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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父母真的是太幸运了。”贝尔斯基告诉我，“他们投资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会让情况变得不同。父母不要把孩子们当成在逆境中易碎的瓷娃娃，而应该把他们视为可塑之才——当然，可能是往坏的方面发展，同样也要向好的方面看。”他描述了这种高度应激儿童最理想的父母类型：可以读懂孩子的暗示并且尊重孩子的个性；对孩子的要求是温和而坚定的，绝对不会给孩子下苛刻或是敌对的要求；鼓励求知欲、提高学习成绩、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不苛刻，不忽视，也不会出尔反尔。能做到这些的家长自然是了不起的，但是这些对于培养一个高度应激的儿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个高度应激的人，那么你可能想问你还能在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做些什么。第11章会给你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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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基说，即使我们说兰花儿童具有一定的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以离婚为例，在通常情况下，也会给兰花儿童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果父母之间总是争吵，还把孩子夹在中间，看着吧，这个孩子慢慢就会形成屈服的性格。”但是，如果离婚后的父母依然可以融洽相处，能给孩子提供成长所需的其他心理营养，那么即使是兰花儿童，也能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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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大多数人都能明白这条信息的灵活性，那么孩子们就都能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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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解答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谁等问题上，我们同样希望另一种灵活性的存在。我想有规划自己人生蓝图的自由。我们对于自身的性格，也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对于公开演讲的惧怕。除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除了我们童年那些幸运的经历之外，我们同样想要相信，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可以重塑自我，获得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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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我们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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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第5章 超越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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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的角色（和内向者公开演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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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享受无聊和焦虑之间的每一刻，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会在你的行动中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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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里·奇克森特米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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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诺拉·马蒂诺斯生物医学影像中心位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幽深处，那条走廊可真是难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异常昏暗。我同卡尔·施瓦茨博士在一间上了锁且没有窗户的房间外面交谈，施瓦茨博士是发展影像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的眼睛明亮而且充满了好奇，他的头发是灰棕色的，待人也非常热情。尽管周围的环境有些差强人意，他还是带着一丝炫耀的意味准备打开那扇关闭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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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房子里有一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功能磁共振成像仪，这使许多现代神经科学出现巨大突破成为可能。这种仪器可以测量出在你思考某个特定问题或者执行某项特定任务时，大脑中处于活跃状态的部位，这就使科学家们对人脑成像的观测成为可能，而在过去，这几乎是一项无法想象的任务。施瓦茨博士说，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一位非常出色却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肯尼思·邝，而他现在也在这座楼里办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些沉默而谦逊的人，他们都在做着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施瓦茨博士一边说着，一边带着一种欣赏的神情对着空荡荡的走廊挥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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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瓦茨开门之前，他让我摘下金耳环，并要求我把一直用来记录我们对话的金属录音机放在外面。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的磁场要比地心引力强10万倍，如果我的耳环有磁性，那么如此强大的引力足以使耳环撕裂我的耳朵飞出，在这个房间里来回飞旋了。我有点担心胸罩上的金属扣件，可是却羞于启齿。因此我拿鞋上的金属扣做例子，因为我觉得其金属含量同胸罩肩带的金属含量大致相同。施瓦茨说那个没关系，然后我们就走进了那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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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虔诚的目光看向那个扫描仪，它看起来就像一架躺在那里、闪闪发光的飞船。施瓦茨解释说，他在作研究时要求他的志愿者们——都不到20岁——躺下来，把头放在扫描仪下，当他们看到一部分人脸的照片时，仪器就会记录下他们此刻的脑部活动。施瓦茨对杏仁核的活动格外感兴趣——也就是卡根研究结论中，那个能在人的内、外向性格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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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施瓦茨是卡根的同事和门生，他的工作是在卡根对于性格的纵向研究中所遗漏部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当年被卡根定义为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的婴儿如今已经长大了，而施瓦茨就开始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对他们的大脑活动展开观察。卡根跟踪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从婴儿期记录到青春期，而施瓦茨想要了解这样研究之后他们又会怎样。多年之后，在这些成年人的大脑里，还能否探查到卡根对他们婴儿时期高度应激与低度应激定义的影子呢？或者这种影子已经在环境与有意识的努力中消磨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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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卡根告诫施瓦茨不要作这项研究了。在科学研究这个充满火药味的高度竞争的领域中，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一项可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的实验上。卡根也担心这项研究很有可能得不出什么结果——那些性情与命运之间的联系早在这些幼儿成年的时候就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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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告诉我：“他对我很是照顾，可这确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因为他的实验是对婴儿行为的早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显示，他们不光在社交行为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所有的事情上，这些婴儿的表现都截然不同。他们在处理问题时，眼睛睁得更大了；而挤出几个单词的时候，声带变得更紧了；他们的心率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说明了这群孩子从生理上讲就是各不相同的。我认为，尽管如此，正是因为他知识储备丰富，才让他觉得环境的因素太复杂，不太可能在这些孩子以后的生活中再来寻找本性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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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施瓦茨坚信自己就是一名高度应激者，而基于个人的经验，他预感自己的这项研究沿着时间纵轴延伸，甚至会比卡根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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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让我扮演其研究对象来向我演示他的研究，只是没有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罢了。他让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台电脑的显示器上就开始不停地向我播放人像照片，一张连着一张，每一张显示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一个个脱离现实的黑或白色的头浮现在深色的背景图上。我想我能感觉到随着照片播放速度的加快，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我同样注意到施瓦茨开始做一些重复性的动作，我也随着那些脸逐渐变得眼熟而放松下来。我把我的反应告诉施瓦茨，他点了点头。这些幻灯片是精心设计过的，施瓦茨说，幻灯片模拟的情境是根据高度应激群体进入一间充满陌生人的房间时那种“天啊，这些人都是谁？”的心理感受来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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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实验颇感好奇，是不是我刚刚只是在想象自己的反应，或者夸大了它们？然而施瓦茨告诉我，他的第一组数据来自那些从4个月大时就开始成为卡根研究对象的高度应激的孩子——当然了，如今这些孩子的杏仁核都已经发育成熟了。这些数据显示，这个高度应激的群体依然要比那些从小就胆大的人，在面对这些陌生面孔时更加敏感。两组实验对象都对这些图片产生了应激反应，只是那些从小就腼腆的孩子反应得更强烈一些。也就是说，那些高度应激或低度应激的性情在长大之后也不会消失。很多高度应激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为社会中的易变群体，他们在面对新事物时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惊慌失措，而是从未摆脱遗传的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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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的研究，实质上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性格可以延伸，但是非常有限。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无论今后我们生活的境况如何。如今的我们，很大一部分是由我们的基因、大脑和神经系统决定的。与此同时，施瓦茨的研究还发现，很多高度应激的青少年的性格也存在一定的弹性，这也就证实了一个相反的事实：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恰恰可以塑造我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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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原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施瓦茨博士的研究表明，自由意志可以带我们走得更远，却无法无限超越我们的基因所划定的框架。这就像比尔·盖茨无论怎样磨炼自身的社交技能也成不了比尔·克林顿，而比尔·克林顿无论花多少时间在计算机上也变不成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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