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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骤变发生的速度令人惊叹。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曾作出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就好像你跪到地上种下一棵树苗，结果它生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你还来不及站起来，它已经覆盖住了整个城市。”我们的星球被快速增长的信息丛林所覆盖，因此很自然的，信息指南就被创造出来以帮助人们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谷歌在实现其“组织全世界的信息”这一目标上，早已超过任何人十年前的预期。此外，通过激发志愿者的激情并结合使用开源技术，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创建了维基百科—— 一家彻底改变了人类与知识之间关系的企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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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架在人类与信息之间的网络媒介有其局限性和算法偏差，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必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将完全无法驾驭这么多的知识。如今，互联网是每一个好奇的大脑都最喜爱的资源。用笔记本或者手机，我可以立刻搜索有关巴赫的清唱剧的文章，或者观看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讲座，或者从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才那里学习天体物理。我可以沉醉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作品集中，也可以仔细端详伦勃朗的笔触，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教父》的经典片段。我可以在线旁听世界上最优秀大学的课程，也可以加入讨论组，与其他和我一样想要学布鲁斯吉他的人进行交流。我可以搜索有益于我工作的信息，或者为我的新书找到灵感。而这些中的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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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能无法达到18世纪英国伦敦社会的好奇程度。好奇心依赖的是信息的需求与供应。它依赖于我们欲望、我们的感受，以及我们准备好以多大的实践和代价来投入。它也有赖于辨别能力。它涉及我们究竟想要知道什么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互联网可以在我们还没有仔细推敲一个问题之前就给我们答案，它也可能让我们轻易地忽略自己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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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一天，一个名为珀西·斯宾塞（Percy Spencer）的人正在视察他所管辖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坐落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隶属于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雷神公司（Raytheon），该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空军提供了雷达技术支持。斯宾塞站在一个发射微波用以加强雷达灵敏度的电子管旁时，突然感到了一股莫名的热浪。他看了看自己的衣兜，发现里面的糖果溶化了。斯宾塞感到很好奇，于是派人找来一袋爆米花，并把它放在真空管前，结果爆米花竟然爆裂了。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雷神公司就申请到了微波炉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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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发现的历史中，许多重大突破都源于机缘巧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青霉素的发现。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细菌无法在培养皿中的霉斑周围生长，他便忽然意识到霉菌具有抑制细菌的作用。然而斯宾塞和弗莱明两人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一种幸运，而是因为他俩本身都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多年来积累了各自领域内的大量知识，并一直专注于学习和改进。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出现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异常现象，他们就有能力发现并且把握住突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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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们常常会把意外发现归因于运气而忽略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所说的“睿智”。当斯宾塞发现他的糖果溶化了，并没有像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样，耸耸肩就走开了。也只有像弗莱明这样既对细菌非常了解又充满着求知欲的人，才能洞察到一处霉斑的重大意义。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曾评论说：“在观察领域，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好奇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盲点，关注于自己所未知的事物，从而为之后的顿悟做好准备。这如同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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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曾建议大家这样逛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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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不像铁路售票处，在到达之前你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应该迷迷糊糊地进入书店，就像身处梦境之中，然后让所有的书自由地吸引你的眼球。到书店里任凭好奇心的支配而漫步，会是愉悦午后的一项消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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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建议恐怕不适用于谷歌的使用者。用凯恩斯的话说，谷歌更像是铁路售票处，是当你已经知道自己的目标之后才会去的地方。一个真正好奇的人知道，自己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清楚自己想知道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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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佩奇在讨论谷歌公司的未来时曾说：“一个完美的搜索引擎可以精确掌握用户意图，并作出精确的回应。”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知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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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的DNA已经给我们预先准备好了一些答案，比如我们一出生就知道需要学习如何吃饭，或者需要破解从父母嘴里发出的那些有趣的声音，并最终为自己所用。随着我们的成长，总会有来自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或老板等各类人的声音，告诉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才能在学业和事业上做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当你知道自己需要知道什么的时候，它总是可以成功地帮你找到答案。而另一个问题则要困难得多——“我想要知道什么”，这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互联网却帮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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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出现之初，热衷它的人曾梦想互联网会像凯恩斯的书店或富兰克林的咖啡馆那样，用户可以与陌生人随机地建立起联系。“网上冲浪”一词反映了当时我们期待互联网能帮助我们自由地无界限地探索的心情。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的口号——“你今天想去哪里”抓住了当时人们把互联网当作一个可以无尽探险的网上世界的观念。