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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发现，她在研究一个庞大的课题。敏感人群的许多特征她都要加以区分——例如对于美的移情和快速反应——这些都是心理学家认为要加以区分的特征，就像区分其他性格特征一样，比如“亲和性”和“经验开放性”等。但在阿伦看来，它们也都是敏感的基本组成部分。她的研究结果同样也挑战了人格心理学中公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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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讲述自己的研究结果，并且就她的研究成果进行公开演讲。起初，这一切都显得很困难。观众们纷纷表示，她的想法虽然很有意思，但她模棱两可的讲话风格却完全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然而，阿伦热切想要把她的信息传递出去。她坚持下来了，并且学会了像个权威学者一样去发言。当我在沃克溪牧场见到她的时候，她对于演讲已经能驾轻就熟了，语气干脆而坚定。她与那些典型意义上的发言者的唯一不同是，她非常认真地回答每一个观众的每一个问题。她演讲之后留下来同大家交流，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极端内向的人，她心里一定巴不得赶紧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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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对于高度敏感人群的描述听起来就是在讲埃莉诺·罗斯福本人。事实上，在阿伦首次发表她的研究成果以来的几年间，科学家们发现，当让那些初步以基因图谱确定的敏感或内向的人（那些带有从猕猴身上分离出的5–羟色胺转运蛋白变异基因的人，详见第5章）进入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然后给他们看一些惊恐的面孔、事故现场、残缺的尸体以及污染的风景照片时，他们的杏仁核——大脑中扮演处理情绪这一重要角色的部分——会变得异常活跃。阿伦和其他科学家们还发现，当敏感人群看到正在经历强烈情绪的人的脸时，他们大脑中掌管移情与控制强烈情绪的部位会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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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像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去体会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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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罗斯福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考虑退出政坛，回归平凡的生活。而在他康复期间，埃莉诺一直代他延续着同民主党之间的联系，甚至同意在一项党内筹款会议上致辞。她很害怕公开演讲，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好——她的声音很尖利，而且在错误的时间发出了紧张的笑声。但她为这个项目专门进行了培训，最终演讲顺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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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埃莉诺依然对自己很不自信，但她也着手去处理她身边的社交问题。她化身成妇女问题的领袖，并且与志同道合的人组建了联盟。到1928年罗斯福当选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埃莉诺也成了民主党妇女运动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此时此刻，她同富兰克林真的成了合作伙伴，他的才干加上她的良知。“我对社会情况的了解程度，可能比他还要多一点。”埃莉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带着特有的谦逊，“但是他对政府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利用政府来改善社会环境，而且我觉得我们开始对这个团队合作有了一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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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那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埃莉诺开始了环美之旅——3个月的时间，她走了40 000英里——听普罗大众诉说他们的疾苦。人们向她敞开心扉，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对当权者的中肯态度倾诉着。对富兰克林来说，她成了穷苦民众的代言人。她结束旅行回家，总是会告诉富兰克林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且督促他做实事。她帮助政府协调阿巴拉契亚救助饥饿矿工的计划实施，她催促罗斯福将妇女和黑人都纳入计划之列，让人们能尽快返回工作，她还帮助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举办了演唱会。“她一直提醒他那些可能会在繁忙的工作中忽略的问题，”历史学家杰夫·沃德说，“她一直以高标准来要求他。任何一个见过她紧锁双眉对他说‘现在，富兰克林，你应该……’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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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经腼腆的姑娘，从一个对公开演说充满了恐惧的人，变成了一个爱民如子的伟大女性。埃莉诺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召开记者招待会的第一夫人，她还在国际会议上致辞、写报纸专栏并在电台谈话节目上出现。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她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用她那不同寻常的政治技巧和来之不易的坚韧，赢得了《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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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没有因为成熟而克服自己的弱点；终其一生，她都饱受着她所谓的黑暗“格丽塞尔达情绪”的折磨（格丽塞尔达是中世纪的一位公主，她是个沉默的人），并且痛苦地想要“让脸皮变得像牛皮一样厚”。“我觉得那些腼腆的人永远都是会害羞的，但是他们会学着如何去克服这种情绪。”埃莉诺说。但也正是这种敏感性，让她很容易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也正是这种敏感，让她如此认真地成为劳苦大众的代表。罗斯福当选总统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初期，后来人们永远缅怀他的怜悯之心。然而事实上，是埃莉诺让他知道了美国人当时有多少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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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与良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来看一下这个由发展心理学家格拉日娜·科汉斯加所做的实验。一个女人递给孩子一个玩具，告诉他要好好保管不要弄坏，因为这个玩具是她的最爱。这个孩子郑重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之后就开始玩玩具，没过多久，玩具就变成了两半——这当然都是设计好的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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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沮丧，并且大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喊着：“哦，天哪！”然后，她等着看这个孩子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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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他们（应该）的过失而感觉到比其他人更为内疚。他们会移开自己的目光，抱着双臂，结结巴巴地忏悔，还会把自己的脸埋起来。我们不妨把这些孩子视为最敏感、最高度应激的类型，那些感觉最内疚的孩子最有可能是内向者。他们对所有的经历都表现得异常敏感，既有积极的经历也有消极的经历，似乎既对女人的伤心感到悲伤，也因为自己做了错事而感觉焦虑。