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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它？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不喜欢它。男孩子每天都可以刷围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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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给出了一种看待这件事情的新视角。本不嚼他的苹果了。汤姆优雅地来回刷着，一会走远看看效果，随意地在某个地方加上一刷子，又评论一下粉刷效果。本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兴头越来越大，越来越陶醉。不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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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汤姆，让我刷两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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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想了想，打算同意；但他又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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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本，可能不行。你知道吗，波莉姨妈对这个围栏的粉刷要求可严了，特别是朝街的这一面。不过要是围栏背面，我是不介意的，她也不会。她对这围栏的要求太可怕了；得非常非常小心；我觉得一千个孩子，不，两千个孩子里面也挑不出一个人可以做到她要求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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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本的激情被点燃了，刷围栏的动力传播开来，结果汤姆开心地看着邻居小孩们拿东西乞求跟他交换刷围栏的机会。尽管这可能只是小说中的情节，但是这段文字展现了各种激发人们热情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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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内容包含了三个激情的例子：韩国和俄罗斯的运动员，中长跑运动员，以及乐器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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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我们能指出的第一点是，他们的激情点燃过程是被动的。看起来像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每一个例子里，人们都是对某个信号产生了一种反应，这个信号以一种图像的形式出现：一位比自己年长的同胞取得了胜利，一位中长跑运动员同行打破了记录，老师身上呈现出的一种神秘能力。问题是，这些信号有什么共同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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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每个信号都与身份和群体有关。每个信号都相当于一盏闪烁的灯，指引人们前进：那些人在做超级有意义的事情。总之，每个信号都是对未来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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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归属感是少数几个原始信号之一：简单而且直接，启动内置在人类体内的激情开关，集中精力，关注一个目标。直觉告诉我们，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毕竟，人们都会因为自己与一个成就非凡的群体有联系而感到心潮澎湃。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激励是如此隐秘，并且如此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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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渴望融入群体的一种生物，”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杰夫·科恩（Geoff Cohen）博士说，“一切事情都依靠集体合作和共同投入。当得到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应该把自己与这群人联系起来时，它就像微力扳机，就像开启一盏电灯。完成某项事业所需的能力早已存在，而此时更是豪情万丈地投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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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一个在人才温床观察到的奇怪模式请教了巴特克斯：它们往往是些破烂不堪的地方，一点都不具有吸引力。如果用魔法把我访问过的所有人才温床的训练场地拼在一起——仿佛一个超级人才温床——那么那片地方会像一个棚户区。建筑物是临时搭建的，屋顶是油毡铺的，墙壁未经粉刷，地面杂草丛生，坑坑洼洼。这么多的人才温床都是如此乱糟糟的环境，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看到的人才孵化器那种破旧简陋的状态与它们培养出来的光鲜人才之间是有联系的。巴特克斯认为确实如此，而且随口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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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处轻松愉快的环境，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停止努力。”巴特克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人们发现环境很艰苦，马上受到激励。一座管理完善的豪华网球学校给了学员一种豪华未来的体验——当然也就被反向激励了，那是无法避免的。”几年前，一位名叫格雷格·沃尔顿（Greg Walton）的自动化研究人员尝试来打开人们的动机金库。他召集了一群耶鲁新生，让他们阅读一堆内容庞杂、无关痛痒的杂文，其中一篇是一位名叫内森·杰克逊的学生的自述文章，只有一页内容。杰克逊的故事很简单：他考上了大学，没有明确的职业追求。后来他喜欢上了数学，现在一所大学的数学系里开心地工作。这篇故事简单地介绍了杰克逊的个人背景：家乡、教育背景、出生日期。文章毫无特色，读完即忘——除了一个小细节：半数学生看到的内森·杰克逊的出生日期，和他们自己完全一样。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沃尔顿测试了这群学生对数学的态度，并且测量了他们愿意花在一道数学难题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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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来后，沃尔顿发现生日匹配的那个组拥有明显积极的态度，在那道难题上坚持的时间也更久，超过65%。