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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去除这些污点却最终把问题变得更糟，这一事实是有其深层原因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更加努力，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它并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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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如何让收获多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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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练习。当某件事情很重要时，我们通常都想要准备得更充分、更彻底一些，但是不停地演习彩排，可能会局限我们看问题、做事情的角度，从而扼杀了无限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喜欢在自己的乐队完全熟悉曲目之前就进行歌曲录制。他表示：“如果人们太过熟悉自己负责的部分，那么他们会有意识地去表演作秀而不是自然率真地展现音乐。”当他听说自己的乐队将在录音室现场灌录唱片时，虽然他们还没经过彩排，但他仍高兴地举起双手表示：“这太棒了。如果乐队对这首歌的熟悉度但凡比现在好那么一点，结果只会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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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速度。人们认为正确锻炼的唯一方法就是全速前进。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我们高估了快速奔跑所能消耗的热量——并低估了慢跑所发挥的巨大作用。③遗憾的是，许多人因为自身跑不快而放弃运动，他们并不知道慢跑对他们的身体更有益。相同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你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高估了速度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将速度等同于努力。然而匆忙使我们疲倦，让我们错失无限的可能性。最好的办法是试着放慢速度，随后去观察你能付出多少并从中收获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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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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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使问题变得更糟？当然不全是，但努力肯定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激励+努力=更好的结果”是个经常被误用的激励公式，事实上当你走入问题误区时，这样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努力甚至会变成通向成功道路上的障碍和威胁，让问题变得更糟。正确地分析问题，放慢速度，边做边完善解决方法比一味蛮干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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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会有办法：用逆向思维解决难题 第五章 群体偏好扼杀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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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都决定乘车前往阿比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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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代美国陆军军官看完一部军队管理训练视频后所面对的古怪问题。视频里，一家人在炎热的夏天围坐在门前。家庭成员们接二连三地抱怨：“我觉得好无聊”，“我也觉得好无聊”。为了摆脱消沉的气氛，家人们决定前往公共汽车站。他们打算坐公共汽车前往阿比林。当他们到达车站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想去阿比林。”接着另一个人说：“我也不想去，我以为你想去那里。”随后家庭成员都袒露了相同的想法。很显然，家庭中没有成员真的想去阿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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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观看视频的军官而言，有些人已经被迫观看了好几遍。这个简短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是用来警醒他们如何做出团队决策的。一群理性的人有时会做出愚蠢且不合理的决定。一群人可以一致同意一项他们作为独立个体时都不会赞成的决定。一群人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成员能力的叠加，有时它可能比个体所拥有的能力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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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视频中的故事深深地印刻在那些军官的记忆里，每当他们看见有小组倾向于做出糟糕的决定时，他们的脑海中会立即闪现这个故事。事实上，他们只需说“我觉得我们都想要乘公共汽车去阿比林”这句话就能使战友们冷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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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闪闪发光的诞生了许多重大决定的会议桌周围为什么要放置许多把椅子？原因就在于：我们相信越多越好。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导。没有人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尽可能少的人来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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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群人也将遭受一个单独个体所面临的限制。如果个体容易将目光集中于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方法上，那么一群人也会有这样的特点。事实上，一群人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因为它集合了所有人对于问题的某个方面的关注，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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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明确地警告计算机工业：“为已经拖延的项目增派人手只会让它拖得更久。”这个事实适用于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面对问题，你通过增派人手的方式是无法得出解决方法的。你会发现人越多问题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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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瑟琳·博姆坎普还是高中生时，她会长时间待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候诊区。当她的父亲，一名残疾的退伍军人在接受治疗时，她会与那些等待医生治疗的伤员聊天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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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她可不是为了听到那句“我很好”，相反她是想要知道他们真实的感受。她询问他们的伤情、康复情况、承受的痛苦经历以及急需的帮助。大部分人尽量避免询问他们的痛苦伤情，但是凯瑟琳选择了直接询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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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足够勇敢地去询问这些问题，并毫不畏惧地去聆听他们的回答。她所面对的士兵刚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回来，他们的伤情大多极为严重。通过让士兵们向她吐露他们所遭受的一切挣扎和困苦，她在心理和生理方面不断支持关心着他们，做得比她能想象到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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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历令人心碎和动容。但在聆听了许多士兵们共同的担忧后，凯瑟琳想要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提供一双富有同情心的耳朵。她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来切实地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四肢的士兵，让他们的现状得到改变。这些士兵不约而同地反复对她提及：他们感到最痛苦、最恐惧、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幻肢痛。凯瑟琳表示：“当他们告诉我自己的故事时，幻肢痛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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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会控制四肢。即使四肢被切除后，大脑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发出信号来指挥早已不存在的四肢。由于指令失败，大脑会产生真实的疼痛感，试图再次连接早已不存在的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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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告诉她，医生对于幻肢痛的治疗手法就是给他们开些药物——抗精神病药和巴比妥类镇静药物。凯瑟琳从士兵的叙述以及自己查阅的相关资料中总结分析，她意识到虽然那些药物能缓解幻肢痛，但它们同时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抗精神病药物会使得许多士兵感到全身无力、昏昏欲睡，他们将面临更多的问题。而巴比妥类镇静药物会使士兵们形成对药物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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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说：“这些士兵为了国家失去了健全的身体。我们非但没有去帮助他们，相反却让他们吃那些会给他们造成更多问题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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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不能理解这背后的基本逻辑。一名失去脚的士兵不需要一粒改变大脑与身体互动方式的药片——他需要的是一种能直接治愈伤处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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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不明白为什么如此迫切而又重要的苦恼会被置之不理，只得到如此随意的对待。她觉得一定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法——它的益处多过副作用。为什么沃尔特·里德和其他治疗退伍士兵的医院的医生无法想出更好的治疗方法呢？大学里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人员在哪里呢？医疗器械公司在哪里呢？拥有200万士兵的军队情报部门又在哪里呢？当众多的士兵急需科学技术来渡过难关时，这些人为什么不能想出更好的治疗方法？毫无疑问，他们非常了解幻肢痛这种疾病。但是他们却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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