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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贝克，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科医生，也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产生了不满。贝克和埃利斯完全不同。埃利斯属于强硬派，而贝克则属于友好派。贝克像一个友善、平易近人的新英格兰乡下医生，打着红领结，有着天使般的脸庞；他从不大声对病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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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贝克跟埃利斯一样，对弗洛伊德学派和生物医学派的水火不相容感到非常困惑。他发现弗洛伊德学派的治疗方法没有什么效果，病人在他眼前崩溃瓦解，他几乎没有办法再让这些病人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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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初次见到贝克时，他正在写他的第一本有关抑郁症的书。他勇敢地争辩，抑郁症并不是大脑神经传导物质有毛病，也不是把愤怒发泄到自己身上，它应该是思想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就这样，贝克向弗洛伊德学派宣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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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心理学革命的开山始祖是现今已70多岁的沃尔普（Joseph Wolpe）。他是南非的精神科医生，一个天生的反对派。20世纪50年代，沃尔普发现了一种治疗恐怖症（phobia）的简单方法，这令心理治疗学界大为震惊，也使他的同僚非常愤怒。心理分析学派认为恐怖症只是本我失常的冰山一角，他们认为恐怖症的来源是，你害怕你父亲会阉割你，以报你暗恋母亲的仇（请注意，弗洛伊德没有说明当病人是女性时，这个理论应该如何解释）。生物医学派则认为恐怖症是由某种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失常引起的，只是还未发现是什么物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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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普认为不合理地惧怕某种东西不是恐怖症的症状，而是恐怖症本身。如果这个恐惧能被消除，那么病人就被治愈了，恐怖症不会像心理分析学派或是生物医学派主张的那样，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现。沃尔普和他追随者被称为行为主义治疗师，他们可以在一两个月内治愈恐怖症，而且治愈后这种病不会再以其他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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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大胆，沃尔普被人排挤，他先到伦敦的莫兹利医学院，后来又去了弗吉尼亚大学，最后在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任教，但他仍坚持用行为治疗法来治疗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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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费城已经变成新的心理学中心。沃尔普在天普大学大肆受到抨击，而贝克在宾州大学却有着无数的追随者。他对抑郁症的看法和沃尔普对恐怖症的看法一样，认为抑郁症来自病人对自己消极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深埋在潜意识里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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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贝克早年的追随者，相信这种消极思维模式是习得性无助和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我在1967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到康奈尔大学任教，1969年，在贝克的邀请下我很高兴地回到宾州大学，设计治疗抑郁症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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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抑郁症来自一个长期养成的消极思维模式，那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就可以治疗抑郁症。我们用所有可用的方法来改变病人对不幸事件的想法，这就是贝克所讲的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曾花了几百万美元来测试认知疗法是否有效，结果显示它确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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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看问题决定了你是否能从抑郁中解脱出来，或者使抑郁更加严重。一次失败或打击会告诉你，你现在是无助的，但习得性无助只会造成暂时的抑郁，除非你有悲观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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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得抑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因为一般来说，女人看事情的方式正好是放大抑郁的方式。男人碰到事情会去做，而不会反复地去想；但女人会钻牛角尖，把事情翻来覆去地想，去分析它为什么是这样。心理学家把这种强制性的分析叫做反刍（rumination）。反刍的习惯加上悲观的解释风格，结果就是严重的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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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悲观的解释风格和反刍的习惯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这个改变是永久性的。认知疗法可以创造出乐观的解释风格并且能治疗反刍。你在下面的章节中会看到它如何在别人身上发挥效用，你也可以学习把这个技巧应用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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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人更容易抑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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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失败时都会感到暂时的无助，但有些人可以立刻再爬起来，而有些人则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还是垂头丧气的。你还记得第4章中谈到的9个症状标准吗？有5个以上的症状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些症状都不是短暂的，它们一定要持续超过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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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悲观者，习得性无助会转变成严重的抑郁症；而对一个乐观者来说，失败只会造成其暂时的沮丧。悲观会引起抑郁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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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年中，我一直在验证这个预测。宾州大学研究小组曾把有关解释风格的问卷发给了几千名轻重程度不同的抑郁症患者，问他们对好、坏事情的看法。我们发现有抑郁症的人同时也是悲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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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表示悲观会引起抑郁症，它只表示抑郁症的人同时也是悲观者而已。这种相关不代表任何因果关系，因为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引起了悲观和抑郁。要证明悲观引发抑郁，我们需要一组本来没有抑郁症的人，证实在经过天灾人祸后，悲观者比乐观者更容易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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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实验地点是密西西比州临近墨西哥湾的小镇，先测试镇上每一个人的悲观程度和解释风格，然后等待台风的来临，等台风过后，我们再去看谁躺在泥泞里不动，谁已经卷起袖子开始重整家园。不过做这种“自然实验”（experiment of nature）会有道德和经费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找其他方法来验证这个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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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叫珊梅尔（Amy Semmel），她觉得我们生活中就有这种自然的灾害，例如一学期要进行的两次考试。9月，学校开学时，我们先测验学生的悲观程度和他们的解释风格。10月，快期中考试时，我们问学生，他们认为考多少分算是失败，大多数学生回答说得B+就算考砸了。B+的预期对实验没有影响，因为我的课平均成绩是C，所以大多数学生都会成为实验的被试。在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发考卷的同时，也发了一份贝克的抑郁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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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0％考在B+以下的学生变得非常抑郁，30％在9月测试中表现为悲观的学生也变得很抑郁，而70％既悲观又考得不好的学生变得很抑郁。事实上，认为考不好是由于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原因的学生，到期末考试时依然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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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适合“自然实验”的地方是监狱。我们测量男性犯人在进监狱前和进监狱后的抑郁程度。监狱犯人自杀现象非常普遍，我们想预测一下哪种人最容易变得抑郁而有自杀倾向。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在刚进监狱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是严重抑郁的，但是到他们出狱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变得严重抑郁。或许有人会说监狱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似乎有其他更深层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入狱期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成功地预测了谁会变得最抑郁，就是那些进来时很悲观的人。换句话说，悲观是抑郁症生长的肥沃土壤，特别是当环境不友善时，它长得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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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都指出悲观是抑郁症的原因。现在我可以在厄运到来之前就准确预言出哪些人会变得抑郁，会得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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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验证悲观是否是抑郁症原因的方法是长期观察一些人，这叫做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我们追踪400名三年级的小学生到他们升入六年级，测量他们的解释风格，他们的抑郁程度，学习成绩，以及在学校受欢迎的程度。我们一年测量两次。我们发现在三年级时悲观的孩子，最有可能在这四年中变得抑郁；而乐观的孩子不会这样，即使一时抑郁也会很快恢复。另外我们也研究了青少年，发现情况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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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真的能证明悲观引起抑郁症吗？还是说悲观总在抑郁症之前发生，悲观可以预测抑郁？下面是一个很具摧毁性的论点：假设人们很清楚自己会如何面对厄运。有些人反复看到不幸的事情发生时，自己受到沉重的打击，这种意识让他们变得很悲观。另一些人因为看到自己总能克服困难，所以变得比较乐观。这两组人变得悲观或乐观，只是因为他们了解了自己应对灾难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悲观就像汽车的计速器，它告诉你汽车每小时跑多少公里，但并不是计速器让汽车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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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反驳这个论点，那就是研究怎样的治疗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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