而且那些学生并没有意识到任何变化。用沃尔顿的话说，生日巧合的影响“是在潜意识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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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独自在房间里参加测试。门是锁着的；与社会隔绝；然而（生日关联）对他们是有意义的，”沃尔顿说，“他们不再孤独。对数学的热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是我们在做这道题目，而不仅仅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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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心理学家（或是营销人员等任何试图影响他人行为的人）主动地操纵，还是仅出于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影响，当信号传达到潜意识，扣动的扳机就会导致出人意料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长岛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文·艾森斯塔德（Marvin Eisenstadt）追踪了在《大英百科全书》上能占到半页版面的每一位名人的家族史。马文对动机本身不感兴趣；他只是为了验证之前提出的理论：人才和精神病人与早年失去单亲或父母双亡之间的关系，结果却间接地论证了动机和父母早亡之间的关系。他收集了573名实验对象，涵盖了荷马到约翰·肯尼迪等各行各业的名人，其中有作家、科学家、政治领袖、作曲家、军人、哲学家、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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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群各有建树的名人中，经历了父母早亡的人比比皆是。早年失去了父母的政治领袖包括凯撒（父亲，15岁），拿破仑（父亲，15岁），林肯（母亲，9岁），列宁（父亲，15岁），希特勒（父亲，13岁），圣雄甘地（父亲，15岁），斯大林（父亲，11岁），以及克林顿（父亲，婴儿）。名单上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包括哥白尼（父亲，10岁），牛顿（父亲，在出生之前），达尔文（母亲，8岁），但丁（母亲，6岁），米开朗基罗（母亲，6岁），巴赫（父母亲，9岁），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15岁），拜伦（父亲，3岁），艾默生（父亲，8岁），尼采（父亲，4岁），勃朗特三姐妹（母亲，分别在5岁、3岁、1岁），还有马克·吐温（父亲，11岁）。这群名人失去双亲中某一位的平均年龄为13.9岁，对照组则为19.6岁。总之，这份清单深刻而且覆盖广泛，足以证明1978年法国的一项研究提出的问题：这个世界是否由孤儿统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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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中，基因无法解释这些世界一流的成就，因为这个清单上的人由共同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这些经历与染色体无关。但是，当我们把失去父母看作一个触发动机扳机的信号时，这种关联变得清晰起来。丧父或者丧母是一个原始信号：生活不再安全。你不必成为心理学家，也会欣赏由于缺乏安全感而激发出来的能量储备；你也不必是达尔文主义理论家，也会欣赏这种反应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这个信号可以改变孩子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给自己定位，激发和引导自己的大脑去解决危险，处理生命中的可能性。正如基思·西门顿（Keith Simonton）在《天才起源》（Origins of Genius）中提到的，对于父母死亡，“如此不利的事件造就了人格的健全发展，剽悍到使他们足以克服拦在成功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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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假设艾森斯塔德名单上的许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都完成了必要的1万小时的精深练习，他们身上的激情生物机理就更加明显了。早年丧父或丧母并没有给他们才能；而是一个原始信号——生活不再安全，这开启了古老的自我保护的进化开关，从而让他们倾入时间和精力去耕耘事业，所以在数年时间里，他们一步又一步地养成了各自的才能，一层又一层地包裹上了绝缘体。这么看，艾森斯塔德名单上的超级名人并非天赋异禀，并非人类中的统计异常值，而是统治所有人的普遍原则的逻辑外延，（1）才能需要精深练习；（2）精深练习需要充分的能量；（3）某些信号会触发巨大能量的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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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朋友的孩子们中间做了一次非常不科学的调查。有个推论似乎成立：年纪最小的孩子往往走得最快。我稍微扩大了样本，结果更加有趣了。以下是百米短跑世界纪录保持者在家庭里的出生顺序，排在第一位的是最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随后是前世界纪录保持者，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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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塞恩·博尔特（3个孩子，排行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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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萨法·鲍威尔（6个孩子，排行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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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斯汀·加特林（4个孩子，排行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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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里斯·格林（4个孩子，排行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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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诺万·贝利（3个孩子，排行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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