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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与良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来看一下这个由发展心理学家格拉日娜·科汉斯加所做的实验。一个女人递给孩子一个玩具，告诉他要好好保管不要弄坏，因为这个玩具是她的最爱。这个孩子郑重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之后就开始玩玩具，没过多久，玩具就变成了两半——这当然都是设计好的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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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沮丧，并且大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喊着：“哦，天哪！”然后，她等着看这个孩子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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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他们（应该）的过失而感觉到比其他人更为内疚。他们会移开自己的目光，抱着双臂，结结巴巴地忏悔，还会把自己的脸埋起来。我们不妨把这些孩子视为最敏感、最高度应激的类型，那些感觉最内疚的孩子最有可能是内向者。他们对所有的经历都表现得异常敏感，既有积极的经历也有消极的经历，似乎既对女人的伤心感到悲伤，也因为自己做了错事而感觉焦虑。（如果你对此还有疑惑，实验中的那个女人很快带着修好的玩具回到房间，让孩子知道他没做错什么，但他依然表现出了悲伤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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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中，“内疚”通常是一个肮脏的词，但也可能是搭建良知的一块积木。这些高度敏感的孩子因弄坏了玩具而引发的焦虑，会为他们构建下一次避免弄坏别人玩具的意识。科汉斯加说，这些孩子在4岁时，不太会像同龄人那样撒谎或者破坏纪律，即使是在他们明知道不会被抓到的情况下。等到他们六七岁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更有可能会觉得他们有较高的道德特征，比如移情等。一般情况来说，他们也不太会出现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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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的是适度的内疚，”科汉斯加写道，“这种适度内疚可能会促成日后的利他主义、个人责任感、在学校的适应行为、和谐、能力，以及与父母、老师、朋友之间亲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项尤为重要的个人特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密歇根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年的大学生与30年前相比，移情的特征下降了40%，而2000年是一次明显的骤降。（研究人员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社会化媒体、电视真人秀的盛行，以及社会上的“激烈竞争”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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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这些特征并不意味着那些敏感的孩子就是天使。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有自私的倾向，有时也会表现出冷漠和敌意。阿伦说，当他们被消极的情绪所控制时，比如羞愧或焦虑，他们会完全无视他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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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经历相同的接受程度，可能让高度敏感人群觉得生活艰辛，但同时也帮助他们构建了良知。阿伦讲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个敏感的少年试图说服自己的母亲去救助一个他在公园里遇到的无家可归的人；另一个故事则是说一个8岁的小女孩不仅会在自己感觉尴尬的时候哭泣，也会在同伴被取笑时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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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可以很好地了解到这类人，可能因为那些作者本身就是敏感而内向的。他“不像其他男人一样有无数张面孔，他只有一张，就用这一张脸走过了一生”，这是小说家埃里克·马尔帕斯故事中的主角，那是个沉默而聪明的作家，小说名为《漫长之舞》（The Long Long Dances）。“别人不幸的遭遇深深打动了他，也让他的生命充满了美好：感动他，然后迫使他不得不拿起笔，把他们写进故事里。他在山间行走的时候被感动，在听舒伯特即兴曲的时候被感动，坐在扶手椅上看晚间新闻，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成了9点新闻的主角，这一切都让他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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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人“脸皮薄”本来是种比喻，但事实证明，它能表达的意思其实相当字面。在很多实验中，研究者通过皮肤导电测试来测量人的性格特征，记录人们在面对噪音、强烈的情感波动和其他刺激时的流汗程度。高度应激的内向者排汗较多，低度应激的外向者则排汗较少。他们的皮肤从字面上来说就是“比较厚”，不易受刺激，触摸起来比较凉。事实上，部分科学家称，这便是我们社交中“酷”这个概念的来源；你越是低度应激，就说明你的皮肤越厚，你就越酷。（顺便提一下，反社会的行为就处于冷酷的最极端，那些人的唤起程度极低，皮肤导电性极低，焦虑感也极低。有些证据还表明，反社会的人杏仁核是受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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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仪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进行皮肤导电测试的，其原理是说谎会引发焦虑，而焦虑则会让人不自觉地发汗。我读大学的时候申请去一家珠宝公司做暑期兼职，在申请过程中，我必须接受谎言测试。进行测试的房间又小又昏暗，地板上铺着油毡，给我做测试的是个瘦瘦的、点着烟吞云吐雾、黄黄的皮肤上满是痘痕的男人。他先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我的名字、地址等等，来建立我皮肤的基本导电水平。之后的问题就变得深入，而考官也变得严厉起来：你有没有犯罪前科？是否偷过东西？有没有使用过可卡因？问到最后这个问题的时候，考官直直地盯着我。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可卡因，但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我用过一样。他脸上那一副指控的表情，就像是老练警察的把戏：他们告诉犯罪嫌疑人他们手上已经有确凿的证据，对方已经完全没有否认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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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明知道他是错的，可我还是觉得我有点脸红了。很显然，最终测试反馈显示我在可卡因这个问题上撒谎了。很显然，我的皮肤太薄了，它居然会响应欲加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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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认为“酷”是一种态度，你戴上一副太阳镜，手里端着一杯饮料，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但或许我们只是没有随机选择这些社交配件。