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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表演型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电影明星,生活中行为戏剧化的、喜欢展示身体的人并不少见。他们通常不负责任、不理性,异常活泼外向。不过,很多被他们吸引的人却觉得他们非常有趣,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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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宜人性模式:偏执狂、自恋狂和反社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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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讲的“Top10”中有三种不同寻常的宜人性模式——偏执狂、自恋狂和反社会者,它们都处于宜人性量表的低端,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低宜人性一定有问题。事实上,很多成功人士都具有三种模式中的一种或多种。临床医生之所以关注这三种模式,是因为它们的极端表现形式都是自我欺骗,这类人常常会对他人进行打击报复,给他人造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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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综合考虑这些模式很有帮助,因为它们都涉及宜人性三个方面的低得分。具有其中任何一种模式的人往往都比较自私,而非慷慨大度;他们比较好斗,缺乏合作精神;他们比较冷酷无情,缺乏同情心。这三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它们在宜人性的其他至少一个方面的得分特别低:偏执狂疑心重,不相信别人;自恋狂非常自负,不谦虚;反社会者虚伪,不坦率,具有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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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模式中,偏执狂最容易被发现,因为他们常常坦率地说出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喜欢。他们认为别人一定存心不良,因此他们轻蔑、好斗、抗拒批评、心怀怨恨的行为都是合理的自卫。他们表现出低外倾性的行为,为人冷漠,不热情;他们同时表现出低开放性的行为,固执己见,傲慢专断;他们还表现出高神经质的行为,容易被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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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这种模式的人不受人欢迎,但在需要好争辩、需要对他人动机持怀疑态度的职业中,它可以被巧妙地利用起来。例如,公众利益倡导者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起初,他不屈不挠地揭露汽车行业中的欺诈行为,迫使制造商制造出更安全的汽车。后来,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无能和腐败的企业及政府。多年来,他和他的公益组织“纳德追击手”(Nader’s Raiders)为一些重要的改革扫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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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纳德作为改革者取得的成功并不只源自其偏执,他为民粹运动吸引支持的能力一部分源自自恋者的自信和对崇拜的需要。在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中,轻微的自恋很常见,但有些人自恋过了头,如果其发展成为损害判断力的狂妄自大,那么这种模式将是非常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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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德的例子中,他在2000年参加总统竞选及其造成的后果都体现了其夸大性。纳德认为其他两位候选人——阿尔·戈尔(Al Gore)和乔治·布什就像“难兄难弟”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选谁都没有区别”。纳德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最有价值的候选人。他的很多早期支持者强烈要求他退出竞选,因为他没有赢的机会,而且拉走了戈尔的很多选票,而这些支持者更喜欢戈尔。纳德拒绝了,他想被万人瞩目。当戈尔因为几百票的差距在加州竞选失利,并因此导致大选失败时,纳德完全不认为自己可能犯了个错误。相反,他对自己感到很满意并写了一本名为《摧毁政党》(Crashing the Party)的书,在书中,他为自己的胡闹沾沾自喜,而且依然坚持认为自己是唯一应该被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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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2000年总统大选之前,曾给纳德带来很多成功的偏执与自恋便已经失去了控制。现在我们知道,多疑帮助他战胜了外人,但在同事刚一出现不忠诚的表现时,多疑也会使他转而对抗同事。我们还知道在其早期,纳德的自恋特质能够把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改革活动家吸引过来,但如果他们不能盲目地服从他,自恋就会让纳德认为自己可以出于自私的目的利用他们,从而刻薄地对待他们。丽萨·张伯伦(Lisa Chamberlain)在《拉尔夫·纳德的阴暗面》(The Dark Side of Ralph Nader)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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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个曾经与纳德共事过或为他工作过的人都充满怨恨地与他决裂了,他们曾经非常尊敬他、钦佩他。他对很多人都非常刻薄,他不可能把那些满腹牢骚的前员工全部解雇。根据很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说法以及他自己的记录,这些都体现了他傲慢自大、讳莫如深、偏执和心胸狭隘的特点,他会对朋友和助理采取卑鄙的攻击手段,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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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模式还具有其他阴暗面,最常见的一面是自恋者会甘愿冒不必要的风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刀枪不入,很多人都因为这种错误的判断而导致自我毁灭。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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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非所有自恋的人都觉得自己无懈可击。很多没有才华、无法获得成功的自恋者会花费精力维持自我优越的幻觉。他们吹捧自己,会幻想辉煌的未来,吹嘘微不足道的成就,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然而,一丁点儿批评就会让这些脆弱的自恋者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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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端需求的自恋者经常感到自己高人一等,这使他们区别于类似的低宜人性反社会者,这是DSM中对他们的叫法,其他专家将其称为“精神病”或“社会病态”。像自恋狂一样,反社会者缺乏同情心,很虚伪,经常自私地利用他人。不过与渴求赞美的自恋狂不同的是,大多数反社会者对他人的赞美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冷漠表现为在神经质的某些方面得分非常低,比如自我意识、脆弱性和焦虑。事实上,他们很少能感受到消极情绪,以至于从不会感到内疚或自责,没有良知。