（如果你对此还有疑惑，实验中的那个女人很快带着修好的玩具回到房间，让孩子知道他没做错什么，但他依然表现出了悲伤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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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中，“内疚”通常是一个肮脏的词，但也可能是搭建良知的一块积木。这些高度敏感的孩子因弄坏了玩具而引发的焦虑，会为他们构建下一次避免弄坏别人玩具的意识。科汉斯加说，这些孩子在4岁时，不太会像同龄人那样撒谎或者破坏纪律，即使是在他们明知道不会被抓到的情况下。等到他们六七岁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更有可能会觉得他们有较高的道德特征，比如移情等。一般情况来说，他们也不太会出现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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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的是适度的内疚，”科汉斯加写道，“这种适度内疚可能会促成日后的利他主义、个人责任感、在学校的适应行为、和谐、能力，以及与父母、老师、朋友之间亲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项尤为重要的个人特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密歇根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年的大学生与30年前相比，移情的特征下降了40%，而2000年是一次明显的骤降。（研究人员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社会化媒体、电视真人秀的盛行，以及社会上的“激烈竞争”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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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这些特征并不意味着那些敏感的孩子就是天使。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有自私的倾向，有时也会表现出冷漠和敌意。阿伦说，当他们被消极的情绪所控制时，比如羞愧或焦虑，他们会完全无视他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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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经历相同的接受程度，可能让高度敏感人群觉得生活艰辛，但同时也帮助他们构建了良知。阿伦讲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个敏感的少年试图说服自己的母亲去救助一个他在公园里遇到的无家可归的人；另一个故事则是说一个8岁的小女孩不仅会在自己感觉尴尬的时候哭泣，也会在同伴被取笑时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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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可以很好地了解到这类人，可能因为那些作者本身就是敏感而内向的。他“不像其他男人一样有无数张面孔，他只有一张，就用这一张脸走过了一生”，这是小说家埃里克·马尔帕斯故事中的主角，那是个沉默而聪明的作家，小说名为《漫长之舞》（The Long Long Dances）。“别人不幸的遭遇深深打动了他，也让他的生命充满了美好：感动他，然后迫使他不得不拿起笔，把他们写进故事里。他在山间行走的时候被感动，在听舒伯特即兴曲的时候被感动，坐在扶手椅上看晚间新闻，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成了9点新闻的主角，这一切都让他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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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人“脸皮薄”本来是种比喻，但事实证明，它能表达的意思其实相当字面。在很多实验中，研究者通过皮肤导电测试来测量人的性格特征，记录人们在面对噪音、强烈的情感波动和其他刺激时的流汗程度。高度应激的内向者排汗较多，低度应激的外向者则排汗较少。他们的皮肤从字面上来说就是“比较厚”，不易受刺激，触摸起来比较凉。事实上，部分科学家称，这便是我们社交中“酷”这个概念的来源；你越是低度应激，就说明你的皮肤越厚，你就越酷。（顺便提一下，反社会的行为就处于冷酷的最极端，那些人的唤起程度极低，皮肤导电性极低，焦虑感也极低。有些证据还表明，反社会的人杏仁核是受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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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仪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进行皮肤导电测试的，其原理是说谎会引发焦虑，而焦虑则会让人不自觉地发汗。我读大学的时候申请去一家珠宝公司做暑期兼职，在申请过程中，我必须接受谎言测试。进行测试的房间又小又昏暗，地板上铺着油毡，给我做测试的是个瘦瘦的、点着烟吞云吐雾、黄黄的皮肤上满是痘痕的男人。他先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我的名字、地址等等，来建立我皮肤的基本导电水平。之后的问题就变得深入，而考官也变得严厉起来：你有没有犯罪前科？是否偷过东西？有没有使用过可卡因？问到最后这个问题的时候，考官直直地盯着我。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可卡因，但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我用过一样。他脸上那一副指控的表情，就像是老练警察的把戏：他们告诉犯罪嫌疑人他们手上已经有确凿的证据，对方已经完全没有否认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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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明知道他是错的，可我还是觉得我有点脸红了。很显然，最终测试反馈显示我在可卡因这个问题上撒谎了。很显然，我的皮肤太薄了，它居然会响应欲加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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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认为“酷”是一种态度，你戴上一副太阳镜，手里端着一杯饮料，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但或许我们只是没有随机选择这些社交配件。或许我们选择墨镜、放松的肢体语言以及酒精作为一种表征，恰恰是因为它们可以掩饰神经系统的高速运转。墨镜可以防止他人看到我们的瞳孔因惊讶或恐惧而张大；我们从卡根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放松的躯干是低度应激的一个标志，而酒精则会消除我们的顾虑并降低我们的唤起水平。你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如果有人递给你一罐啤酒，人格心理学家布赖恩·利特尔就认为：“他们其实是在对你说：‘嗨，来一杯让你外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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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可以本能地理解生理上的“酷”。柯蒂斯·西滕费尔德的小说《预科生》（Prep）用不可思议的精准描述，探讨了青少年在寄宿学校中的社交礼仪，小说的主人公李更是出人意料地被学校里最酷的女孩阿斯派丝邀请去她的宿舍。李首先注意到的是阿斯派丝的世界里充满了感官刺激。“从门外就能听到震撼人心的音乐，”李指出，“白色的圣诞灯亮着，房间所有的墙上高高挂满了这些圣诞灯，在北面的墙上，她们还挂了一条巨大的橘黄色与绿色相间的挂毯……我感觉自己受到了过度的刺激，而且有些隐隐的不快在心头盘旋。那间我和室友共用的房间显得是那么安静而平和，我们的日子也过得那么安静而平和。我疑惑的是，阿斯派丝生来就这么酷吗？还是有人教她的？姐姐还是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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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文化也把这种低度应激的生理倾向称为酷。对于美国早期的宇航员来说，心率低意味着低度应激，这是种地位的象征。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是约翰·格伦中校，后来他也参选过美国总统，有着令人羡慕的升空时极为缓慢的脉搏（每分钟仅1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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