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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者和外向者对于彼此之间解决分歧的方式也感到互相不理解。我有一个总是穿着考究的客户，她是一名律师名叫西莉亚。她很想离婚，但又怕自己丈夫知道她有这个想法。她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决定，但是她知道丈夫一定会求她留下，她也会因为愧疚而崩溃。总之，西莉亚希望用一种伤害性小的方式对丈夫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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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模拟一下他们的对话，我来扮演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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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结束这场婚姻，”西莉亚说道，“我的意思是，现在离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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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去维系我们之间的一切了，”我恳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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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莉亚想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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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了，我觉得离婚才是我们彼此之间最好的选择。”她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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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改变主意呢？”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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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了。”西莉亚冷漠地复述着我们之前商量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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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去体会她的丈夫会是什么感受，我有点懵了。她简直就是在生搬硬套我们的台词，声音毫无感情色彩，而且如此冷静。想想看，她竟然要跟我离婚——我可是她同床共枕了11年的丈夫！她一点儿都不在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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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西莉亚再试一次，这一次要在声音里带上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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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行，”她说，“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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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她做到了。“我想要结束这场婚姻。”她重复道，她的声音哽咽着，悲伤满溢，然后她开始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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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莉亚的问题并不是缺乏感情色彩，而是怎样能在不失控的情况下表现出她的情感。她拿了一张面巾纸擦了擦眼泪，很快就恢复了状态，重新回到清晰、冷静的律师模式。她已经达到了那两种状态——压倒性的情绪或超然的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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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会讲述西莉亚的故事，是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她很像埃米莉，很像我采访过的很多内向者。虽然埃米莉同格雷格聊的不是离婚，而是那些烦人的聚会，但是她的交流风格却和西莉亚如出一辙。当她同格雷格有所争执时，她的声音会变得又轻又平淡，她的态度似乎稍稍带着距离感。其实她这样做是为了将挑衅的情绪降到最低——埃米莉面对别人发火时会感到非常不安——表面上看起来她的情绪的确低了。与此同时，格里格则正好相反，他会提高嗓门，用声音来作战，这意味着他更想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埃米莉越让步，就越孤独，然后觉得受伤，继而格雷格会更加愤怒；他越生气，埃米莉就越觉得受伤，越觉得反感，继而进一步退让。很快，他们就被禁锢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原因是夫妻双方都觉得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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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熟悉性格和冲突解决方式之间关联的人而言，这个动态博弈过程恐怕都不陌生。正如男人和女人解决纠纷的方式大不相同一样，内向者和外向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大相径庭；研究显示，前者往往是冲突逃避者，后者则是“对抗者”，他们对于面前的分歧，甚至是争论都会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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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截然相反，因此他们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如果埃米莉不那么介意冲突，她可能就不会对格雷格那种劈头盖脸的方式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果格雷格的性情稍微温和一点，也许他就会欣赏埃米莉的这种“救火”的方式。如果人们面对冲突问题时能用兼容性方式的话，分歧就很有可能成为彼此确认对方观点的机会。然而，格雷格和埃米莉似乎在每次争吵的时候，对彼此的方式都了解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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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爱会不会因此而缩水，或者说至少在争吵的时候会不再喜欢对方？心理学家威廉·格拉齐亚诺进行了一项启发性实验，结果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格拉齐亚诺将61名男生分成几支球队，模拟一场足球赛。一半的参与者被分配到一个合作性质的友谊赛中，并被灌输“足球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要想赢得一场足球赛，球队成员就要相互配合”的观念。另一半学生则被分配到一场强调球队之间竞争的比赛中。每个学生都会看到一组幻灯片和制作好的队友和对手的履历，然后他们要对其他的队员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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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的差异在这期间就非常明显了。被分配在合作友谊赛中的内向者为所有队员的打分——不只是他们的对手，还包括他们的队友——要比那些分配在竞争赛中的内向者所打的分数要高一些。外向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在被分配到竞争组时的打分更高。这些结果显示了一些很重要的规律：内向者喜欢在友好的情境下认识的朋友，外向者则喜欢在竞争中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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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针对中风病人在康复训练中与机器人互动的研究，也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果。内向患者在与那些讲话舒缓而温柔的机器人的互动中表现得更好，而且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互动，这些机器人会说“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很难，但是请记住，这是为了你好”，还会说“做得很好，继续加油”。而对于外向者来说，情况也刚好相反，他们会在那些支持性和积极的语言督促下更加努力，比如“你能比这做得更好，我知道你可以！”或者是用那种严苛的口气说“专心做你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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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格雷格和埃米莉必须面对一个有趣的挑战。如果格雷格更喜欢那种强悍或带有竞争性行为的人，埃米莉喜欢那种温柔而和悦的人，那么他们之间对于聚会这一僵局要如何以一种相爱的方式达成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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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在一项研究中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这项研究不是针对性格截然相反的夫妻，而是针对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协商者——例如，亚洲人和以色列人。76名来自香港和以色列的MBA学生参加了这项实验，他们想象自己会在几个月内结婚，因此要同一家餐饮公司协商安排好婚宴。这个协商是通过视频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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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生在视频中见到的经理非常友好，他们面带笑容；其他的学生在视频中见到的经理却易怒而充满敌意。但是餐饮服务商的信息在这两个案例中是相同的。因为还有一对新人也会在同一天完婚，所以价格有所上涨。你会接受，还是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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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来自香港和来自以色列的学生对此事的反应完全不同。亚洲人接受来自一个友善的经理的提案的可能性更高；仅有14%的人愿意同那些难相处的经理合作，而71%的人愿意接受服务态度好一些的餐厅提案。但是，以色列人接受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基本相同。换言之，同亚洲人之间的协商，态度同物质一样重要，而以色列人更关注传递的信息，不会因为对方表现出的态度是否和善而有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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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鲜明差异的解释，与这两种文化如何定义“尊重”有关。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提到的，很多亚洲人通过冲突最小化来表现自尊。研究人员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会把‘分歧’视为无礼的标志，反而把它当成对方对此是关心的，并且是热情投入其中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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