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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答“先天–后天”这个问题，我希望那个人会是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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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带我去了他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大厦的办公室，我刚坐下来，他就先问了我几个问题，态度虽不至于说是不友好，但绝对百般挑剔。我以前想象中的他应该是彬彬有礼的，像是从动画里走出来的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手里拿着装有化学试剂的试管，从一个试管里倒进另一个，直到发出“嘭”的一声。现在呢，苏珊，你该从你的梦境里醒来了。这个人可不是我脑海里温文尔雅的老教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书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并自我描述为一个焦虑、容易受到惊吓的男孩，而事实上我发现他简直就是咄咄逼人嘛。我用一个他所反对的假说作为背景问题，拉开了我们访谈的序幕。“不是，绝对不是！”他暴跳如雷，好像我没坐在他对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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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性格中高度应激的那一面被他激发了出来。我向来是轻声细语的，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提高我的分贝了（在我们谈话的录音中，卡根慷慨激昂，而我的气势明显就弱了很多）。我意识到我开始蜷缩了，这就是高度应激的一种表现。当我发现卡根也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有些不安——他一边说，一边点头示意，他指出，很多高度应激的人都成了作家，或者从事一些知识分子相关的工作：“你的职责就是关上门，拉上窗帘，然后做你的事情就是了。你把自己包裹起来，就不会遇到那些无法预测的事情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卡根说，那些文化背景较低的人，就成了档案管理员或者卡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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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提到了一个我认识的性格慢热的小女孩。她遇到陌生人时并不会上前与他们攀谈，而是静静地观察他们；他们一家每个周末都会去海滩，可是她却用了几年的时间才敢把脚趾伸进大海里。我认为这个女孩就是个典型的高度应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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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错了！”卡根教授表示反对，“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只有一个起因。这一点永远都不要忘记！对于那些慢热的孩子来说，不错，从数据上看，他们中间确实有更多的高度应激者，但同时，这种慢热也有可能是3岁半之前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对作家和记者来说，他们想看到的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一种行为，一个原因。可是，你要意识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对于行为来说，比方说慢热、害羞、冲动等等，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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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了很多由于环境单一或敏感的神经系统可能造成内向性格的例子，比如某个孩子可能喜欢对这个世界有些新的认识，那么她就有可能花很多时间来思考。健康问题也可能导致一个孩子的内向性格，他会去考虑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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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恐惧公开演讲的原因大概也是如此复杂。我的恐惧是因为我是一个高度应激的内向者吗？或许不是吧。很多高度应激者热衷于公开演讲和演出，又有很多外向者会怯场；公开演讲在美国的“可怕事物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比起对死亡的恐惧更甚。造成公开演讲恐惧症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幼儿教育中所受的挫折，这跟我们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而与先天的性情毫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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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对于公开演讲的焦虑，可能是人性中最原始而典型的部分，并非仅限于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的高度应激神经系统。据社会生物学家E·威尔逊的论著所言，人们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当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时候，凝视就只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被某个野生动物盯上了。当我们想到自己要被吃掉了，我们还会自信地站在原地吗？不会，我们会逃跑。换句话说，千百万年的进化让我们本能地远离伤害，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错把观众的目光当成捕食者眼中明显的欲望。毕竟观众们所期待的可不只是让我们站在原地，而是希望我们能表现得更轻松自然一些。这种生物学和协议之间的冲突，也是演讲会变得如此困难的一个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把观众想象成一丝不挂也不能消解演讲者的紧张情绪——因为一头赤裸的狮子同样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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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所有人都可能把观众错当为捕食者，人和人之间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的阈值也不尽相同。观众们眼中的威胁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你觉得像是要对你发起突袭了？这种感觉在你登台之前就有，还是刚好有些好事者的捣乱行为，触发了你肾上腺素的分泌？如果你是个高度应激者，那么在你讲话的时候，听众们无聊的叹息和玩手机的情境，就会很容易让你皱眉。而事实上，研究证明，内向者要比外向者更惧怕公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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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告诉我，他看过一位科学界的同行在会上作了一次很棒的演讲。事后，这位发言者邀请卡根一起用餐。卡根欣然接受了，这位科学家告诉卡根他每个月都有一次演讲，尽管他有能力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可他还是很紧张，正是因为读了卡根的文章才让他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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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他对卡根说，“我一直都在埋怨我的母亲，而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高度应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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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内向的性格是遗传了父母的高度应激性，还是遗传了他们的行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之前对于双胞胎的遗传数据研究已经证明，内向–外向这一性状只有40%~5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平均有一半的内向–外向倾向是由基因控制的。说得再复杂一点，可能会有很多基因共同决定了这个性状，卡根的高度应激理论可能只是引发内向的多种生理方式之一。