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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伦所认定的一部分敏感人群带有27种属性相关的性状，但并非全部如此。也许他们对光亮和噪音很敏感，但对咖啡或疼痛并不敏感；也许他们对感知方面的一切都不敏感，却是个深沉的思想者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也许他们压根儿都不是内向者——据阿伦统计，敏感人群中只有70%是内向者，而余下的30%是外向者（这组人比你认为的典型的外向者更关注他们的低潮和孤独）。阿伦推测，这是由于敏感性是作为一种生存策略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你需要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来让你的策略变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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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的这一观点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进化生物学家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为了适应一个特定的生态区位而进化的，而且对于这种生态区位来说存在一种最优行为准则，那些偏离这种最优准则的成员最终会濒临死亡。然而，研究发现，并不仅仅在人类中间存在“等待时机”和“说做就做”之分。在动物王国中，超过100个物种也大致可以进行这样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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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果蝇到家猫再到北美野山羊，从翻车鱼到灵长类的丛猴再到欧亚蜂鸟，科学家们发现很多物种中接近20%的成员是“慢性子”的，而其余80%则是不会去注意身边发生的一切就大胆去冒险的“急性子”。（有趣的是，如果你还记得卡根实验室里对高度应激婴儿的研究，数据表明也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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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急性子”和“慢性子”的动物一起参加聚会，进化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写道：“有些‘急性子’会因为喧闹的谈话而让别人觉得厌烦，而其他人则会抱着啤酒小声抱怨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慢性子’是腼腆、敏感类型的最佳代表。他们并不会在种群中称王称霸，却会观察到、注意到那些头领们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是聚会上聆听不到的讲着有趣故事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是会创造出新行为准则的发明家，而那些群体的头领却通过模仿他们的行为来盗取他们的发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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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或一档电视节目曾经讲述了一个关于动物性格的故事，称在动物世界里，腼腆是一种不得体的行为，而大胆是为了引起他人注意的行为（就像我们中间的果蝇）。威尔逊与阿伦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动物之所以可以共存，是因为他们有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每一种策略在不同的时间会取得不同的效果。这便是进化论中所谓的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即每一项特定的特征都不会是完全好或者完全不好的，这些特征是利与弊的结合体，根据环境的需要生存下来的价值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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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腼腆”的动物每餐的食量不大，对事物的需求较为广泛，这会节省自己的精力，总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观望，当捕食者来袭时往往能成功生还。而大胆的动物则会外出觅食，狼吞虎咽地进食食物链当中低级的食物，但当食物匮乏时，它们想要生存就面临更大的风险。威尔逊曾将一个金属罗网扔进满是小翻车鱼的池塘，他说这应该是一个令小鱼不安的事件，就像不明飞行物在地球着陆一样，那些大胆的小鱼会情不自禁地因为好奇而跑去查看——一股脑儿地冲进威尔逊所设的陷阱里。而那些腼腆的小鱼则明智地徘徊在池塘边缘，这就让威尔逊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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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威尔逊成功地用精心设计的罗网捕获了两种类型的小鱼之后，将他们带回他的实验室，那些大胆的小鱼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并且比那些腼腆的兄弟们提早整整5天开始进食。“在动物性格中，不存在单一的最优性，”威尔逊写道，“而是由自然选择维持下来的性格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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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进化论中权衡理论的例子是特立尼达孔雀鱼，这种孔雀鱼能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调整自己的性格来适应所生活的微气候环境。孔雀鱼的天敌是梭鱼。有些孔雀鱼生活的环境，比如上游是瀑布时，就不会有梭鱼的存在。如果你是一条生活在如此迷人之地的孔雀鱼，那你就可能会有一副大胆而无忧无虑的性子来适应这里甜蜜的生活。而如果情况刚好相反，你的孔雀鱼家族处于一个“糟糕的生活社区”，即位于瀑布的下游，那里自由穿梭的梭鱼像巡航舰一样来势汹汹，那你的性格就可能格外谨慎，以防备那些坏家伙的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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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些差异是遗传所得而非后天习得的，因此那些大胆的孔雀鱼的后代移居到危险的环境中依然会传承父辈大胆莽撞的性格——即使与它们谨慎的同伴相比，自己已然置身于严重不利的境地。虽然让它们的基因发生变异用不了太久，但那些生存下来的后代，往往也都是谨慎小心的类型。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发现梭鱼忽然不见了的谨慎的孔雀鱼身上，它们用了20年的时间才使后代进化成那些无忧无虑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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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理论似乎同样适用于人类。科学家们发现，游牧民族中那些遗传了某种与外向型相关的基因形式的人（尤其是探求新鲜的人），要比那些没有这种基因的人营养均衡。然而在定居人口中，那些携带了这种基因形式的人则会营养不良。那些让游牧民族足够勇猛地狩猎、保护牲畜不被袭击的性状，可能会阻碍那些久坐不动的活动，比如养殖、在市场售货，或者在学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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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这样来考虑权衡理论：外向者的性伴侣会比内向者要多——一种所有物种都想复制自我的好事——但他们却更有可能发生通奸情况，并且离婚也更为频繁，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外向者经常锻炼，而内向者却很少发生意外和创伤。外向者虽有更为广泛的社交支持网络，却更容易诱发犯罪。正如荣格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对两种类型所进行的推测一样：“一个有较高生育率的人（外向者），在防御方面能力较差，个人的寿命也较短；而另外一个（内向者）会用多种自我保护手段武装自己的人，生育率会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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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权衡理论适用于整个生物界。