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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奎列斯认为：“学语言没有任何诀窍，就是要持久地专注学习。”他不仅需要勤奋地学习以掌握更多的语言，还需要迫使自己改变原本沉默寡言的性格，强迫着自己变得絮絮叨叨，并故意与当地人无话找话地聊天，这一切只是为了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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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列斯仍然渴望“一次真正的语言挑战”。他决定尝试学习亚洲语言，于是他只身前往韩国的一所大学任职（他曾经读到过有关“韩语是对西方人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亚洲语言”的报道）。那所学校建在一座孤山上，被松树林、竹林和水稻田所包围。他所居住的房间面朝着太平洋。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几乎按照修道士的作息时间生活，晚上八点入睡，凌晨两点起床，每天学习16个小时。他学习了韩语、汉语、日语和马来–印度尼西亚语，还探究了凯尔特和斯拉夫语族，短暂尝试学习了芬兰语、祖鲁语、斯瓦西里语、古埃及语和盖丘亚语，并熟知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直到俄罗斯之旅后，他才意识到若想更加深入地掌握已学到的语言，就需要放弃多门正在学习中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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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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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史密斯和亚历山大·阿奎列斯的故事看上去没什么相同之处，但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从最初单纯想要体验的迫切欲望逐步发展到想要持续学习的渴望。尽管这两个例子都不太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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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好奇好比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驱使着我们掀翻石头，打开橱柜，点击链接，使得青少年从母亲那里偷拿香烟，即便是高大上的教授也会想翻开眼前亮闪闪的杂志一窥究竟；另一方面使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读完一本长篇小说，追求一些跟自身利益毫不相关的兴趣爱好，比如学习一门已经废弃的语言。以上两方面的区别在于能否带来专业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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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史密斯从未向他的兄弟们提及那晚开枪的事。他躲过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来自母亲的可怕惩罚，但是这个事件却以另一种方式给他带来了影响。他将这种有危险性的对枪的好奇转化为想要研究它的持续性渴望，从而使他对枪的认识程度远远超过了学校传递给孩子们的关于枪支危险的解释。[2]史密斯成年之后成为了芝加哥的一名警察，并获得了枪支弹药使用方面的专业知识。多年来，他为多项行动培训了无数的执法人员，包括一个被分派去保护时任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团队。如今他已经退役，但他还会时常回想起那个晚上，并感叹“未经指导的好奇”是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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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阿奎列斯想要学习语言的初衷是认为通晓多门语言似乎有着令人振奋的发展前景。他很快发现，学到的越多，可探索的也就越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好奇心深深陷入想要吸收全世界人民智慧精华的渴望之中。[3]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布莱恩·史密斯想要钻研枪支的渴望是危险的；再者，如果没有钻研的渴望，他可能就达不到现在的专业程度。认识性好奇描述了一个从简单地追求新鲜感到亲自尝试着去理解和认知的深入过程。它是在消遣性好奇成熟之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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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性好奇并不容易拥有，它需要持久的在认知上的努力。相比消遣性好奇，满足它更加艰难，但最终也让人们收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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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性好奇并不容易拥有，它需要持久的在认知上的努力。相比消遣性好奇，满足它更加艰难，但最终也让人们收获更多。就像电灯泡里钨丝对电流的阻碍会使电灯泡发亮一样，认识性好奇也是以解决重重困难的方式来使人获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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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控制的好奇心容易导致冲动，的确有危险性，布莱恩·史密斯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蹒跚学步的幼儿在四处探索时可能会陷入麻烦，这正是父母会在家里的楼梯口处安装上围栏的原因。强烈的消遣性好奇心也被当作毒品成瘾及纵火的风险因子。专家称，小孩玩火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被好奇心驱使，想要看看某个东西被点亮之后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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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多门语言当然不会带来经济上的收入，”阿奎列斯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它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我们会不惜冒险去努力获得一些无法马上利用或者带来好处的知识呢？经济学家认为这很难解释，因为这不符合他们所建立的人类行为模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也不好理解。如果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生存下去，从而让基因得以延续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天生就有这种明显会给福祉带来风险的需求呢？就算不是带来风险，至少也是在无形中产生了困难与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为什么智人是如此具有好奇心的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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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智人是如此具有好奇心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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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位猎人仅仅携带着一个简陋的诸如弹弓之类的石制武器去捕杀动物作为食物。首先，他需要找到猎物；其次，他要足够靠近猎物，因为他的武器射程很有限；然后，他需要在自己被杀之前杀死那个猎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赖于一些知识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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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只有熟知动物足迹才能辨别出是哪种动物、它朝什么方向行进，并通过脚印的新旧程度来判断它可能走了多远。他或许还可以慢慢地搜集更多的痕迹来推测出这种动物的年纪、性别、大小及身体状况。