同样，“平均来说”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50%的遗传率并不意味着我内向的性格就是一半遗传了我的父母，或者我跟好朋友之间一半的外向差异就是基因决定的。我的内向可能完全来自于基因，或者与遗传没有任何关系——更有可能是一些深不可测的基因和经历组合的结果。卡根说，要问这种性状究竟来自先天还是后天，就如同问暴风雪究竟是温度引发的还是湿度引发的一样。正是这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才有了如今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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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概是我问了一个荒唐的问题。可能关于先天和后天在性格的形成中所占比例这个谜团远不及像“你先天的性情是如何同环境和你的个人意志相互作用的”这类问题来得重要。那么到底是不是性情决定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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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根据基因–环境作用理论，那些遗传了某些性状的人倾向于寻求生活经历来强化这些性状。举个例子，对于那些低度应激的孩子来说，当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不会对危险进行提防，那么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对更危险的事物掉以轻心。“他们爬几次围栏之后就会变得麻木，继而去爬屋顶。”心理学家戴维·吕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们会经历各种各样其他孩子不会去做的事情。查克·耶格尔首名突破音障的飞行员）能从轰炸母机中走向火箭船，还要按下操控按钮，这不是因为他天生就跟我不一样，而是因为30年来，他的性情促成了他这种工作方式，从爬树到从事更危险、更刺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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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则更有可能发展成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因为他们对于新事物的厌恶会让他们花更多时间在熟悉的或动脑子的事情上，而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在大脑环境中进行的。“大学是内向者的天下。”密歇根大学儿童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家杰里·米勒说道，“对于这些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来说，用大学教授的刻板印象来描述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喜欢读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想法来得更让人兴奋了，而且这些还跟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何时起床等密切相关。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闲逛闲聊上，那么你读书和学习的时间就会变少了。你的一生只有那么多时间，不会多一点儿也不会少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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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任何一种性情都会有无限的发展可能。低度应激的婴儿、外向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安全而细心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就很有可能成为伟大而卓有成就的人物，比如当今的理查德·布兰森和奥普拉。有的心理学家则称，如果这些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或者遇到了一个糟糕的邻居，他们最有可能变成恶霸、少年犯或罪犯。吕肯曾经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他说精神病人同英雄“有着相同的基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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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让孩子们获取是非观的机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孩子们形成良知和教养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他们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时被监护人指责，久而久之形成了其价值观。责备会让他们感觉焦虑，而焦虑又是一种难受的心理状态，因而他们学会了去避开那些反社会的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规范父母行为的内部准则，其核心就是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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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一部分孩子，正如那些极低度应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不容易感到焦虑呢？通常情况下，让这类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树立积极的榜样，将他们无畏的心理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一个低度应激的孩子在冰球比赛时作出了合理冲撞，那他就会获得队友的称赞。而如果他滑行距离太长，或者跳起来进行冲撞，那他就属于非法冲撞，并会被罚下场。久而久之，他就会学会明智地处理有风险的动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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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孩子在一个危险的邻里环境下成长，经常会参与到一些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其他可以建构其莽撞性格的活动中，那他就很有可能堕入违法犯罪的泥淖中。有些生活不幸的儿童可能会遭遇问题来袭，究其原因，并不完全来自生活的贫穷或忽视，还有可能是由于其鲁莽而大胆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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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命运同样受制于其所处的环境，甚至可能比平常的儿童更易受环境影响，这个观点源自戴维·多布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精彩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新理论——“兰花假说”（the orchid hypothesis）。这个理论认为，很多孩子就像蒲公英一样，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存。而有些孩子，包括卡根研究中所提到的那些高度应激类型，则更像是兰花：他们很容易枯萎，但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就会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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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贝尔斯基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同时是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儿童关怀专家，他认为这些孩子的神经系统的应激性，使他们迅速服膺于童年的逆境中，但反过来讲，这样的神经系统也会使他们在良好的成长环境中获益良多。换句话说，兰花儿童更容易被其经历所影响，而这种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的也包括消极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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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很早之前就发现，高度应激人群的性情中夹杂着危险因素。这部分孩子在面临生活中的挑战，比如婚姻问题、父母过世或遭受虐待时，表现得尤其脆弱。与同龄人相比，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会表现出绝望、焦虑甚至越来越羞涩。事实上，在卡根定义的高度应激群体中，有1/4的儿童在经受不同程度的“社交焦虑症”，这是一种长期的内向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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