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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丝特的税务律师小组也要定期给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作报告演说，而这些报告就成了埃丝特痛苦的根源，这倒不是因为她对公开演讲有所恐惧，而是因为对于即兴演讲颇感惆怅。但埃丝特的同事们恰巧相反——他们刚好都是外向者，都很健谈，可以在去作报告的路上决定演讲的内容，并且能清晰而引人入胜地向他人传播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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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埃丝特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她也可以把报告作得有声有色，但是有时她的同事会在她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告诉她当天要作一个报告。埃丝特曾经认为，自己的同事可以作即兴报告是因为他们已经对税法了若指掌，厚积薄发，她也可以做到。可是，随着阅历和知识的逐步积累，埃丝特还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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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埃丝特的苦恼，我们来看一下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的另一个差异：他们对于刺激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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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位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推测，人们所寻求的是一种“适度”的刺激——不多也不少。刺激是我们从外部世界所接收的信息总和。刺激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噪声到社交生活，再到闪烁的灯光。艾森克认为，外向者比内向者更喜欢寻求这些刺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之间存在诸多的不同：内向者喜欢关上办公室的门，一头扎进工作里，因为对他们来说，安静的工作环境对智力活动而言是最好的刺激；而外向者会在一些相对活跃的活动中发挥最佳水平，例如组织团队建设讲习班或者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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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克同样认为这些差异的基础可能存在于大脑结构中，名为网状结构上行激动系统（ARAS）。ARAS是脑干的一部分，起着连接大脑皮层和大脑其他部分的作用。大脑中存在兴奋机制，能使我们保持清醒、警觉以及精力充沛，在心理学中称为“唤起”。而与之相对的则称为镇静机制。艾森克推测，ARAS是可以通过控制流入大脑的感官刺激量来平衡过度唤起（over-arousal）和唤起不足(under-arousal)；有时这些渠道是开放的，因此很多刺激会涌入大脑，有时流入大脑的刺激会受到限制，大脑所接收到的刺激程度就相对较低。艾森克认为，ARAS在内向者和外向者体内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内向者接收刺激的渠道是开放的，使自身处于刺激环绕之中而引发过度唤起；而外向者接收刺激的渠道相对较窄，从而更容易引发唤起不足。过度唤起不会产生严重的焦虑，甚至导致你不能直接思考——你觉得你受够了一切，只想回家去。而唤起不足则更像是幽居病，是缺少外界的刺激而引发的：你感觉心里发痒、烦躁、慵懒，恨不得立刻就逃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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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正如我们所知，现实是更为复杂的一种存在。首先，ARAS对刺激的控制不像消防车的软管可以控制开闭，而让整个大脑被瞬间充满；大脑的各个部分在不同的时间被不同程度地唤起。同样，在大脑中高唤起程度并不一定会引发我们同等程度的兴奋。事实上，唤起分为很多种：高分贝的音乐所引发的唤起与迫击炮引发的唤起全然不同，也同主持一场会议引发的唤起迥异；当然，你也有可能对某种形式的刺激更加敏感。“我们总是在寻求适度刺激”的说法也太过笼统：超级足球迷所寻求的是一种高度的刺激，而那些泡温泉放松身心的人寻求的则是一种低度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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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进行了上千项研究来测试艾森克的理论，即对于大脑皮层的唤起程度是研究内向与外向天然差异的重要线索，而最终，人格心理学家戴维·方德认为这种理论是“半对”的——虽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无论根本原因是什么，大量的证据表明，内向者对于外界的各种刺激都要比外向者更加敏感，从咖啡到爆炸声再到网络事件沉闷的咆哮。而且，内向者和外向者在激发自身最佳表现上所需要的刺激程度也大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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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著名的实验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现在依然常常出现在心理学课内实验中。艾森克把柠檬汁滴到成年的内向者和外向者的舌头上，观察谁分泌的唾液更多。果然，那些性格内向的人，被感官刺激引发了更高程度的唤起，分泌的唾液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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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项著名的研究中，内向者和外向者参加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文字游戏，他们要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学习并掌握游戏的规则。在游戏过程中，他们要佩戴耳机，不时会有噪音从耳机里冒出来。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调整耳机的音量，直到他们认为“适中”为止。从平均数值来看，外向者将噪音的音量设定在72分贝，而内向者的音量则仅为55分贝。在这样的音量下进行游戏——外向者喜欢喧嚣，而内向者偏好安静——这两种类别分别表达了相同的唤起程度（通过测量其心率及其他指标获得），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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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内向者和外向者互换音量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不只是内向者被喧闹的声音过度唤起了，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也变差了——他们平均要尝试9.1次才能学会这个游戏，而之前在适度刺激下只需要5.8次。对于外向者来说，结果亦然——他们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处于唤起不足的状态（很有可能会觉得无聊），相对于在吵闹环境下的5.4次尝试领悟游戏规则，这种情况下需要7.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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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研究与卡根的高度应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结合，这条研究主线就为我们提供了透视自身性格的可能。一旦你认识到内向和外向可以理解为某种对于刺激程度的偏好，你就可以有意识地选择适合自身性格的环境——不会过度刺激，也不会刺激不足，不会感到无聊，也不会感觉焦虑。你可以将你的生活组织成人格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最佳唤起水平”（optimal levels of arousal）的状态，这种状态我称之为“甜蜜点”(sweet spots)，这样你会觉得生活更加有能量，也比从前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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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甜蜜点是你获得最佳刺激的地方。或许，你已经在不经意间找到了它。想想你躺在吊床上读一本有趣的小说的情境，这就是甜蜜点。但半个小时过去了，你发现一句话你居然读了5遍；那么此时，你的状态就是刺激不足了。