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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开创性的实验首次证明了，导致绝望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你认为自己无法控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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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坐在与马丁·塞利格曼办公室只隔几个门的研究生隔间里，阅读了这个关于习得性无助的实验。我很快就看到了我的早期经验与这个实验的相似之处：第一次神经生物学测验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痛苦，我努力改善我的处境，但在期中考试中，我又被“电击”了一次；“穿梭箱”是那个学期剩下的日子。我真的对改变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吗？毕竟，我的直接经验表明，两个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将有第三个紧随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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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会像其中的几只小狗一样，尽管对不可控制的疼痛有着近期记忆，但还是没有完全丧失希望？我会认为先前的痛苦是由将来可避免的特定错误导致的吗？我会把我的注意力扩展到超越最近的过去，想起我曾多次摆脱失败并最终制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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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的行为就像马丁和史提夫研究中那1/3坚韧不拔的小狗一样——我再次站起来，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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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1964年塞利格曼实验后的十多年里，更多的实验显示，对痛苦的不可控会让人出现临床抑郁症的症状，包括食欲和体力活动的变化、睡眠问题，以及难以集中精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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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利格曼和史提夫首次提出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理论被同行认为是彻头彻尾的谬论。当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即小狗可能也会有思想，而且它们的想法会影响其行为。事实上，当时很少有心理学家对人类有想法，且想法会影响其行为的可能性有过思考。传统心理学认为，所有动物只是机械地对惩罚和奖励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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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各种实验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排除了每一种可能的替代性解释之后，科学界终于被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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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塞利格曼在对无法控制的压力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研究之后，他对这个领域有了更多的兴趣。同时，他决定再度深造，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他选择投到艾伦·贝克的门下——贝克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在对抑郁根源和现实对策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堪称业界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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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接下来对习得性无助的反面进行了探索，即习得性乐观。塞利格曼通过研究发现，当2/3的小狗在经历了无法控制的电击后，放弃了自救的尝试时，大约有1/3的小狗仍然表现出了坚毅的特性。尽管经历了先前的创伤，但它们仍在不断地尝试各种办法，将疼痛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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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些坚毅的小狗，促使塞利格曼进一步研究在类似的逆境下不会放弃的人类。塞利格曼发现，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一样，都会遇到负面事件，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事件的解释：乐观者会习惯性地寻找导致痛苦的暂时的和特定的原因，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永久的和普遍的原因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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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和他的学生研发了分辨乐观者和悲观者的测试，以下是一个例子：如果你无法完成别人期望你完成的所有工作，那么请设想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你读完测试中的这个假设情景后，写下你的反应，然后，研究者会为你提供更多的场景，你的多项反应会根据暂时的（或永久的），以及特定的（或普遍的）维度来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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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你可能会说：“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是一个失败者。”这些解释都是永久性的，对改变境况，你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这些解释也很普遍，它们很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的很多方面，而不仅仅是你的工作表现。对逆境所做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解释会让轻微的问题变成重大的灾难，使放弃看起来很合乎逻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可能会说：“我没有管理好时间。由于分心，我没能有效地工作。”这些解释都是暂时的和特定的，而这种灵活性却能够促使你将这些暂时和特定的问题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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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悲观主义者更容易罹患抑郁症和焦虑症。而且，乐观主义者在一些与心理健康不直接相关的领域也表现得更好。例如，乐观的大学生倾向于获得更高的成绩，不太可能辍学；乐观的年轻人在整个中年时期更健康，并且会比悲观主义者更长寿；乐观主义者对他们的婚姻也更满意。对大都会保险公司所做的为期一年的研究发现，相比悲观者，乐观的保险经纪人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倍，他们还会比悲观的同事多卖出约25%的保险。同样，针对电信、房地产、办公用品、汽车销售、银行业，以及其他行业所做的研究也表明，乐观者比悲观者的销售业绩要高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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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中，一些精英游泳运动员参加了塞利格曼的乐观测试，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美国奥运选拔赛的训练。在实验中，教练要求每位运动员游出自己最好的状态，然后故意将每个人的速度报得比他们的实际速度慢一点儿，并要求运动员再游一次。结果，乐观者在第二次游得至少和第一次一样好，而悲观者后续的表现就显著变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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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者会如何看待挫折呢？我发现，他们几乎会对事件做出压倒性的乐观解释。记者海丝特·莱西在采访一些极富创造力的人时发现了同样惊人的模式。“最让你失望的是什么？”她向每个人提出这一问题，结果无论采访对象是艺术家、企业家，还是社区活动家，他们的反应几乎如出一辙：“嗯，我真的不想用‘失望’这个词。我认为，人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让我可以从中学习的功课。我会告诉自己：‘好吧，事情进展得没有那么好，但我会坚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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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丁·塞利格曼的研究中断了两年之后，他的新导师艾伦·贝克正在质疑自己所受的弗洛伊德精神动力学的训练。当时的理论认为，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源于无意识的童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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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不同意。他大胆地提出了认知行为疗法，即心理医生可以直接告诉患者是什么困扰着他们；而且患者的思想（即他们的自我对话）可能是治疗的目标。贝克认为，相同的客观事件——比如失去工作、与同事发生争执、忘了给朋友打电话等可以导致非常不同的主观解释。正是那些解释，正而不是客观事件本身，引发了我们的情感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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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疗法旨在通过帮助患者以更加客观的方式思考，以更加健康的方式行动，并治疗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认知行为疗法显示，无论我们在童年遭遇了什么痛苦，我们都可以学会观察消极的自我对话，并且改变自己的不适应行为。与任何其他的技能一样，我们可以练习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最终对事物做出乐观的回应。认知行为疗法是目前在治疗抑郁症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心理疗法，并已被证明它比抗抑郁药物的效果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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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就坚毅展开研究的几年后，“美国援教”项目（Teach For America）的创始人和时任首席执行官温迪·考普前来拜访了马丁·塞利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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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是塞利格曼的研究生，我很希望能参与他们的会谈，原因有两个：首先，“美国援教”正在派遣数百名新近毕业的大学生进入美国落后地区的学校。基于个人的经验，我知道教育是一个非常需要坚毅品格的行业。其次，温迪本人就是一个坚毅的典范。她在普林斯顿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便有了发起“美国援教”项目的想法，而且，她坚持了下来。从一无所有开始，她将该项目打造成了全美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非营利教育机构之一。“不懈的追求”既是“美国援教”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温迪的朋友和同事在描述温迪的领导风格时常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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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参与了那次会议，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设：那些用乐观的方式来解释逆境的教师，比相对悲观的同行更加坚毅，而坚毅又意味着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当面对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时，一个乐观的老师会继续寻找更恰当的方法，而悲观的老师则会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为了测试这个假设的可靠性，我们决定在这些老师踏入教学一线之前，先对他们的乐观和坚毅指数做一个测试，等一年后再看看这些教师在推进学生的学业进步方面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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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8月，400名“美国援教”的老师完成了坚毅力表，以及塞利格曼评估乐观情况的问卷。如果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坏事的发生是由暂时和特定的原因导致的，而好事的发生则是由永久和普遍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就将他的反应编码为“乐观”。如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做了相反的选择，我们就将他们的反应编码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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