乐趣而玩的游戏和运动可以教会人们公平、诚信、毅力、自律和共享。这些都是更大的奖励。罗斯福还说过：“合作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争取的，它始于竞争停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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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机构和组织之所以蓬勃发展，不只是因为它们挑选和培养了超级明星，也因为它们珍惜、培养和支持才华、个性、技能。合作是一种思维习惯，并建立在开放、慷慨、严格和耐心的基础上。它要求准确和无忧无虑的交流沟通，不用顾及身份地位、敬畏或恐吓。它很难做到，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得到支持、鼓励和信心，错误、不成功的样机、走入死胡同和迷雾重重仍是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这些就是更大的奖励，它们会随着分享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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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想法就是这样诞生的。因此，优秀的合作者能处理好冲突。厌恶冲突的人处理不好冲突，那些爱打架的人也做不好。但调解员、倾听者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探索，在知识上的冒险和实验正是产生新想法的方式，也知道组织如何考虑冲突。有创造性的经理人会实现突破，因为他们支持和释放自己身边人的天赋和能量。像钢琴家傅聪一样，他们认识到，最杰出的创意源自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让其他人的才华焕发光彩。这些都是可以继往开来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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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作的习惯，可能是我们的组织、社会和政治面临的最大风险。这就是公司为什么雇用了大批杰出的人，却对他们的绩效感到失望；这也是公民对政界人士感到很失望的原因，当要求他们共同努力时，他们却热心于攻击，从而让政府陷于瘫痪。我们并不缺乏人才，但当诚实和分享的成本高企时，组织便会沉默和陷入僵局。信任能让机构发挥作用、提高效率，而竞争不能。当我们学习如何共事时，我们需要信任，并要创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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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以描绘合作的完美蓝图来结束本书，但单一的主导模式是危险的。安全在于多元化。若要合作思维生根发芽，我们需要具有不同规模、形式、欲望和目标的多个系统。这些系统有不同的层级结构，但它们拥有共同的显著特征。信任比保守秘密更加受人赞许，因为思想的传播可以使它们增殖。成功要经过二代、三代、四代才能做出评判，这要看它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就像普渡大学的鸡，选择超级明星，以及看看谁会笑到最后，这样做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相反，真正的冠军会极力坚持这样的原则：没有人会受到冷落，也没有其他人要为成功付出代价。就像芬兰的教育所坚持的原则：一花独放不是春，只有每个人都取得成功，成功才有意义。奖杯不能只是为少数人而准备，合作者要寻求更大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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