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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能学习过程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先解决一种现象，即哇塞效应（Holy Shit Effect，缩写HSE），意思是当人才突然从天而降时，人们产生的一种强烈而复杂的情感：怀疑、崇拜、以及妒忌（顺序不分先后）。听帕瓦罗蒂演唱时，或观看威利·梅斯（Willie Mays）打棒球时，人们不会产生哇塞效应——因为他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轻松地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异于常人。哇塞效应是那种看到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却才华盖世时产生的感受。看见邻街那个傻孩子突然成了著名摇滚乐队的主吉他手，或是看见自家孩子对微分学熟练到令人费解时，心底产生的那种讶异，同时还有点隐隐作痛。“那才能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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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温床之旅让我对哇塞效应有了透彻的了解。一开始，我看到一群年幼可爱的孩子慢吞吞地来上课，背着他们可爱的棒球棒和迷你小提琴，笨手笨脚地练习技能，惹人爱怜。他们就跟你想象中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乏善可陈。然后，最小的孩子走了，稍长的孩子开始出现，我目睹了一场技能的飞跃。在一个人才温床待几天，就像穿过了一组西洋镜，我看到了逐渐进化的物种：少年班（真棒），青少年班（哇噻），最后是青年班，他们是真正的伶盗龙（大吃一惊）。相邻年龄段的小组之间的进步令人难以想象，他们比前一组更快、更强，更加光芒四射。看着这些变化，就像看着一只可爱的壁虎蜥蜴突变成一只淌着口水的暴龙：尽管知道这中间相关的理论，但是那不会阻止你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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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哇塞效应只有单向运作。观察者瞠目结舌，甚至困惑不解，而人才却泰然自若，甚至无动于衷。这面魔镜照出来的并不仅是双方不同的印象而已——观察者的故意天真和人才过分的自谦。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什么，竟能造成两个如此大相径庭的现实？这些人看上去和常人无异，怎么会突然变得才华横溢，甚至还对自己的才华一无所知？想知道答案，来看一位失败的数学老师的例子，他的名字叫阿德里安·德格鲁特（Adriaan Dingemande G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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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鲁特出生于1914年，是一位荷兰心理学家，空闲时喜欢下国际象棋。他在自己所在的国际象棋俱乐部里体验了一把哇塞效应。那家俱乐部里有几位队员与他年龄差不多，身世背景也类似，但是却拥有骄人的战绩。他们就像暴龙选手，蒙着眼睛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一次打败十位对手。就像数十年后的安德斯·埃里克森，德格鲁特为自己的失败困惑不已，这引得他去思考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家伙如此出色。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释是无可争议的。优秀的棋手拥有图像记忆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分析战局和谋划战略。象棋高手们的成功是因为上天陚予他们大炮一般的认知能力，而普通人则只能凑合着用玩具气枪。但是德格鲁特不买这个理论的账；他要找出更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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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查比较，他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象棋高手，也有普通的棋手。德格鲁特根据一场实际比赛摆了一个棋局，棋手们只有5秒钟时间看盘，然后便要求他们复盘。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高手的复盘准确性比普通棋手高四五倍（世界级的棋手几乎能百分之百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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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德格鲁特做了一件聪明事，他不再根据真实的国际象棋比赛情况摆棋局，而是将棋子随意放置在棋盘上，重新测试。突然之间，高手们的优势不复存在。他们的得分不比其他棋手好多少；有一位高手甚至都比不上新手。优秀的棋手们并没有图像记忆能力；一旦这个游戏跟国际象棋无关，他们的才能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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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鲁特继续解释，第一次测试中，高手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棋子，而是认出了棋谱。新手看到的是一个个打乱的字母似的棋子，而高手正把这些“字母”组成国际象棋语言中的词、句子和段落。而当棋子随意摆放时，高手们不知所措了——倒不是他们突然之间变笨了，而是他们的分组战略突然没了用武之地。