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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列颠的统治者惧怕这些质疑所带来的结果，但他们也同样看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实质性好处。认识性好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智力动力。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克（Joel Mokyr）用“工业启蒙”一词来描绘当时英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思想和知识来推动的，而不仅仅是靠自然资源。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都是张扬而充满好奇心的实干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瓦特、伊拉斯谟斯·达尔文都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真刀真枪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物，并且他们绝不仅仅是停留在思考的层面上。他们成为了其所处年代的偶像。例如，一提到富兰克林，我们就会想到他的风筝实验。他们是那些享受在饭桌上或者咖啡馆里学习、询问和讨论所带来巨大乐趣的人。是他们让好奇心变得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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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性好奇崛起的同时，另一种好奇也在蓬勃发展——对于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好奇，还包括对那些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的好奇。当然，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感兴趣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我们生性好打听，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周遭的人和事，并从中学习。但从18世纪开始，人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的思想和性情，相应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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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人类进步程度很低的情况下，让人们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自己不熟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意义之大，简直是无法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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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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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不再仅存在于会客厅里，而是出现在街头巷尾。按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话说就是，城市的崛起使我们得以见到只能在旅行中才能遇到的东西，那就是陌生的人和事。如果你生活在乡下，大概很难见到一个陌生人，但在城市里却随处可见，并且这种陌生感会使人想去探究，或至少想要作出一些猜测。在楼下的房间或街头的转角说不定就存在着一段秘密的恋情、一种离奇的信仰或者怪异的习俗。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詹姆士·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不喜欢这种把人们聚到一起的城市居住方式，但是塞缪尔·约翰逊则认为这是一种能量：“巨大的伦敦不是由不断演进的华丽的建筑物所组成的，而是由那些簇拥在一起的多样化的人类栖息场所组成。”约翰逊的名言——“一个人若厌倦了伦敦，那也就厌倦了生活”——证明了城市永远是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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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性好奇的崛起可以从小说、戏剧与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看出来。莎士比亚与伽利略生于同一年（1564年），可分别被敬为同理性好奇和知识性好奇的开创性人物。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开创性人物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编纂了科学方法论，而莎士比亚则开启了戏剧独白的重大变革，让平常百姓也能一窥王者的思绪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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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18世纪，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诞生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故事形式，小说更深入地将读者带到了别人的精神世界里。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拥有巨大的市场。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第一年就印了5 000册，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阿米莉亚》（Amelia，1751）仅在第一周里就卖出了同样的数量。人们有一种想要了解他人生活的欲望，其意义远在“好打听”之上。当人们在阅读《帕米拉：美德的回报》（Pamela）或者《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时，仿佛完全置身于另一个与自己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或者阶层的人的思想当中。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提出，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旁观者，能够无比生动地想象他人的处境。基于这一新的思考方式，他还把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楷模。一百年后，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说：“我们从艺术家身上获得的最宝贵的收获就是因我们的同理心而引起的共鸣，无论是来自画家、诗人还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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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说过，小说是民主思想的典型体裁，因为它使人们对别人的处境更加感同身受。尽管他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相信若要人们有认同感，小说才是进行推理最有效的工具。举例来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无神论者可能无法在同理心上达成共识，甚至会陷入到一场激烈的争辩之中，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推理方式是出自各自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而只有小说可以冲破他们彼此的心理屏障，让陌生人之间也能相互理解，因为它能触动人的心灵和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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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将哈里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1852年发行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小说通过对汤姆叔叔长期遭受的苦难的有力描写，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同理心，被公认为一部对民众所持的奴隶制态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这部小说在发行的第一年就在美国售出了30万册，在英国售出了100万册。据说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之初会见斯托时说道：“原来您就是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女士。”（我觉得这句话听上去不一定是一种赞扬，尽管林肯的本意显然是想表达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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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学家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使小说能够如此地引人入胜。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雷蒙德·马尔（Raymond Mar）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对86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综述，并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用于理解故事神经网络和处理与他人关系的神经网络有大量的重叠部分。小说在我们的大脑中呈现了一种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模拟，帮助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朋友、敌人、邻居和爱人的意图、动机、渴望以及挫败情绪。[3]2013年，位于纽约的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研究人员发现，经常阅读小说的人在对社交和情感智力的测试中表现得更好。更有趣的是，只有阅读文学小说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情节制胜的流行小说则不会有这一的效果。