接下来，当靠近猎物时，他需要运用动物行为的相关知识来预测它的下一步行动——比如，若是它喷鼻息或者分泌唾液，那就说明它将要发起攻击或者将要逃走，如果是这样，它的行动速度大概会有多快。[4]猎人不太可能会单独行动，大概会是一个团队进行协作，但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现在需要知道团队里的每个成员的分工是什么，他们各自的强项和弱点是什么，哪些人可以信任，而哪些人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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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及其祖先来说，知道的越多对生存越有利，尤其是因为他们在生理上不及一些竞争对手强壮。人类在进化的某个阶段发展出了强大的记忆储存能力，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对知识投入精力。他们可以收集并存储信息以备后用，而不是简单的在有需求的时候——例如饥饿时——才被迫找寻需要的信息。被存储起来的知识也许在人的一生里会被多次运用，也有可能一次都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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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大学进化论心理学家史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将早期的人类描述为“活动范围广阔但仍有固定居所的动物”。他们掌握的环境信息越多，生存下去并传递基因的可能性就越大。要收集那些知识就需要走出去，去未知世界探险，去找寻新的水源和可食用的植物。这意味着他们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可能会成为其他肉食动物的盘中餐，也可能会迷路再也回不了家。那些既能收集信息又能自我保护得很好的个体，其生存概率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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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为了鼓励人类去冒险寻求新信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好奇与愉悦。我们大部分人都明白哥白尼所描述的他在学习中找到“难以置信的精神上的愉悦”是指什么。神经学家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找到了产生这种愉悦感的某类化学物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做了一个实验：向一些大学生提40个冷门的问题，并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科学家们要求被试读完每个问题后在心里默默猜测问题的答案，并表明是否好奇正确答案是什么。若是好奇的话，问题会被再次呈现，并附有答案。扫描显示，那些激起他们好奇心的问题刺激了他们大脑中与学习和爱情相关的尾状核。尾状核里密布着传递多巴胺的神经元。多巴胺是一种化学物质，在我们进行性行为或者进食的时候会布满我们的大脑。可见，大脑进化出了这种将求知欲和我们最本能的愉悦等同起来的引导程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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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状核也影响着我们在视觉上对于美的反应。我们对于美学的偏好和对于知识的渴望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很深入的联系。大量的研究表明，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景观照片的时候，他们都更偏好展现大自然的画面，特别是与水相关的，比如河流、海洋和瀑布。这说明我们会无意识地评估，如果我们偶然进入眼前画面所呈现出的这种环境里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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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趣的是，研究显示人们偏好最一致的场景都带有神秘色彩，这些场景中会有一些在画面上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一条通向远方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或隐藏在厚厚落叶中的一条可通行的窄道。当看到一些我们知道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愉悦。而那些我们知道其存在但是尚不了解的信息，同样也能给我们带来愉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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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造就了人类强大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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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六万年前，人类的一小分支走出了非洲去探寻未知世界。他们离开了其他灵长目近亲，也离开了原先共同拥有的生态栖位（ecological niche）。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局限在他们的栖位上：大猩猩不会想要离开丛林到河边去扎营；马鲛鱼不会鲁莽地尝试能否在陆地上生活；树蛙不会离开它们赖以生存的树木。但是当人类离开了热带草原后，他们的居住地就占据了各类地方，从沿海、沙漠、森林，到高山、平原、冰冠，甚至到了外太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都因地制宜地设计了庇护所，并想出了各种新的办法来应对环境，就如同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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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得我们有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是文化——从他人身上学习、复制、模仿的能力以及懂得分享和改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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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得我们有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是文化——从他人身上学习、复制、模仿的能力以及懂得分享和改进的能力。当人类学会用口头语言及之后出现的文字来交流时，思想、知识和实践（比如如何做一个鱼钩、造一条船、制作一把长枪、唱一首歌、雕刻一个神像等）就能如同基因一般被复制和结合。但与基因不同的是，它的传递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文化使得人类从生理局限中解脱出来。进化论生物学家马克·佩格尔（Mark Pagel）指出，当人类创造出文化之后，我们的基因和心灵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人类成为唯一能从先人所积累的知识中获得生存指导的物种，而不是仅从DNA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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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创造出文化之后，我们的基因和心灵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人类成为唯一能从先人所积累的知识中获得生存指导的物种，而不是仅从DNA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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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以向同辈学习（横向学习），也可以向父母及长者学习（纵向学习），还可以向我们的祖先学习。这种不仅可以将知识相互传递还可以代代传承的能力，使得我们拥有了强大的适应力、创造性和想象力。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的知识不断地丰富，思想不断地更新。前人发明了车轮，使得我们能够发明汽车。就像佩格尔所说：“正是因为有了文化，才使得我们能够看3D电视，能够修建大教堂，而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数百万年来却只能在森林里不断重复地砸着坚果和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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