于是，你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相约外出吃早午餐——换句话说，你是在提高自己的刺激水平——一边吃着蓝莓煎饼，一边同朋友说笑、八卦，感谢上帝，你又回到了你的甜蜜点。然而这种愉悦的状态只会存在一段时间，直到你的朋友——这个外向者需要比你更多的刺激——说服你陪她去派对，而在派对上，你要面对嘈杂的音乐和满世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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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朋友的邻居友好而亲切，可是你对在这么嘈杂的音乐中交谈颇感压力。此刻——就像一声爆炸声一样——你再一次从你的甜蜜点上跌落，除非这次你处在过度刺激的状态。或者你会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直到你同这个晚会上人群边缘的某个人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或者你直接离开了晚会现场，又重新回到你的小说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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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你意识到你正处于一个寻求甜蜜点的游戏之中，那么你在生活中的表现会提高多少呢？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爱好以及社交生活，这样你就可以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自己的甜蜜点上。那些认识到自己甜蜜点的人，总会有勇气辞掉让他们精疲力竭的工作，开始一段崭新而自我满足的事业。他们可以根据家人的性格来选择房子：带有舒适的靠窗座位和多角落、小空间的房型适合内向者，宽敞的、带开放式餐厅的房子则是为外向者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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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甜蜜点可以增加你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但其意义还不限于此。有证据表明，甜蜜点有时会让人从生到死。根据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最近所进行的一项有关军人的研究，在缺少睡眠的情况下，内向者的情况要比外向者好，缺少睡眠是一种唤起的抑制条件（缺少睡眠会让我们变得不再警觉、活跃、有精神）。那些手握方向盘又昏昏欲睡的外向者要格外小心——至少要等到他们喝杯咖啡提提神，或者打开收音机，让自己的兴奋水平恢复之后才可以开车。相反，在嘈杂的容易引发过度唤起的交通噪音中，内向者应该格外集中精力，因为噪音会影响他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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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知道了刺激存在不同程度的最佳水平，那么埃丝特的问题——站在讲台上的恐惧——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过度唤起干扰了注意力的集中和短期记忆，而这些都是讲话时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公开演讲从本质上讲是种刺激类的活动——即使是对于像埃丝特那样并不怯场的人——所以内向者会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在他们最需要集中的时候被干扰了。埃丝特会是律师界的常青树，换句话说，她是这个领域中知识最渊博的人，而她同时也永远会对即兴演讲望而却步。她可能永远都不能在演讲的时候从她庞大的记忆数据库中任意抽取数据来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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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埃丝特对自己有了充分的认知，她就可以要求同事们在演讲前提前通知她来作准备。这样的话，她就可以练习自己的演讲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甜蜜点，最终带着这种状态上讲台。她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会见客户、处理网络事件，甚至可以处理与同事之间非正式的讨论——任何带有强度刺激的情境都会让她的短期记忆和熟稔于心的事情变得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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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丝特需要努力通过平衡自己的甜蜜点来解决问题。然而有时候，接受现实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若干年前，我决定克服自己对公开演讲的恐惧，挣扎纠结了半天，最终我还是报名参加了一个培训机构——纽约公开演讲与社交焦虑中心。我却对此颇感怀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腼腆的人，也不喜欢那个听起来像是某种病理问题的称谓——“社交焦虑”。但课程是在脱敏训练的基础上开设的，这种方式对我很有效。脱敏训练通常是克服恐惧症的一种有效手段，包括让自己（以及你的杏仁核）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反复暴露于你所恐惧的事物面前。这种方式不同于那些冠冕堂皇却毫无作用的建议，诸如你应该跳下水去学游泳——这可能会有用，可是更有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恐惧，进而在你的大脑里编码形成害怕、恐惧和羞涩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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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选了一家很不错的公司。课上约有15个人，带领我们做练习的是查尔斯·卡格诺，他结实健壮，有一双让人温暖的褐色眼睛，带着高雅的幽默感，他本人也是一名资深的暴露疗法受益人。他说，对公开演讲的焦虑已经不再让他夜不能寐了，可是恐惧是个狡猾的敌人，他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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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加入之前，这个讲习班已经开课数周了，而查尔斯向我保证，同样欢迎新人。这个团队远比我期待的要好：有位时装设计师留着长卷发，涂着红唇，穿着尖尖的蛇皮靴子；有位秘书戴着厚厚镜片的眼镜，做事一板一眼，总是在讲自己是门萨（Mensa）会员；有一对夫妇是投资银行家，他们高大而健壮；还有一个演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穿一双彪马（Puma）运动鞋，神情愉悦地走过房间却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怕得要命；还有一个华人软件设计师，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容，但是笑声里却充满了紧张。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纽约人的写照。你在一个摄影班里或者意大利厨艺班里所见识到的人大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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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查尔斯解释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小组前发言，只要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可以处理的焦虑程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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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拉蒂沙的武术教官是那晚吃螃蟹的第一人。拉蒂沙的任务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拉蒂沙留着长长的辫子，带着大大的笑容，看起来就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姑娘。她准备好朗读的时候，她的书撑开放在讲台上，这时查尔斯问她，以1到10为数值范围，她此刻有多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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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到7。”拉蒂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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