哇塞效应消失了。国际象棋暴龙选手和普通棋手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大炮和玩具气枪的差别。这是组织的差别，是懂这种语言与不懂这种语言之间的差别。或者换种方式来说，是一位老资格的棒球迷（一眼就能看清整场比赛，跑垒员在三垒，两已出局，第七局快结束了）和第一次看比赛的菜鸟（眯着眼瞧半天仍然一头雾水）之间的差别。技能包括辨识重要组成元素，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框架的能力。心理学家们称这种组织能力为组块（chu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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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秘技第一式：组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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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理解精深练习就是构建神经回路，并使之裹上绝缘体。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怎么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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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练习有点像在一间不熟悉的黑屋子里摸索。起步很慢，常常会撞到家具；停下思考，再重新开始。动作缓慢，还有点痛苦。你在这个房间里摸索了一遍又一遍，犯了很多错误，每次都会更深入一点，在大脑中画出房间的地图，直到能够在里面无障碍地快速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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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在本能地进行这种练习。学习技能过程中放慢脚步，把它分解成一个个的元素，这种方法非常普遍。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从家长和教练那里听到了不下上亿次，来来回回总是老调子“别急，一步一步来”。但是在访问人才温床之前，我不知道如此简单的一个策略竟然是如此有效。在我访问的人才温床里，这个策略被分成三步。第一步，技能学习者整体了解一项任务——一个大组块，巨大的回路。第二步，尽可能把它分解成最基础的组块。第三步，花时间用慢动作练习，再加速，以了解其内在的结构。下面我们将一步步介绍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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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吸收 指花时间观察或倾听你想学的技能，比如一首曲子、一个动作、挥杆击球，而且是以连贯的实体形式，基本上相当于在脑中把技能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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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来就在模仿中学习。”模仿可以是无意识中进行的。我在加州遇见了一位8岁的网球选手，名叫卡罗琳·谢，她是美国该年龄段排名最高的球手之一。谢参加了一场网球神童比赛，一切都很普通，除了她不用该年龄段球手惯常的双手反手击球，而是用单手反手击球，动作酷似天王费德勒。不只有点像，而是一模一样，还有费德勒的代表动作——如斗牛士般在结束时低头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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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怎么学会那种手法的。“我不知道，”她说，“我就是学会了。”我向她的教练请教：他也不知道。后来卡罗琳的母亲李平提到，她们家每个人都是费德勒的粉丝；观看了几乎所有他的比赛录像。特别是卡罗琳，一有空就看。可以说，年纪轻轻就看过几万次费德勒如何反手击球。看多了之后，无意识中她就领会了这个动作的精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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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雷·赖蒙堂（Lay LaMontagne），他是缅因州刘易斯顿一家鞋厂的工人。他22岁那年突发奇想，认为自己应该做一名歌手兼作曲家。赖蒙堂没有接触过多少音乐方面的知识，也没有钱，于是他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学习方法：买回了数十盘唱片专辑，有斯蒂芬·斯蒂尔斯（Stephen Stills）、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艾尔·格林（Al Green）、伊塔·詹姆斯（Etta James）、雷·査尔斯（Ray Charles），然后闭关练习。两年时间。每天他都花几个小时练习跟唱。朋友们以为他已经离开了小镇；邻居则以为他要不是疯了，要不就是把自己锁在了一个音乐时间机器里——一定意义上说，他确实将自己锁进了音乐时间机器。“我知道自己唱得不对，就一遍又一遍地唱，喉咙一直是哑的。”赖蒙堂说，“我练了很久，终于知道了怎么用腹部唱歌。”8年后，赖蒙堂的第一张专辑卖了近50万张。主要卖点就是他那充满感情的嗓音。《滚石》杂志评价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教堂里的赞美诗，而听众则误认为是奥蒂斯·雷丁和艾尔·格林的声音。大家都认同，赖蒙堂的声音得天独厚。