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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存在这种发展程序，但它们各不相同，因为大脑的结构细节受个人基因组中数以千计的基因变异的影响。而且大脑在组装过程中还会发生一点儿凌乱，因为在神经元的活动和重要基因的表达中会发生随机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同卵双胞胎的大脑也不会完全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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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脑结构是逐步塑造的了解，可以解释为什么大脑回路及其所控制的人格很难发生倒退性的改变。神经元一旦占据了大脑的位置，它们便会相当稳固。神经元一旦建立起有用的连接，这些连接就会一直保持。尽管神经元间始终存在残余的改变能力，但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重塑20多年里由发展程序所构建起来的结构，就连人类出色的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不足以应对这个挑战，即改变由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模式。这些模式同样受到在大脑发展关键时期个人所处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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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发展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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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发展所指的关键期就是窗口期，这一时期所接收的重要的环境信息可能会影响特定的大脑回路。这类信息的出现会以持久的方式影响大脑回路。当这种影响结束，窗口便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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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对小鹅行为所做的研究是有关关键期最著名的例子。洛伦兹发现，每只被孵化出的小鹅会特别关注第一次看到的移动生物，通常会把它当作妈妈，并把这个信息立即印刻在自己的大脑中，还会踩着可爱的步伐一直跟着它。但如果在小鹅孵化时移开母鹅，用其他会动的生物代替——比如洛伦兹自己——小鹅就会记住他。被孵化的小鹅跟着这位第一次看到的大胡子科学家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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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公鸟发声发展的研究，其中也涉及社会互动。在这个例子中，大脑发展的关键期不限定在公鸟孵化后的几分钟里，而是持续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每只年幼的公鸟通过不断模仿成年公鸟的复杂叫声来塑造自己天生很简单的叫声。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中没有这种指导，它将永远不能像成年公鸟那样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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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鹅和公鸟关键期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接收重要环境信息的机会，这些信息对每个物种来说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对人类来说，学习说话是值得注意的例子，人的说话能力可以在其持续十多年的关键期中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儿童不仅学会了他们的母语，还学会了伴随其成长过程中的人的口音（尤其是同伴的口音）。当这个关键时期结束时，他们便很难像当地人那样说话了。这就是为什么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样的移民，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学习英语始终带着外国口音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现移居到其他地区的本地人：我在加州生活了40多年，也没有消除自己在纽约市生活过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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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研究者对大脑发展的关键期进行了多年研究，但我们对大脑在这一期间接收信息的数量和停止接收信息的方式依然知之甚少。研究者对主要信息有了明确的了解：在特定时期，某些大脑回路被构建起来，而且其性质趋于稳定。在人格的多方面发展中，类似的过程似乎同样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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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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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婴儿在刚出生时大脑是不成熟的，但其立即会成为世界的积极参与者。一开始，他只能用哭来表达痛苦，用牙牙学语来表达满足。但随着新的大脑回路的形成和其他大脑回路的重塑，在生命最初的几年里，婴儿的行为能力会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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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脑的不断发展，父母会疑惑是否能通过孩子早期的行为模式了解其成熟后的人格。研究者曾尝试通过反复监测孩子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行为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于每个研究团队都使用自己的系统来描述行为模式，因此很难比较这些结果。不过现有的共识是，有些孩子的早期行为模式会一直持续，而有些孩子的早期行为模式则会发生很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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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孩子早期行为模式具有持续性的证据来自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和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的开创性研究，这两位儿童精神病学家是夫妻。他们通过对婴儿的观察，发现了三类行为模式并称之为气质。有40%的婴儿属于“容易型”，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应对新情况，对改变具有很高的适应性，通常遇到挫折不会焦躁不安，情绪也不会变化无常。相比之下，有大约10%的婴儿属于“困难型”，他们急躁易怒，表现出强烈的消极情绪，很难适应改变。另外有15%的婴儿属于“迟缓型”，他们在新环境中一开始会感到不适，但反复接触后便能够适应。其余35%的婴儿则表现出混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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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追踪研究这些婴儿，直到他们成长为年轻人。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对整个被试群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气质只具有轻微的一致性。他们在1986年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所知的非常符合：成熟因素、神经生理学改变和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会造成某些个体持续性以及其他个体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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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带领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同样发现了个体持续性和改变的证据。