进化生物学家往往赞同个人一心想要复制自己基因的观点，那种种群之中包括个人性状可以促进群体生存的观点争议颇大，如果不久前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很有可能被踢出学术界。然而这种观点已经慢慢被广泛接受了。有的科学家甚至推测，性状的进化基础（例如敏感）是一种对于同种族，尤其是家族成员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出的强烈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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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你并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正如阿伦解释的，在动物群体中，群体的生存依赖于那些敏感成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试想在一群吃草的羚羊中……总会有那么几只时不时停下来，用它们敏锐的感觉去观察周围有没有捕食者出现。”阿伦在书中写道，“有这类敏感而警觉的成员存在的群体会生存得更好，从而继续繁衍下去，于是在群体中又会有新的敏感个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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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动物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需要我们的埃莉诺·罗斯福，正如一群羚羊需要那些敏感的成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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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动物种群除了“腼腆”与“大胆”、“急性子”与“慢性子”之外，生物学家有时也会用“鹰派”和“鸽派”对某一物种进行分类。比如，大山雀鸟中有些比较好斗的个体，这个例子常常出现在国际关系学课堂上作为案例分析。这种鸟以山毛榉坚果为食，在那些坚果匮乏的时候，正如你所想象的，那些“鹰派”的雌鸟在食物竞争中独领风骚，因为它们很快进入了抢夺坚果的决斗之中。然而在山毛榉坚果丰收的季节里，那些“鸽派”的雌鸟会获得更优质的食物——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鸽派”的雌鸟往往都是好妈妈——它们在坚果大战中表现得要比“鹰派”雌鸟好，因为那些“鹰派”雌鸟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食物稀缺季节的坚果争夺战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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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大山雀雄鸟来说，情况刚好相反。这是由于雄鸟在生活中的任务不是寻找食物，而是守卫领土。在食物稀缺的季节，很多大山雀鸟因饥饿而死去，丛林中就有了充足的空间。而这些“鹰派”的雄鸟，在坚果丰收的季节就陷进了同“鹰派”雌鸟同样的陷阱之中——它们抖擞羽毛开始战斗，在每一场血战中浪费了宝贵的资源。然而在好的时节，当筑巢领土之战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些“鹰派”的雄鸟就因为之前的争斗退出了有利的竞争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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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或者恐慌年代——相当于对大山雀雌鸟而言的坚果稀缺季节——我们所需要的似乎就是那种好斗的英雄。但是如果人类全部都是武士，那没有人会注意到那些悄无声息蔓延的潜在致命威胁，比如病毒性疾病或者气候变化，更不用说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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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引领了长达数十年的运动，以唤起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关注。很多方面的证据都可以证实，戈尔是个内向者。“如果一个内向者出现在一个上百人的记者招待会或会议上，那么他的表现会比实际的水平低。”戈尔的前助理说，“戈尔在每次会议结束之后都需要休息。”戈尔承认，他的技能对政治演说和演讲毫无用处。“大多数政治人物会从热烈的欢迎、握手中获得能量，”戈尔说，“而我的能量则需要从对问题的探讨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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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将对于思考的热情和对于细微之处的关注结合起来——两者皆为内向者的共同特征——你就会获得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1968年，当戈尔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时，他选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海洋学教授的课，课上教授讲述了燃烧化石燃料引发温室效应的一些早期证据。戈尔竖起耳朵，认认真真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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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努力告诉别人他所知道的这一切，但是他发现没有人在意，仿佛他们压根儿听不到正在他们耳边敲响的警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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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我进入国会的时候，我帮助组织了第一次关于全球变暖的听证会”，他的话让人回想起奥斯卡获奖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影片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一幕场景，是戈尔孤独地拉着他的行李箱穿过午夜机场的身影。戈尔真正感觉困惑的是居然没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我确实以为并且确信这个故事足以引起国会对这个问题态度上的巨大变化。我以为他们会觉得震惊，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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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戈尔那时了解卡根和阿伦的研究，或许他对同事们的反应就不那么意外了。他甚至会用他对人格心理学的领悟来促使他们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国会，他倒是可以大胆地假设，是由全美最不敏感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如果曾经是卡根实验中的孩子，那么他们应该就是那些见到奇装异服的小丑和戴着防毒面罩的陌生女人都不会多看一眼的类型。还记得卡根实验里内向的汤姆和外向的拉尔夫吗？是的，参与国会的都像拉尔夫——国会就是为拉尔夫这类人而设计的。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汤姆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计划宣传和以游说为名的闲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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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拉尔夫类型的人成为国会议员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精力充沛，无所畏惧，有说服力，但他们可能不会因为一张遥远冰川上出现裂缝的照片而有所警觉。他们需要一些更强烈的刺激来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就是为什么戈尔最终会同具有广泛影响的好莱坞联手来发布自己的信息，因为好莱坞能把他的警示包装成具有特殊效应的影像作品，于是便有了这部《难以忽视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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