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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科研成果表明，这种危险因素同样存在有益的一面。换言之，性格中的敏感与优势其实是不能分割开来的。那些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启蒙教育以及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高度应激的儿童，与那些低度应激的孩子相比，出现情绪问题的概率要低，而社交技能方面则要强一些。他们总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也长于合作。他们善良而勤奋，对冷漠、不公以及不负责任的事情感到不安。他们总能把自己重视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贝尔斯基告诉我，这类人通常不会成为一班之长，也不会成为校际演出中的明星，却不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会成为班干部，而其他的人采取的形式则可能是做好自己的功课或者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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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激性格中好的一面已经开始在科学家的专著中出现，虽然这些综合性的研究如今只是刚刚起步。其中，有一项有趣的发现同样也在多布斯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提及，这项发现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有着与我们95%相似基因的猕猴，它们不仅从基因上讲是我们的近亲，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方面也与我们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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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猕猴身上，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身上，存在一种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其作用是协助羟色胺的正常传导，作用于神经递质，并间接影响人的情绪。这种基因的特殊变体或者其等位基因，有时也会被称为“短”等位基因，被认为与高度应激和内向的性状相关，两者的关系就像那些生活艰难的人易患抑郁症一样。当具有类似等位基因的幼猴被放置在相同的压力情境下时——在某个实验中，有些幼猴被带离母猴然后当成孤儿饲养——它们传导羟色胺的能力比那些具有长等位基因的幼猴经历相同的处境时的传导能力要弱（由于存在抑郁和焦虑等危险因素）。而这类幼猴如果是在母亲的照料下成长，那么它们在主要的社交任务中，如寻找玩伴、建立联盟以及处理冲动等方面，与长等位基因的兄弟表现得基本相同，甚至会出现略优的情况——即使它们是在相似的安全环境中长大的。它们往往会成为队伍中的领导人，同样，其羟色胺的传导也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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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执行者斯蒂芬·索米曾经预测，这些高度应激的猕猴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它们将大量的时间用于观察而非参与到群体之中，从而吸收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生存法则。（这个假设对于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父母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他们也看过自己的孩子徘徊在同伴周围默默观望，这种观望有时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后才会成功地融入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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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类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携带羟色胺基因的短等位基因的女孩，如果是生活在充满压力的家庭环境中，其患抑郁症的概率要比那些携带长等位基因的女孩高20%，而如果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这种概率则要比长等位基因携带者低25%。同样，那些携带短等位基因的成年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比其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焦虑，而在平静的日子里，他们的焦虑情绪就要少很多。4岁左右的高度应激儿童会在道德困境中表现出比其他孩子更多的亲社会倾向，但是只有在母亲始终以温和的态度来教育孩子而不是以斥责为主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才可能会持续到5岁时。研究还发现，那些在支持性环境中成长的高度应激儿童要比其他的小孩抗感冒，也更抗其他呼吸道疾病，但如果他们成长的环境中充满了压力，那么生病的概率就会很高。5-羟色胺运转蛋白基因的短等位基因，同样也与各种认知方面的出色表现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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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发现如此激动人心，值得一提的是，这都是最近的成果。成果虽然显著，但也许并不意味着惊人。心理学家接受的训练是治愈系的，因而他们的研究自然就将焦点放在了问题和病理之上。“用比喻的手法来说，它仿佛水手们忙于寻找可能威胁到行船安全的水位线以下冰山的延伸，其实这也是明智的。”贝尔斯基如是说，“但他们却忽视了，只要登上冰山顶峰，也许就能沿着满载冰块的大海，绘制出冰山延伸的大致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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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父母真的是太幸运了。”贝尔斯基告诉我，“他们投资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会让情况变得不同。父母不要把孩子们当成在逆境中易碎的瓷娃娃，而应该把他们视为可塑之才——当然，可能是往坏的方面发展，同样也要向好的方面看。”他描述了这种高度应激儿童最理想的父母类型：可以读懂孩子的暗示并且尊重孩子的个性；对孩子的要求是温和而坚定的，绝对不会给孩子下苛刻或是敌对的要求；鼓励求知欲、提高学习成绩、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不苛刻，不忽视，也不会出尔反尔。能做到这些的家长自然是了不起的，但是这些对于培养一个高度应激的儿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个高度应激的人，那么你可能想问你还能在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做些什么。第11章会给你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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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基说，即使我们说兰花儿童具有一定的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以离婚为例，在通常情况下，也会给兰花儿童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果父母之间总是争吵，还把孩子夹在中间，看着吧，这个孩子慢慢就会形成屈服的性格。”