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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着文化的动物一定是有好奇心的。就像我们进化出要远离愤怒的熊的本能一样，我们也进化出了吸收文化的能力。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说：“对于人类来说，培育就是我们的文化。”认识性好奇是一种对文化信息的渴望，是我们得以走出非洲并扎根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特质之一。消遣性好奇让我们想要知道山的另一边有什么；认识性好奇使得我们到了山的那边之后，拥有可以生存下去的知识储备。用马克·佩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类社会都是一个“文化延续的载体”，都积累着丰富的知识。而每个人都天生有着想去探寻这些文化的强烈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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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掌握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知识，一些成年人就不再努力向周围的人学习，而另一些人则继续像个孩子一样充满了探索的热情。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手稿中，有一页上列出了一个待完成任务的清单。以下是一个经修改的翻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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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米兰及其郊区的面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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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科尔杜西奥路上的文具店里找到一本谈及米兰各个教堂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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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科尔特维奇亚[7]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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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位数学家来教你如何把三角形变成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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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佛罗伦萨商人贝内戴托·波提纳利（Benedetto Portinari），他们在佛兰德斯是用什么方法在冰上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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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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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安东尼奥大师（Maestro Antonio），堡垒上的迫击炮在白天或晚上是如何定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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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贾内托大师（Maestro Gianetto）的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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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位水力学家并让他告诉你如何用伦巴第族人（Lombard）的方法维修一个水闸、沟渠和水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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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太阳的大小。乔瓦尼·佛兰切塞大师（Maestro Giovanni Francese）答应会给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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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份清单，你可能首先注意到的是达·芬奇的兴趣是如此多样化。他渴望去了解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是如何操作弩或如何在佛兰德斯滑冰。在此期间，他还想要画米兰，说不定蒙娜丽莎正是这样被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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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知道需要找到什么就能让自己快乐，或是一出生就被告知如何做到，那么生活就会容易多了。但是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什么在将来是有用的。所以，将认知的范畴扩展得更广是很重要的。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会去冒险、尝试，会让自己在多方面都有投入和收获。他们知道今天偶然所学的知识有可能在明天能派上大用场，或者能激发一种新思路去解决一个完全不相关的问题。环境越是不可预测，对于知识来说，看似没必要的广度和深度就越重要。人类向来需要面对复杂性：打倒一头猛犸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广阔的、丰富多彩的、快节奏的社会里，好奇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它也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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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了解各种事物，也需要认识不同的人。在达·芬奇的清单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他将需要登门拜访很多的人。他的好奇心使得他善于交际。法国作家蒙田写到，到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旅行可以“用别人的智慧来完善我们的大脑”。达·芬奇仿佛是以谦卑的态度以求接触更多的人，来完善自己的大脑。他在完整的清单上列出了十五项任务，其中至少有八项涉及向其他人请教，两项涉及别人的著作。不难想象达·芬奇是多么急切地想与各类专家交流，总是以“告诉我……”开始每次对话，一心想获得他们的知识。那些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更有可能擅长团队协作。他们在积累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会去认识新的人，寻求新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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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我们会更进一步讨论婴儿和小孩的好奇心，以及为什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成年后更有可能像达·芬奇那样，对这个世界是如此地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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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觉性好奇是消遣性好奇的一部分，特指身体感官上的体验追求——正是它驱动着人们去登山、去探海，只为了看一看那里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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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然，减少枪支危害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限制使用，但是这个辩题已超过了本书想要探讨的范畴。我在这里提到枪，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表现消遣性好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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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阿奎列斯想要妥协并决定放弃学习一些语言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他遇到一位韩国女性，并娶她为妻，之后当上了父亲。他现在和家人居住在加利福利亚州，并继续着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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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73年，进化论心理学家史蒂文·托尔金（Steven Tulkin）及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曾与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Kalahari Bushmen）接触过一段时间，发现他们不仅掌握大量关于动物行为的知识，还有着很成熟的方法来对动物的行为进行评估。他们做出的区分包括：a.我亲眼看见它；b.我没有亲眼看见它，但是我看到了它的足迹，这是我根据足迹做出的判断；c.我既没有亲眼看见它，也没有看到过它的足迹，但是我从很多见过它的人（一些人或一个人）那里听说过；d.我不确定，因为我既没有亲眼见过，也没有直接从见过它的人那里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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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饶有兴趣这种感觉可以表现为一种神经信号，将我们引导至无限的探寻之旅中。伟大的实验心理学家斯金纳曾建议道：“当你遇到感兴趣的事情时，应该放下手中的一切来专心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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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蒂芬·卡普兰将这项研究与一个由英国地理学家杰伊·阿普拉顿（Jay Appleton）提出的景观偏好理论联系了起来。这个理论由阿普拉顿在其1975出版的著作《风景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中提出，有很大的影响力。阿普拉顿以艺术作品和真实画面的例子说明人们在一个景观里寻求两个东西：视野与庇护（prospect and refuge）。视野是指我们从整体画面中获得的乐趣；庇护是让我们觉得有可以躲避的安全地方，在那里能观察外界而不被发现。你可以按照信息偏好来理解它们，那就是我们喜欢搜集信息，并乐于比别人获得更多的信息（有时候我们称之为获得“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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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尔特维奇亚是杜克宫（the duke’s palace）的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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