但真正得天独厚的，也许是他塑造那种声线的练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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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成效的模仿来自莫斯科斯巴达网球俱乐部。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垃圾场里，人才如火山爆发：库尔尼科娃，萨芬，米斯金娜，德门蒂耶娃，萨芬娜，尤兹尼和图萨诺夫——总而言之，2005年至2007年之间排名前20位的女选手比整个美国都多，男队中一半选手赢了2006年戴维斯杯网球赛。对于只有一个室内场地的俱乐部来说，战绩不错吧！我在2007年12月前往访问之际，觉得该俱乐部像极了电影《疯狂的麦克斯》中的场景：简陋的棚屋，油光闪闪的泥水坑，四周的森林里有许多大狗，饥肠辘辘，动作敏捷，令人生畏。走近一些，我可以透过朦胧的塑料布看见有身影在动，却没听到网球拍触球时特有的那种呼呼的响声。进去后我发现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在挥拍，但是没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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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人们称之为“模拟击球”（imitatsiya）——一起用慢动作迎击想象中的网球。斯巴达的所有球员，从最年轻的球员到职业球员，都要进行这项练习。他们的教练今年77岁，是一位脸上洋溢着笑容，饱经沧桑的女子，名叫拉里莎·普列阿布拉仁斯卡娅（Larisa Preobrazhenskaya）。她漫步于训练场上，把住球员们的臂膀，带着这些纤细的手臂缓慢地击球。拉里莎不时地打断他们的练习动作，让他们放慢速度，一次又一次重复那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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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技巧。这是拉里莎实施的铁腕政策：她的学生在头3年的训练时间内都不许参加任何锦标赛。我无法想象这项原则可以在美国父母那里通过，可是没有一位俄罗斯家长产生丝毫的质疑。“技巧就是一切，”拉里莎后来告诉我。“没有掌握技术就开始比赛，那是大错误。很大很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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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组块 在我访问过的人才温床中，纽约北部的草山音乐学校（Meadowmount School of Music）最好地展示了这一过程。草山距曼哈顿北部5小时车程，位于阿迪朗达克山的一片绿色草坪上。创始人是著名的小提琴老师伊凡·加拉米安（Ivan Galamian）。他选址于此的原因，也正是纽约州大部分监狱建造与此的原因：地处偏僻，房价低廉，并且极其平静（加拉米安一开始安营在伊丽莎白镇附近，但他觉得当地的女孩过于美丽，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特别是他和当地一位女孩结了婚，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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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原来由几间小木屋和一所老房子组成，没有水电，不通电视和电话。自那以后，也没有多大变化。整个场地虽然可爱，却非常简朴：学生睡在艰苦的宿舍里，单人练习室摇摇欲坠，用树桩和煤渣砖支撑着，有时候用的是从附近汽车里拿的千斤顶。然而，草山由于校友们（马友友，祖克曼，约夏·贝尔以及帕尔曼）的传奇故事而变得令人向往。其核心本质就是一个简单的等式，事实上已经成了学校的理念，即：大多数学生会在七周之内达到一年的训练效果，学习速度提高约5倍。学生们虽然都非常清楚学习效率提高了，但对此的理解却不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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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那女孩真叫一个绝！”16岁的大卫·拉莫斯（David Ramos）指着蒂娜·陈说。这位中国学生最近在草山夜间音乐会上演奏了一曲科恩戈尔德小提琴协奏曲。拉莫斯的声音突然放低，变成了窃窃私语。“她说她学了三个星期——但别人告诉我，她实际上只练了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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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战绩在草山司空见惯，部分原因是教师采取了分解到极致的训练方法。学生们把每小节的乐谱剪成长条状，塞进信封里，然后随机抽出。接着他们把那些纸条上的乐谱通过改变节奏拆解成更小的片段。比如，他们在演奏有难度的章节时会放慢节奏（马蹄声音——哒-哒，哒-哒）。这种方式要求乐手迅速把两个音符连结成调，然后在下面两个音符连结之前填上剩余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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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练习 在草山，刺耳的爆音会被拉长为鲸鱼的叫声。有位教师的经验法则是，如果路人辨认出了练习的曲子，那么他的练习方法就不正确。音乐训练营的主任欧文·卡尔曼（Owen Carman）上课时，会花上3个小时仅仅教一页乐谱。新来的学生说，他们的练习速度比以前慢了3至5倍。但是等练完之后，他们已经能够完美地演奏这一页的曲子了；不然，要想获得显著进步需要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的浅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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