或许我们选择墨镜、放松的肢体语言以及酒精作为一种表征，恰恰是因为它们可以掩饰神经系统的高速运转。墨镜可以防止他人看到我们的瞳孔因惊讶或恐惧而张大；我们从卡根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放松的躯干是低度应激的一个标志，而酒精则会消除我们的顾虑并降低我们的唤起水平。你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如果有人递给你一罐啤酒，人格心理学家布赖恩·利特尔就认为：“他们其实是在对你说：‘嗨，来一杯让你外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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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可以本能地理解生理上的“酷”。柯蒂斯·西滕费尔德的小说《预科生》（Prep）用不可思议的精准描述，探讨了青少年在寄宿学校中的社交礼仪，小说的主人公李更是出人意料地被学校里最酷的女孩阿斯派丝邀请去她的宿舍。李首先注意到的是阿斯派丝的世界里充满了感官刺激。“从门外就能听到震撼人心的音乐，”李指出，“白色的圣诞灯亮着，房间所有的墙上高高挂满了这些圣诞灯，在北面的墙上，她们还挂了一条巨大的橘黄色与绿色相间的挂毯……我感觉自己受到了过度的刺激，而且有些隐隐的不快在心头盘旋。那间我和室友共用的房间显得是那么安静而平和，我们的日子也过得那么安静而平和。我疑惑的是，阿斯派丝生来就这么酷吗？还是有人教她的？姐姐还是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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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文化也把这种低度应激的生理倾向称为酷。对于美国早期的宇航员来说，心率低意味着低度应激，这是种地位的象征。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是约翰·格伦中校，后来他也参选过美国总统，有着令人羡慕的升空时极为缓慢的脉搏（每分钟仅1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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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身体不够冷静的人或许会在社交方面创造超乎我们想象的价值。一个口气强硬的测试者靠近你，脸与脸之间的距离只有一英寸，还要问你有没有用过可卡因，这时你的脸变得通红，这可以被称为某种社会凝聚力。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由科里内·戴克领队的一组心理学家要求60多名参与者阅读一些对不道德事件或者尴尬事件的报道，比如从车祸现场驱车逃逸、将咖啡洒到别人身上等等。然后这些参与者会看到肇事者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有以下4种表情：羞愧或尴尬（低头及垂眼），羞愧或尴尬加上脸红，无感情色彩，或者无表情加脸红。最后他们要对这些肇事者的同情心和值得信赖的程度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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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那些脸红的肇事者要比其他人获得更积极的评价。这是因为脸红表现出了对他人的关心。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达谢·凯尔特纳，这名积极情绪方面的研究专家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脸红持续两三秒以上就意味着他（她）在说‘我对此很在乎，我知道我有违社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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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让高度应激者最痛恨的脸红问题——它是不可控的——会在社交中变得有用起来。“因为脸红这个现象是不能通过意志来控制的。”戴克推测道，“脸红是尴尬这种情绪最地道的表现。而尴尬，按卡根的观点来说，是一种道德方面的情绪。尴尬体现了一个人的谦虚、谦逊，以及避免冲突和实现和平的愿望。它不是被孤立的人感觉羞愧的表征（人们在羞愧时最容易脸红），而是凝聚人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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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纳追溯了人类尴尬情绪的起源，发现很多灵长类动物发生争斗之后都会试图进行一些弥补。它们时而会做出一些当我们感觉尴尬时会做的动作：看向远方，这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行为并且有意识地想要停下来；低头，这意味着蜷缩起自己，缩小自己的尺寸；或者紧闭双唇，这是一种自我克制的表现。凯尔特纳写道：“这些行为在人类中间被称为‘奉献行为’。”事实上，凯尔特纳在解读人类面部表情方面可谓训练有素，他曾经研究过那些道德英雄，比如甘地，并发现他们的微笑都是淡淡的，眼睛也都不会直直地望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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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尔特纳撰写的著作《人性本善》（Born to Be Good）中，他甚至认为如果他要在闪电约会中用一个问题来选择他的配偶，那他要问的就是：“你最近一次尴尬的境遇是什么？”然后他会很仔细地观察对方有没有出现咬嘴唇、脸红和转移目光的表现。“这些尴尬的元素是人们对于他人尊重的一种稍纵即逝的表现，”他写道，“尴尬解释了一个人对于牵连彼此的规则的关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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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你应该弄清楚你的另一半是否在意他人的意见。事实上，在意太多总比漠不关心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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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脸红有多少好处，这种高度敏感的现象着实带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高度敏感人群要怎样在如此严酷的进化过程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呢？如果大胆和主动是正常行为准则（正如我们平日里所见的），那么为什么在数千年前的人口中，这些敏感的类型没有像橘黄色的青蛙一样被淘汰呢？你可能会像《漫长之舞》中的主人公一样，比坐在你旁边的人更容易为舒伯特的即兴曲所感动，你可能会比其他人更不愿意看到那些血肉横飞的镜头，而且你也可能就是那些以为自己弄坏了别人的玩具而害怕地蜷缩起来的孩子，但是，进化却不会嘉奖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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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进化确实会嘉奖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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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恩·阿伦对此就颇有想法。她相信高度敏感性之所以会作为一种性状保留下来，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伴随这一特征出现的仔细和深思熟虑的性格特质。“‘敏感’或‘应激’这一类型可能会表现出‘三思而后行’的特点，”她写道，“从而会避免涉险、失败以及精力浪费，这就需要一个独特的神经系统以观察和检测到细微的差异。这是关于‘孤注一掷’还是‘三思而后行’的选择。相比之下，那个积极的策略（另一种类型）会被优先选择，即使是在信息不完整和带有随之而来的风险的情况下——通常不会考虑太多，因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并且‘机会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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