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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的演讲辞没有史蒂文森的优雅、含蓄、有文采，但艾森豪威尔赢得了1952和1956年的大选。当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对手的资历跟他比起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艾森豪威尔的声望。事实上，共和和民主两党都在争取他做他们的候选人。那么艾森豪威尔的乐观和史蒂文森的悲观究竟跟大选的结果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认为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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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候选人如果比他的对手悲观，并有反刍的习惯，那会怎样呢？我们认为会有三个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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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个阴沉的候选人会比较被动，竞选演说的次数比较少，也较少会立刻反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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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选民比较不喜欢他。一个控制良好的实验曾显示人们会避免跟抑郁的人在一起，也比较不喜欢抑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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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比较悲观的候选人不太会激起选民的希望。悲观者对不幸事件所做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评价会使人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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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结果加起来，我们就可以预测悲观的候选人会输掉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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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我们的看法，即候选人的乐观程度会影响他的大选结果，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准点，在这一点上，两个候选人的演讲必须可以相互比较，而且也可以跟以前的候选人的演讲相比较。这样最合适的比较就是接受提名时的演讲，在这篇演讲辞中，候选人必须勾画出国家未来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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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了自1948年起，共10次提名总统的演讲辞，把里面凡是有关因果关系的句子都勾出来，将它们随机排列，然后拿去给不知情的人评分，用CAVE计算他们的乐观分数。此外，我们还将评论或分析不好事件但未提到如何去解决的句子都找出来，除以全部的句子数目，得出了反刍的比例。我们同时也对带有行动取向的句子做了统计，计算出候选人提到他曾经做了什么或是他准备怎么做的句子在全篇演讲辞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把解释风格分数加上反刍分数得到一个总分，我们叫它 “悲刍”（pessrum）。悲刍的分数越高，候选人的解释风格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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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比较1948—1984年这40年间每一次选举中两党候选人的悲刍分数时，我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10次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低的那位候选人当选。我们只用看他们演讲的内容，就能比民意调查预测得还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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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输赢的幅度跟两个候选人悲刍的差距有关吗？大有关系。差距大的人赢的幅度也大：两个候选人如果乐观分数只差一点，输赢也只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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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哪一个在前？是乐观还是领先？是认为自己会赢的乐观使得选民投他，还是因为他已经领先所以乐观？乐观是领先的原因呢，还是领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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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澄清这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后来居上的那些候选人。他们在开始竞选时，民意调查显示他们落后于对手，有的时候落后很多。1948年，杜鲁门（Harry S.Truman）落后杜威（Thomas E.Dewey）13％，但是他的悲观分数比杜威低很多，最后杜鲁门以支持率高出4.6%的优势胜过杜威，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1960年，肯尼迪比尼克松落后6.4％，但是肯尼迪的悲刍分数比尼克松低很多，即他比尼克松乐观得多，投票结果是他比尼克松多0.2％，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选举，真正的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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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统计上来控制早期民意调查时的领先、以及候选人为现任总统这两个因素，因为它们会使乐观分数膨胀。当控制了这两个因素后，我们看到乐观效应仍存在，而且是主效应。悲刍分数决定了输赢的幅度，而且比其他因素预测得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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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为什么喜欢乐观的候选人，可能有三个原因：乐观者的竞选造势比较有活力；选民不喜欢悲观者；乐观可以带来希望。对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我们并没有直接测量的方法。对于第一项，我们计算了7次大选中每个候选人竞选时每天所到之处——即他们对选举有多投入。如我们所预测，较乐观的候选人去的地方比较多，他比较热衷、比较投入，竞选更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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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的演讲稿通常是别人捉刀的，而且一再修改。那么，它到底是反映出候选人的乐观程度，还是反映出捉刀者的乐观程度呢？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乐观分析其实预测的是基于对候选人的印象选民会怎么投而已，至于这个印象是真的还是塑造出来的并没有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候选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就很有关系，很重要了。弄清这点的一个方式便是比较记者招待会和公开辩论中候选人的发言，因为这种场合较少照本宣科，通常反映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分析了有公开辩论的四次总统大选，这四次大选中，悲刍分数比较好的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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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为六位世界领导人的演讲辞和记者招待会的文稿评分，进而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很厉害的是，我发现他们从照本宣科的演讲稿到记者招待会的即兴演说，都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特征，事先写好的演讲稿和记者招待会的即席作答两者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非常一致。人格化分数则显示出不同，不过这个变化是一个常数，换句话说，个人的解释，例如谁应负责任，在正式的演讲中比较含蓄，有所掩饰，而在记者招待会中常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比较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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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不论有没有人捉刀代言，演讲稿都可以反映出演讲者的性格。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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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190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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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验证一下我们10个中有9个预测正确的结果是否是碰巧？我们阅读了1900年以来的竞选文稿，并分析了他们的解释风格和反刍。这样就增加了12次总统大选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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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结果，12次大选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比较好的候选人获胜，而且获胜的幅度跟两人分数的差距相关。另外那三个例外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三个例外都是罗斯福的连任选举，罗斯福每一次都赢得蛮多，虽然他比兰登（Alfred Landon）、威尔基（Wendell Willky）和杜威都悲观。我们认为这三次选举中，选民投票受到了罗斯福应对危机的表现的影响，而没有受到他对手演讲辞中希望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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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1984年的22次总统选举中，美国人民有18次选择了乐观的候选人。在所有的选举中，那些原来不被看好但是后来居上的意外者，都是比较乐观的候选人。输赢的幅度与两位候选人悲刍分数的差距相关，乐观程度超出对手越多的人，赢的幅度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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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地预测了历史后，祖洛和我认为预测未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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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理学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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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历史学是用来“后测”（postdict）事件的，即用更早以前的事去预测后来已经发生的事。就像埃里克森用路德的大小便训练来“预测”他日后不屈服于权威的宗教革命。这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的话，我们就有相当大的空间去寻找导致这个结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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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分析的22届总统竞选中，我们已经知道谁赢了，虽然我们尽量做到公正的分析，并且找不知情者来评分，但比较机灵的评分者很可能会猜出演讲的人。只有像塞尔登所描绘的那样，能够预测出未来，心理历史学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它的方法才不会使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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