就像作家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egny Morozov）所指出的，互联网浏览器的名字如Explorer（探索者）、Navigator（航海家）、Safari（探险家）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浪漫情怀：网络是一片处女地，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地探索，无论它是多么地晦涩难懂或是稀奇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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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被精确调试过且运转高速通畅的机器，用以传递我们需要的答案。不论你想要找的是什么，咨询也好，娱乐也罢，它都能以非常高的效率找到。在谷歌首页输入一个问题，你一般都能在第一页得到最佳答案而不需要点击下一个链接。在咖啡厅听到一首歌，就能立即轻松购买并随即在你的手机上播放。Facebook鼓励用户安全地待在它的蓝色墙后面，因为它似乎能够提供你想要的一切。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手机应用访问互联网，这意味着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输入网址，就能使结果更加准确。互联网的西部蛮荒时期已经结束，潦倒的村落都变为了现代的商场，并已发展得十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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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搜索，但正是因为它如此高效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就自然不会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依赖于那些没有被解答的问题来维持的，然而谷歌有着所有的答案，从来不会说“我不知道”。从信息的角度来讲，这使我们会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知识，而轻率地忽视了尚不知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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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技术传播者罗伯特·斯科布尔（Robert Scoble）曾这样说：“在未来，你打开Facebook的同时，所有你想要知道的信息都会从屏幕上出现。”然而，好奇意味着你想要发现尚不需要或者不感兴趣的事情，只有当你找到它时才会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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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学者艾森·扎克曼（Ethan Zuckerman）曾指出，18世纪出现的那一类老式纸质媒体可以更好地通过创造偶然性来激发人的好奇心，尽管这正是源于其局限性。报纸的头版可以用Lady Gaga的服装来吸引你的注意，然后引导你一直读到一篇关于突尼斯革命的报道。好的书店仍然比亚马逊更能让人注意到以前没听说过或者没打算找的书（最近的研究发现，人们在书店冲动购买书籍的可能性是在线网购的两倍）。如此看来，从前的媒体更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谷歌可以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是却不能告诉你应该问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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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拓宽了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不等于好奇心也随之自然而然地被扩展。事实甚至与此相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创建了一个包含从1945年到2005年发表的总共3 400万篇学术论文的数据库。他通过分析文章的引用列表，来看当期刊从纸质发行转至在线发行后，研究形式是否有所改变。因为数字文献远比纸质文献易于搜索，所以他最初假设学者们能使用互联网拓宽他们的研究视野，因此文献引用的多样性应当会大大提高。而结果正好相反，他发现在期刊转至在线发行之后，学者们实际上较以前引用了更少的文章。可用信息的拓宽反而导致了科学和学术的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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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此发现进行解释时，埃文斯指出，如谷歌一类的搜索引擎通常会有一种齿轮效应（Ratchet effect），这会使受欢迎的文章越来越受欢迎，于是就快速地产生和强化了什么重要而什么不重要的共识。此外，超链接的简单高效意味着研究者将忽视那些不是最相关的文献，而从前使用纸质出版物的研究者在翻阅期刊时则不可避免地扫过这些内容。虽然在线研究相对于在图书馆无疑更高效、简洁、可预测，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缩小了探索研究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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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破除地域、文化及语言屏障的能力被广为认可。然而有证据表明，虽然互联网扩展了部分人的眼界，因为他们使用网络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眼界反而变得更狭窄。艾森·扎克曼发现，美国互联网用户所阅读的新闻有93％会在国内以纸质形式发行，事实上，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不狭隘的国家之一。而法国的新闻网站98%的流量都在国内新闻页面上。“信息可以在全世界流动，”扎克曼说，“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则常常高度本土化和部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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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费尔南多·费雷拉（Fernando Ferreira）和乔尔·沃德福格（Joel Waldfogel）研究了来自22个国家的消费者自1960年以来的半个世纪内购买音乐的消费习惯。你可能会认为在YouTube、iTunes和Spotify盛行的年代，我们的音乐品位将变得国际化和异质化，然而费雷拉和沃德福格却发现，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自己本国的音乐，并且这种倾向自本世纪初开始正在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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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意外之得”可能性的减少会使得创新变得更难，因为创新依赖于知识与想法的不期之遇。当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获取同样的信息时，就很难找出最初的关联点。扎克曼回忆说，有一次他向一些投资经理做了一场关于“意外之得”的演讲。一开始他还担心如何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结果他却发现每个人都听得聚精会神。“在金融界，每个人都在读彭博，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信息，”扎克曼说，“但是他们想要找的却是如何跳出常规来获得灵感的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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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互联网没有让我们对新的信息、其他的人、其他的国度敞开心扉的潜力，而是这种潜力往往都被埋没了。将来，能够将这一潜力加以利用的人会发现自己有越来越强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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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德赛》中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罗马名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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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学家马修·格林（Matthew Green）曾这样描述过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在1715年的约翰咖啡馆里，你能听到人们从一个话题转换到另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无关话题。比如，从斩首叛军詹姆斯党主（Jacobite Lord）的新闻可以转移到讨论“砍头是非常容易的致死方式”。在此过程中，某位参与者告诉大家他正在进行的一个实验：将一条蛇切成两半，而后惊讶地发现被切开的两段蛇身居然各自爬向不同的方向。于是在场一些人便会推论，这是不是证明了双重意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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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尔的一项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给孩子们讲的故事越多，他们越能够理解其他人的想法。有一个反常规的统计结果是，看电影能有同样的效果而电视则不能。马尔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小孩通常是独自看电视，而去电影院则是和父母一起，如此一来就能相互交流。儿童的同理性好奇似乎同知识性好奇一样深受父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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