但是，如果离婚后的父母依然可以融洽相处，能给孩子提供成长所需的其他心理营养，那么即使是兰花儿童，也能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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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大多数人都能明白这条信息的灵活性，那么孩子们就都能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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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解答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谁等问题上，我们同样希望另一种灵活性的存在。我想有规划自己人生蓝图的自由。我们对于自身的性格，也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对于公开演讲的惧怕。除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除了我们童年那些幸运的经历之外，我们同样想要相信，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可以重塑自我，获得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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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我们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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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第5章 超越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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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的角色（和内向者公开演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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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享受无聊和焦虑之间的每一刻，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会在你的行动中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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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里·奇克森特米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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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诺拉·马蒂诺斯生物医学影像中心位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幽深处，那条走廊可真是难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异常昏暗。我同卡尔·施瓦茨博士在一间上了锁且没有窗户的房间外面交谈，施瓦茨博士是发展影像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的眼睛明亮而且充满了好奇，他的头发是灰棕色的，待人也非常热情。尽管周围的环境有些差强人意，他还是带着一丝炫耀的意味准备打开那扇关闭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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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房子里有一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功能磁共振成像仪，这使许多现代神经科学出现巨大突破成为可能。这种仪器可以测量出在你思考某个特定问题或者执行某项特定任务时，大脑中处于活跃状态的部位，这就使科学家们对人脑成像的观测成为可能，而在过去，这几乎是一项无法想象的任务。施瓦茨博士说，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一位非常出色却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肯尼思·邝，而他现在也在这座楼里办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些沉默而谦逊的人，他们都在做着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施瓦茨博士一边说着，一边带着一种欣赏的神情对着空荡荡的走廊挥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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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瓦茨开门之前，他让我摘下金耳环，并要求我把一直用来记录我们对话的金属录音机放在外面。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的磁场要比地心引力强10万倍，如果我的耳环有磁性，那么如此强大的引力足以使耳环撕裂我的耳朵飞出，在这个房间里来回飞旋了。我有点担心胸罩上的金属扣件，可是却羞于启齿。因此我拿鞋上的金属扣做例子，因为我觉得其金属含量同胸罩肩带的金属含量大致相同。施瓦茨说那个没关系，然后我们就走进了那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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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虔诚的目光看向那个扫描仪，它看起来就像一架躺在那里、闪闪发光的飞船。施瓦茨解释说，他在作研究时要求他的志愿者们——都不到20岁——躺下来，把头放在扫描仪下，当他们看到一部分人脸的照片时，仪器就会记录下他们此刻的脑部活动。施瓦茨对杏仁核的活动格外感兴趣——也就是卡根研究结论中，那个能在人的内、外向性格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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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施瓦茨是卡根的同事和门生，他的工作是在卡根对于性格的纵向研究中所遗漏部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当年被卡根定义为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的婴儿如今已经长大了，而施瓦茨就开始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对他们的大脑活动展开观察。卡根跟踪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从婴儿期记录到青春期，而施瓦茨想要了解这样研究之后他们又会怎样。多年之后，在这些成年人的大脑里，还能否探查到卡根对他们婴儿时期高度应激与低度应激定义的影子呢？或者这种影子已经在环境与有意识的努力中消磨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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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卡根告诫施瓦茨不要作这项研究了。在科学研究这个充满火药味的高度竞争的领域中，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一项可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的实验上。卡根也担心这项研究很有可能得不出什么结果——那些性情与命运之间的联系早在这些幼儿成年的时候就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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