其中很多人在尽责性的责任感和审慎方面得分非常低,而在外倾性的有魄力和寻求刺激方面得分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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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反社会者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破坏,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应该始终警惕他们。但其实他们很容易被人忽视,原因之一是我们很难相信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另外,他们通常是能言善道的骗子,我们总是无视他们欺骗我们的证据,哪怕他们被当场戳穿是在骗人。精神病方面的专家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自己也曾经被反社会者欺骗过。他在一次聚会中谈到这样的人,别人对这类人的回应常常是:“你知道的,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但你描述的人正是我的小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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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庞氏骗局20年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当他所设的骗局最终被揭穿时,很多被他欺骗20多年的人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差劲的事?”“他怎么可能一直欺骗他最好的朋友和那些始终相信他的人?”是的,他就是这样做了。一个看似社会栋梁般的人在反复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多年来不断骗取钱财,毫无羞耻感,也没有感到懊悔,仅靠良知已经无法约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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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道夫不仅欺骗容易上当的客户,还毫无惧色地挫败了监管机构的官员,他们可都是训练有素的欺诈侦查专家。即使因金融危机导致大规模退款,使麦道夫的骗局最终败露时,他依然相信自己能够顺利完成这些交易。他自信到在供认之前都不和自己的律师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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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著名的反社会者是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他和麦道夫一样相信自己能一切顺利。在辛普森被控告谋杀了他的妻子妮可尔(Nicole)和朋友罗恩·戈德曼(Ron Goldman),并面对一系列不利证据时,他依然很冷静。在刑事审判期间,他无耻的行为以及泰然自若地面对谋杀时使用的手套,让陪审团相信他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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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后来的民事审判中的定罪也没有让辛普森感到烦抗。在宣布判决后,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抛之脑后,而是决定写一本名叫《假如我做了》(If I Did It)的书,这是一份具有挑衅性的虚拟供认,它进一步体现了反社会者的冷酷无情。辛普森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如果由他来实施谋杀,他会采取的方式及细节。辛普森以奚落那些被害者的家人为乐,同时依然宣称自己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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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维尔·巴尔登(Javier Bardem)因其主演的电影《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荣获了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中对精神病杀手的塑造更加生动地说明了这种虐待狂感受的快感。在电影前期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中,我们看到巴尔登饰演的杀手在加油站戏弄倒霉的服务员,服务员的情绪很快从友好变成了恐惧。巴尔登所饰演的角色表现出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威胁感以及在面对调解时毫不退让使那个服务员感到越来越困惑,恐怕只有准确猜中抛硬币般的运气才能让服务员保住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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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登饰演的角色当然是极端的反社会者、一个喜欢杀人的杀戮机器。而辛普森表现出的则是比较轻微的反社会者形式,而且反社会者具备的很多构成要素都有利于他成为杰出的橄榄球运动员。如果不是因为妮可尔被谋杀后他受到了详细的审查,他之后做出的很多反社会行为可能都会因其伟大的运动成就而不受惩罚。从罗伯特·海尔的视角看,巴尔登饰演的角色是患有完全型精神病的典型例子,而辛普森应该被视为患有“不够犯罪标准的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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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身居高位的反社会者会更有技巧地进行掩饰,这类人并不少见。调查显示,有4%的美国人(主要为男性)符合DSM中所描述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因此,如果你认识的人表现出反社会人格特征,千万不要不予理会,应该对其保持持续关注,留意其表现出的其他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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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尽责性:强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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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社会模式相当常见,但它在“Top10”中并不是最普遍的,最普遍的是强迫型模式。最近的调查发现,引发问题的强迫型模式的人在美国成年人中约占8%,其中包括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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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型模式的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尽责性各个方面的得分都很高。但这有问题吗?有能力、有条理、负责任、自律、审慎和努力争取成就,这些难道不正是父母们所鼓励的吗?它们难道不是成功的重要构成因素吗?那么,与成就相关的、具有适应性的高尽责性,与可能引发问题的、被称为强迫型的高尽责性之间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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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令人苦恼的人格模式一样,强迫行为也是一个程度问题,例如希欧多尔·米隆(Theodore Millon)描述了完美主义的程度,从适应性的(“我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到有障碍的(“我不停地完善某事物,直到其达到完美,即使它已经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再到严重障碍(“因为没有什么是足够好的,所以我永远完不成任何事”)。DSM对其的相关描述还包括其他一些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具备的特征:“全神贯注于细节、规则、清单、顺序、条理或计划,以至于忘记了活动的重点。”“过分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在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上极其不灵活。”“不愿授权或和其他人合作,除非他们接受他/她的做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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