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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过把这套方法用到政治上吗?”他说:“或许我们可以预测选举。我敢打赌美国人希望有一个乐观的领导者,一个告诉他们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人,而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你需要大量的被试吗?美国选民这个群体如何?你无法预测每一个选民的投票情况,但是或许我们可以预测一群选民。我们可以从候选人发表的政见中找出他们的乐观情况,然后预测谁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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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他用了“我们”,因为这表示他会来宾州大学就读。他果然来到了宾州大学,在这以后的五年里,他的成就惊人。他成为第一个预测历史事件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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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194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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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民希望有什么样的总统?乐观性在美国选民心目中有分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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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新阅读了近代当选总统和落选者的提名演讲。这里面乐观和不乐观的差异立刻显现出来了。让我们来看看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2年第一次接受民主党提名时的答谢辞(史蒂文森两次竞选美国总统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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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喧嚣和喊叫停止时,当乐队离去、灯光熄灭时,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责任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对内,唯物论和各种明争暗斗的鬼魅萦绕着我们;对外,国际上充满了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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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不愧是个大学者,他的演讲稿中充满了不好的事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改变这些不好事件的方法。下面是他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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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这个自基督降世以来最血腥、最动荡不安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牺牲、忍耐和难以和解的目标将在未来很多年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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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求你们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坐在那个位子上的压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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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释风格具有永久性:磨难会很长久,会引起牺牲。同时也具有普遍性:这个负担使他不敢去希求总统提名。史蒂文森,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处于情绪的黑洞中。他的解释风格是抑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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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的演讲辞和史蒂文森的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曾两度成为史蒂文森的对手,他的解释风格中反刍很少,乐观性高,而且充满了行动。请听艾森豪威尔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说辞(他即将去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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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开战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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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11月4日的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在这个挑战中,我会全力以赴,毫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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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过很多战役,习惯在战斗的前夕,到营地与我的士兵聊天,谈他们所关心的事,谈我们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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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的演讲辞没有史蒂文森的优雅、含蓄、有文采,但艾森豪威尔赢得了1952和1956年的大选。当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对手的资历跟他比起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艾森豪威尔的声望。事实上,共和和民主两党都在争取他做他们的候选人。那么艾森豪威尔的乐观和史蒂文森的悲观究竟跟大选的结果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认为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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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候选人如果比他的对手悲观,并有反刍的习惯,那会怎样呢?我们认为会有三个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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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个阴沉的候选人会比较被动,竞选演说的次数比较少,也较少会立刻反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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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选民比较不喜欢他。一个控制良好的实验曾显示人们会避免跟抑郁的人在一起,也比较不喜欢抑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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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比较悲观的候选人不太会激起选民的希望。悲观者对不幸事件所做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评价会使人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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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结果加起来,我们就可以预测悲观的候选人会输掉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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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我们的看法,即候选人的乐观程度会影响他的大选结果,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准点,在这一点上,两个候选人的演讲必须可以相互比较,而且也可以跟以前的候选人的演讲相比较。这样最合适的比较就是接受提名时的演讲,在这篇演讲辞中,候选人必须勾画出国家未来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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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了自1948年起,共10次提名总统的演讲辞,把里面凡是有关因果关系的句子都勾出来,将它们随机排列,然后拿去给不知情的人评分,用CAVE计算他们的乐观分数。此外,我们还将评论或分析不好事件但未提到如何去解决的句子都找出来,除以全部的句子数目,得出了反刍的比例。我们同时也对带有行动取向的句子做了统计,计算出候选人提到他曾经做了什么或是他准备怎么做的句子在全篇演讲辞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把解释风格分数加上反刍分数得到一个总分,我们叫它 “悲刍”(pessrum)。悲刍的分数越高,候选人的解释风格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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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比较1948—1984年这40年间每一次选举中两党候选人的悲刍分数时,我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10次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低的那位候选人当选。我们只用看他们演讲的内容,就能比民意调查预测得还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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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输赢的幅度跟两个候选人悲刍的差距有关吗?大有关系。差距大的人赢的幅度也大:两个候选人如果乐观分数只差一点,输赢也只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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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哪一个在前?是乐观还是领先?是认为自己会赢的乐观使得选民投他,还是因为他已经领先所以乐观?乐观是领先的原因呢,还是领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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