卡根根据儿童在2岁和7岁时是否愿意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把儿童分成了两个子群体——拘谨型和豪放型。当他们成长到青春期时，卡根再次对他们进行测试，发现大多数拘谨型的孩子依然文静而严肃，只有15%拘谨型的孩子能达到豪放组的平均活跃和健谈程度。而有40%豪放型的孩子在青春期时依然保持了这种风格，仅有5%的孩子会变得抑郁而安静。正如卡根所总结的：“大约有一半青少年保持着预期中的行为举止，而仅有15%的人行为举止发生了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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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组成员到22岁时，研究者依然能观察到这种行为的持续性。在大脑成像研究中，拘谨组孩子在看到陌生人脸的照片时，其杏仁核会变得比较活跃。他们对新面孔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应让人联想到其一两岁时对陌生人的高度警戒。其他研究者也发现，儿童的很多性格特征会保持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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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小学就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孩子，他们这种性格特征会持续到成年期的证据尤其明显。如果在10岁之前，根据他们的攻击性和冲动性足以确定其存在行为障碍，那么他们长大后很有可能继续保持着这种反社会行为模式。相比较而言，直到青春期都没有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孩子更容易被改造，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守法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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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童年时很突出的其他行为类型到了青春期时会发生很大改变，包括一些被认为是遗传的行为。例如，儿童在童年时遗传性的恐高、恐蛇或恐血通常在其进入青春期时会消失。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可能会增强或减弱的遗传效应最终会发挥怎样的作用，部分取决于其与环境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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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环境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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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进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人格是由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有力证据。看过《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人都知道，反社会行为具有家族性，研究结果表明，有10%的家庭犯下了社会中的大多数罪行。因此，人们对孪生子的研究发现，其反社会特质具有40%~50%的遗传性。此外，被反社会家庭领养的孩子出现反社会人格模式的可能性会增加，尽管他们在基因上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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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环境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对一群新西兰达尼丁市孩子进行的研究。研究者招募了1037个从1972年4月到1973年3月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孩子，在他们26岁之前对其进行多次评估，并保存了用于后续分析的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有关整个社区中儿童发展的详细信息，并且没有对可能出现的概念先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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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很多孩子都受到了虐待：有8%的孩子受到了严重的虐待；有28%的孩子很可能受到了虐待；仅有64%的孩子没有受到虐待。不过，我们不该认为这意味着新西兰人特别凶恶。对8667名美国成年人严格控制下进行的访谈表明，有22%的人称童年时受到过性虐待，有21%的人称受到过身体虐待，有14%的人称曾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打，很多人称遭遇过所有情况。大部分人还描述了自己反复遭受的情感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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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达尼丁市有大量的儿童受虐情况后，他们猜想，这是否会与反社会人格模式的发展有关。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男孩上，因为男孩比女孩更有可能出现反社会人格模式。他们发现，男孩的受虐待程度确实与其反社会行为程度相关，但也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有些受到严重虐待的男孩出现了反社会人格模式，而有些却没有。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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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性是成为反社会人格模式的男孩具有相应的遗传倾向。例如，他们可能天生就目中无人或具有攻击性，这会使其招致更多的虐待。儿童天生倾向于父母反应对自己的相互作用，这是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为什么会非常不同的一个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也同样在达尼丁市的研究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在这个例子中，研究者决定进行更具体的研究，寻找影响反社会人格的单个基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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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们检测了一个似乎合理的怀疑对象：MAOA基因（MAOA gene）。这种基因会制造单胺氧化酶A（oxdase-A）——一种能降解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和多巴胺的酶，这三种神经递质都控制着涉及情绪与行为的大脑回路。MAOA基因的两个特点使其看起来与情绪和行为相关：大脑中单胺氧化酶A水平会影响许多反社会行为；MAOA基因启动子（MAOA gene’s promoter）的变异控制着大脑中产生不同数量的单胺氧化酶A。此外，MAOA基因碰巧位于X染色体上，这简化了研究者对男孩的研究，因为他们只有一条X染色体（女孩有两条）。在达尼丁市的研究中，有63%的男孩具有高度的MAOA基因变异，这会造成其大脑中产生大量单胺氧化酶A；有37%的男孩具有低度的MAOA基因变异，这会使其大脑中的单胺氧化酶A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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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或低度的MAOA基因变异是否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研究发现，单独的基因变异与反社会行为没有相关性。没有受过虐待的男孩无论具有怎样的基因变异，几乎都没有反社会行为。但在受虐待的孩子中，基因变异存在着显著的效应，具有低度MAOA基因变异的受虐孩子更有可能有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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