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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IQ学派教旨主义者亚瑟·詹森在其于1980年出版的著作《智力测验中的偏见》（Bias in Mental Testing）第113页写道：“智力商数所衡量的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最重要的4个区域，决定了不同智力水平的人之间的差异：这4个区域分别是：进入普通学校就读（智商需达50分）；掌握小学的基本科目（智商需达75分）；在高中阶段顺利修读完大学的预备课程（智商需达105分）；顺利从四年制大学毕业，从而具备成为专业人员或进入研究生院深造的资历（智商需达115分）。超过这一范围，智商值对普通职业成绩和一般意义的成功已经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是说智商115分和150分，或是150分和180分的人之间没有差别，但在这个级别上智商差异发挥的作用远比不上个人因素差异发挥的作用，这和普通人的感觉相去甚远，个性与性格在这里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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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上表很清楚表明了，哈佛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的确比其他学校多。哈佛出现在两个表中总计3次。圣十字学院只出现过1次。但是像哈佛这样的学校理应产生更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毕竟哈佛是有史以来资金最雄厚、最有声望、拥有最优质生源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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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作者在此想说明，哈德森的研究对象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其结论极具说服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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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为了进一步说明常春藤大学入学制度之不合理，在此举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全世界有27 462名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申请哈佛大学。这些学生中，有2 500人SAT考试阅读部分得800分（满分），3 300人在SAT数学部分得满分。超过3 300人是其所在学校的第一名。哈佛当年招收新生多少？约1 600人，也就是说93%的申请者被拒。你能说清申请者中谁是哈佛的料，谁就不是吗——特别是两个一样优秀，起码是分数一样高的孩子。你当然分不清；在决定谁能入学的问题上，哈佛的决定有失公允。施瓦兹是对的，他们应该采取摇奖入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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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指美国白人以外的其他族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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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指支持、鼓励聘用女性、少数族裔人士的积极行动或措施，防止对“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民族出身”等少数群体歧视的一种手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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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原版的俄罗斯轮盘是一种自杀式玩命游戏。参与者在左轮手枪的弹巢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之后将子弹盘旋转，然后关上。参与者轮流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头，按下扳机，直至有人中枪，或不敢按下扳机为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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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面是另一个学生的答案，可能比普尔的好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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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块：入室抢劫；测量井的深度；当武器；当钟摆；当雕刻胚子；砌墙；证明阿基米德定律；抽象雕塑作品；压舱物之类；榔头；门挡；鞋擦；打碎了铺路；楔子；砝码；垫桌子；纸镇；堵兔子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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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第4章 天才之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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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协商，奥本海默被判缓刑，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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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碎的天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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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根的母亲是旧金山人，她跟家里关系不好，很小就离家出走了。她一生有4个儿子，每个孩子都是她和不同的丈夫生的。兰根是最年长的一个。兰根的父亲在兰根出生前就失踪了，据说后来死在墨西哥；母亲的第2任丈夫是被谋杀的；第3任丈夫自杀身亡；第4任丈夫叫杰克·兰根，是个事业失败的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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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都从未遇到过比我们童年境遇更悲惨的人，”克里斯托弗·兰根说道，“我们没有一双成对的袜子，鞋上都是窟窿，裤子上也全是补丁。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我记得那时候我和弟弟们洗衣服要去浴室，我们用浴缸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只能光着身子，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衣服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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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继父杰克·兰根常常酗酒，他要是想去喝酒，就会先把厨房门锁上，为的是防止孩子们偷吃东西。他用拳头让孩子听他的话。他找过几份工作，然后又一而再地失业，于是他们又举家搬到下一个镇子。有一年夏天，他们全家住在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帐篷里，靠政府分发的黄油和燕麦度日。又有一阵子他们住在内华达的维吉尼亚城。“镇子里只有一位司法人员，要是有江洋大盗来到这里，他根本就毫无办法。”兰根的弟弟马克回忆道，“那里有家酒吧，到现在我还记得名字，叫‘一桶血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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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兰根一家又移居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在那里，兰根的一个弟弟去了寄养家庭一段时间，另一个弟弟则被送进了少年教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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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当时的学校根本没注意到兰根的天赋，”弟弟杰夫说，“他根本没从学校得到过任何帮助。那时的波兹曼跟现在不一样，在我们小时候，波兹曼只是一个乡下小地方。我们在那里的境遇很糟糕，邻居把我们当成游手好闲的流民。”为了支撑自己和弟弟们的生活，兰根开始挑起生活的重担。兰根14岁那年，有一次继父又对孩子们动粗——这是他常干的事——小兰根奋起反抗，差点把继父打死。之后继父就走了，从此再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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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的时候，兰根获得了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一个是俄勒冈的里德学院，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他最终选择了里德学院。“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兰根回忆道，“我和那所学校格格不入。我是一个在农场干活的乡下小子，而其他同学全是留着长发的城里人，很多都来自纽约。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跟我完全不同，我和他们在一个班，却连话都插不上。他们喜欢管闲事，总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我被安排在一个4人宿舍，其他3个同学的生活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宿舍里抽大麻，把女朋友带来过夜。我以前从来没抽过大麻，所以，我基本上只能躲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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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道：“后来，我的奖学金也泡汤了……我妈妈本来每年都要填一份奖学金申请表，表上其中一项是父母经济状况，她从来都搞不清楚这些表格的内容，那次她就忘了填上这一项。直到后来，我上一期奖学金用完了，仍未见下一期到账。我去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便告诉我原因——是这样的，你父母没寄来财务状况表，现在奖学金早已经分配完了，所以恐怕这学期你无法领到奖学金了。这就是那所学校的行事方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根本不关心学生，没有辅导，没有提醒，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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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毕业考试前离开了里德学院，走的时候他成绩单上的成绩是F，而他入学时登记的成绩是A。他回到了波兹曼，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后来他又去了森林消防队。工作一年半后，他考进了蒙大拿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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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学习数学和哲学，”他回忆道，“到了冬天，我还住在离小镇13英里的海滨山大道。我的汽车变速器坏了，这是我的弟弟们那年夏天弄坏的。他们在铁路边工作，所以经常在铁轨上开车。我没钱修车，所以我就去找指导老师和系主任。我对他们说，我有困难，我车子的变速器坏了，我每天的两节课分别是上午7点半和8点半，所以如果您能帮我把课调到下午，我会不胜感激。住我家隔壁的农场主每天11点可以把我送到学校。我的指导老师留着八字胡，穿着粗花呢外套，外形很像一个牛仔。他说：‘哦，我的孩子，看了你在里德学院的成绩单，我认为你有必要品尝一下每个求学者都必定经历的艰辛。我拒绝你的请求。’在系主任那里，我得到的答案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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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激动。这些都是30年前发生的事了，但他在讲述的时候依然面露愠色。“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竭尽全力赚钱回到校园，时值冬季，我甘愿每天不辞劳苦搭车进城，付出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能重返学校，但是他们却不愿为我做任何事情，这简直太糟了。从那一刻起我暗下决心，我要离开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我要自学。即便我可能因此一事无成，我也很难有心情再上什么大学了。所以我退学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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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兰根在里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一直以来，他都梦想成为大学教授，本来他应该可以轻松获得博士头衔。因为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有好奇心，善于思辨的人建立的。“他刚进大学时，我认为他一定能成功，我真这么想的，”他的弟弟马克说，“我想他起码会在学校找到一份教职工作。那年他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对此真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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