研究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文学小说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鼓励读者去揣摩角色的意图。无论是同理性好奇还是认识性好奇，奥秘比谜题更能够刺激我们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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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既激发了人们大量的知识性好奇，也使同理性好奇倍增。塞缪尔·约翰逊发现，若大量的人聚集在一个集中的区域就能产生一场空前的知识大爆炸。他告诉博斯威尔：“我敢说，在我们现在所坐之处的方圆十英里内，所汇集的知识与科技比整个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还要多。”这样的聚集再加上书籍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一种被称为“意外之得”（serendipity）的偶发性学习形式。“serendipity”一词是有着贵族审美爱好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发明的。在其175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沃波尔引用了波斯童话《锡兰三王子》（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的故事来解释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他在信里对朋友说：“这三个王子在路上总能因为意外或者他们的聪明才智，发现一些他们没有刻意寻找的事物……现在，你明白什么是意外之得（serendipity）了吗？”这便是“serendipity”一词的来历。而城市正是这些“意外之得”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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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量的成年人可以有机会生活在求知欲当中，并以此为职业而生存下去。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当年轻的成年人开始哺育后代、经营家庭或者卷入战争时，他一生的学习经历就结束了。直到科学机构和现代大学的出现，以及工业和贸易对经济的提升开始惠及大众时，一大部分人才得以从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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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好奇心越来越受褒奖和鼓励，知识性好奇和消遣性好奇的区别依然同从前一样显著。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好奇心分为两种：对知识的热爱和无休止地想要打听邻居的行动及状况的热情。19世纪末，亨利·詹姆斯的兄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好奇心分为科学性的和仅仅因新意而产生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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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依然享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爆棚的好奇心所带来的好处，它激励了几十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完善了有关“我们是谁，我们又从哪里来”的认识，为当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打下了基础。如今，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利用每个人的探索思维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然而，好奇心又一次身处险境，并且这一次的原因与中世纪完全不同。中世纪时期，信息稀少并且难以获取，而如今，问题的根源正是在于信息太过丰富且非常容易获得。在这个本该是自富兰克林放飞风筝之后属于好奇心的黄金时期，我们却正逐渐失去对知识探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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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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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用于回答问题；而人负责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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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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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科技研究与发展办公室（U.S.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主任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当时世界知识发展状况的担忧。他认为其发展速度过快，任何人都难以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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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难题看起来并不在于我们所发表的著作在广度和多样性上与当下人们普遍的兴趣不符，而在于出版物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现有的能力从中挑选出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信息。人类的经验总结正在以飞快的速度积累，而我们用于在纷乱之中找出当下最重要的信息的方法却还同过去制造横帆船时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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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宣布通过缩微技术（microfilm technology）实现信息压缩取得了重大进展，他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可以压缩在一个火柴盒般大小的空间内。尽管如此，他也担心这种压缩信息的花费可能会过高，使大部分人都无法受益于这种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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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布什还强调说，我们存储信息的方式，无论是压缩还是不压缩，都与我们的目标不相匹配。我们将信息按照字母顺序和数字顺序进行收录，这样就可以按照路径和子路径去索引一条特定的条目。图书馆就是按此来整理藏书的。然而，信息越多，这样的收录方式的效率就越低，而且也没有反映出人脑的运行方式，即我们可以灵活地将完全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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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为此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解决方案，这在当时更像是一种科幻而非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想要制造一种他称为“Memex”的机器，“Memex”是“记忆”（memory）和“索引”（index）的合成词，类似一个写字台，上面有一个倾斜的半透明屏幕，还带有一个键盘和一系列按钮和拉杆。用户可以在Memex的微缩胶片中输入各种信息，还能附带个人笔记、图片和电影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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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x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链接到其他任何项目上。比如说，如果用户对弓箭的历史感兴趣，他可以逐步建立一个关联网络（associative mesh），以组织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信息可以是来自百科全书上的关于中世纪战争的条目，也可以是一篇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文章，或者是一张土耳其弓箭的照片。所有这些资料都被链接在一起，并且就像我们大脑里的神经细胞一样，每一项都会有多重链接。用户可以选择按照不同的特征寻找信息，如果想从战争历史转到有关弹性的物理理论，都可以轻易做到。布什后来参与了互联网的结构设计，互联网的根基是通过超链接实现的关联，即有关信息的信息。布什未能预见到的除了我们的机器不再使用拉杆以外，还有信息被处理和压缩的速度将在不久之后得到惊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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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被誉为当代信息学理论之父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曾与布什在贝尔实验室共事。他在1949年画了一张表格来记录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的信息仓库。最大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在当时它被认为几乎收集和整理了所有人类有过记录的知识。香农估计若换算成比特单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近100万亿比特的信息。而现在，这么多的数据（13GB）可以被存储到一个几磅重的硬盘上，价格不到1 000美元。因此，各类信息无处不在，政府和公司办公室里、实验室里、家里，甚至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信息，并且还在不停地复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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